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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大和解戴晴提南非模式引起回响
作者:江迅
「六四事件」亲历者和研究者戴晴呼吁：平反是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行为；应借鉴南非模式，对「六四」评价完全对立的双方，实行真相调查、正义认定，然后实现社会和解。她的呼吁激起海内外巨大的回响。澳洲的中国和解智库海外召集人丘岳首呼吁成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解决六四问题的第三条道路浮出水面：体制内的开明派、改革派与社会上的理性人群推动和解，化解仇恨。
还有三个月，就是震惊中外的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发生二十周年纪念日。在这一天，炎黄子孙心情复杂，在追悼事件死难者的同时，都希望中华民族能走出这段历史伤痛。人们开始议论纷纷，有要求彻底平反，有坚持当年开枪实出无奈，认为稳定压倒一切，不愿再提。不过，另一种声音开始浮现。身在北京的当年「六四事件」亲历者和研究者戴晴，透过亚洲周刊呼吁：借鉴南非模式，对「六四」评价完全对立的双方，实行真相调查、正义认定，然后实现社会和解。
她的呼吁激起海内外巨大的回响。在澳洲的中国和解智库海外召集人丘岳首也发出同样呼吁，连手组成「真相调查与和解委员会」，使死难者安息，让死难者家属慰藉，令中华民族重新上路。当年六四的亲历者如陈子明、梁晓燕等也纷纷对此响应，表示认同。
和解是目的，它与未来相联系，要求对立而敌视的双方能共同参与其中。真相与正义却是和解与宽恕的前提，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这二十年，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综合国力陡增，社会和民族精神面貌都发生深刻变化，在世界的话语权也越来越大。这一切为解决类似「六四事件」等敏感历史问题，提供了一个机会和基础。
「六四事件」真相未明，内情错综复杂，还有待更多资料披露。但作为执政党，当下的中共若寻求解决「六四」历史伤痛，有了较大回旋空间。南非实现和平的民主转型，是世上的一种奇迹，它的成功模式堪称典范，值得中国在解决六四和其它历史遗留问题时借鉴。调查真相，揭示真相，没有真相就没有正义，真相调查是为了大和解而不是为了聚集仇恨和再镇压。前进的中国，不可让历史悲剧重演。
戴晴说，「六四事件」二十年来，镇压的一方一点点改口，从「有组织的暴乱」到「动乱」到「风波」到「事件」，直到尽量一个字不说，恨不得全世界把这档子事都给忘干净。而被通缉、遭关押和逃亡在外的运动领袖，包括持同情态度的民众呢？则一直要求镇压当局和他们的继承人对事件、对受难者和当时的组织者「平反」。二十年了，占主导地位的，永远是这两边的声音，不是黑就是白，听不见中间的声音。在最基本的真相还没有揭示出的态势下，两边就这么对抗着。
她认为，第一是要一件一件个案剖析，不能笼统地说谁全对谁全错。第二是正义寻求与认定：发生了那么大的事，又积累了这么多年，连谁让野战军带着狙击手的一枪毙命武器，开进坐满人的广场，谁一次次拒绝斡旋，一边「期待广场血流成河」，一边分钱逃命，直到今天，无论真相还是正义，都没有得到全民起码共识，这个社会有可能和解和谐么？「六四」到了今天二十周年，政府那边选择不说话，越淡化越好。淡化并不意味着真相和正义，更不意味着人民就没了想法。就拿戴晴自己来说，为「六四」坐过牢，现在什么都没有，参加工作四十九年，没有工资，没有退休金，没有医疗保险，还不许她在自己祖国发表作品餬口。她没有恳请领导「平反」，但要求正义，坚持公民的权利。
戴晴提出「大和解」是基于南非成功的模式。她说：「当年南非的种族统治、种族压迫、种族残害，世人皆知。到了二十世纪的后期，在全世界，与普世价值对着干的国家，南非政权是一个，这就是为什么世界人权宣言的签字国一直谴责它、排斥它。南非的黑人和白人慢慢觉醒。图图大主教提出成立真相、正义、和解原理，极其艰难地成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在他们国家实现『和解』，一点不比中国容易。底层黑人被残害杀戮，多出于无理性与法制可言的种族压迫。后来，他们一个一个案子调查、分析、鉴定、解决。今天，我们希望有中间的声音：体制内的开明派、改革派；社会上的理性的人群，能够发出声音，使得正义伸张、仇恨化解，让社会一点一点进步，即所谓的『和平演变』，而不是政府里的强硬派和社会上的激进派永远打下去，再酿成事件乃至革命。」
戴晴在香港接受了采访，又匆匆赶去广州，而后返回北京。她是当年「六四事件」亲历者和研究者。上世纪八十年代，戴晴被人们列为中国文坛「八八之星」，当时就有评论提出三个「问题」：戴晴身为高干子弟，对社会的不公正现象，为何却持尖锐的批判态度？她作为一个理所当然的「既得利益者」，为何能对自己有可能获益的社会持一种理性批判？为何她文章的矛头专门指向一些人认为她本应维护的东西？
当年中国文坛出现了「戴晴现象」：其一，八六年前后，不少作家在探求实验性文体，戴晴却开始了她对话录与访问记的创作，访问的对象是梁漱溟、黎澍、厉以宁、严家其等学者，追寻的是人们所接受和关注的新思想新观点；其二，八八年，正当报告文学、纪实文学突然走红，不少作家为力免题材「撞车」而苦心思索，戴晴接连打出几个震动文坛和史坛的重炮，有《王实味与百合花》、《梁漱溟与毛泽东》、《储安平与党天下》，既是纪实文学，又是当代史论，用文学形式提出当代史上令人深省的问题；其三，八九年前后，人们还在继续关注戴晴作品时，她又参与关系国计民生的三峡论证，组织一批记者采编而自费出版《长江，长江——三峡工程论争》一书，打破围绕三峡工程不应有的沉默和平静，引爆理应展开的争论。
其实，戴晴提倡的「大和解」，在部分知识分子和民众中早有共鸣。零八年三月，中国和解智库历经多番曲折，在北京成功举办召开「冲突与和解」为主题的学术座谈会，二十多位学者与会。据悉，和解智库准备零九年在境外再举办一次类似座谈会。中国和解智库海外召集人丘岳首说：「我十分赞同戴晴的观点。将『和解』这一概念推向公共舆论，我以为不是早了些而是晚了些。受制于历史和现实诸多条件的限制，『和解』这好东西被我们冷落太久了。」
北京独立学者陈子明认为，八九年「六四」之前曾经有一个政治和解的契机。即使在八九年民主运动中，也有政治和解这种新思维的萌芽。他手上有三个资料：第一个就是刘晓波、周舵起草的《六·二绝食宣言》；第二个是《经济学周报》在六月四号那一期发的一篇文章《中国需要平心静气》，署名是陈非，是经过编辑部讨论的；第三个是陈子明在那时给《经济学周报》起草的一篇社论稿，叫《以妥协求共识，以理解求团结》，但没有来得及发表，《经济学周报》就被封门了。他当时在那个文稿里写道：「如果政府和学生以及支持学生的民众之间的对立和冲突能够和平地解决，中国就会在宪政、法治、民主的道路上前进一大步；如果天安门广场上的政治僵局继续维持下去并最终导致流血，中国的政治改革进程就会大大地倒退」。「政府中的一部分人和民众中的一部分人，都缺乏『政治和解』的理念……当人们的价值、利益、选择出现矛盾时，则以妥协求共识，以理解求团结」。他认为，应当追寻和积累自己历史上「和解」文化的每一个资源，使之发扬光大起来。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张博树说，「和解」代表了一种政治文化，是在平等意识上的一种沟通、一种交流、一种妥协。这种传统的确是中国缺乏的一种东西。但正因为缺乏，所以更需要提倡。现在面对的是这样一种强权，在中国的这种政治环境里面，要想来推进政治的和平转型，就需要不断放大和解的声音。之所以在当今提出这个概念，前提是过去存在六十年的这样一个制度本身是一个专制，这个制度是没有生命力的。今天所做的，不管是实践层面的，还是思想层面的，其最终目标都是把这样一个政治体制给变了，变成一个现代的民主制度。政治和解的目的也是要促成制度的转型，和解可以作为制度转型推进过程当中的一种手段或策略。那么，和解具有的政治价值就表露出来了。
北京环保志愿者梁晓燕也说，对于和解，除了政治领域，可以从现在可控的领域开始，需要有一种建立在社会最基层寻求和解的共识。和解要从大家愿意寻求共识开始，尝试建立起这样的一种机制。现在，完全可以从非政治领域开始，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不亚于政治领域。她说：「我更倾向于从一个一个的社会细胞，建立起一种公民的沟通、协商、寻求共识这样的一种机制。这就需要从一个一个小小的公民群体开始，大家在一些领域中学会共同共事。否则一旦政治机遇突然来临，我们就很难寻求政治共识。因为我们事先完全没有这个机制和这种训练，一到那个时候，所有个人都在说话，所有人的声音全都在一片嘈杂中，很难变成社会共识。这个机制的建设和能力的训练，不必等到政治环境根本变化的那个时候。我自己更觉得应当从寻求社会和解开始，使得这种和解的声音在不同层次上的传播，也使得寻求和解的努力在不同的层次被人实施，不是只在政治层面的传播才是有价值的。」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杜光说，要构建和谐社会，就必须提倡宽容和解的精神，这是和谐社会的重要构件。要实现和解，就应当解决形成当前的不和谐局面的社会矛盾。一、对于一些全国性的历史积案，如反胡风、反右、文革等，执政党已经意识到这些历史错误，就应该公开向人民道歉，求得人民谅解。二、对于目前认识还有分歧的事件，如「六四」，则可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真相委员会」或「和解委员会」，查明来龙去脉，公布真相，该道歉的道歉，该赔偿的赔偿。三、对于遍布各地的冤假错案，可成立省市县的「真相委员会」或「和解委员会」，接受蒙冤群众的申诉，查清事实，依法处理。四、解除对一些守法公民的监视、跟踪，转变以友为敌的阶级斗争思维方式，以理解取代敌视。五、取消劳动教养制度，撤除劳教场所。六、解除对滞留国外的同胞的回国禁令，允许他们来去自由。这些都是实现社会和解的重要步骤。任何一个问题的解决，都可以得到民众的理解和支持，提高执政党的威信，改善党和人民的关系。
二月二十二日，戴晴在香港接受亚洲周刊专访，以下是访谈摘要：
你什么时候有「和解」的想法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吧，我那时候说，现代中国有两个革命，一个是共产党推翻国民政府的革命，一个是现在对共产党不满的人要推翻共产党的革命。有的人是两个革命都喜欢，比如说刘宾雁；有的人是两个都不喜欢，比如我。因为我看到了像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这么了得的人，革命之后又怎么样呢？有的是喜欢前面的革命，不喜欢即将到来的，比如现在正当着权吃香喝辣的列位；有的是喜欢后面的，不喜欢一九四九年的革命，比如蒋家孔家的一些人。
四二七没镇压是双赢
在你眼里民间发出声音是不是「革命」？
我不喜欢革命，并不意味着厌恶民间发出声音。恰恰相反，民间声音比什么都重要：独立的利益团体；独立的报纸、杂志，要有法律保障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我并不反对纯洁的、富于正义感和责任心的学生，无论二十年前还是现在：对社会症结，他们最敏感、最敏锐，而且没有利益驱动。喊出来，大家警醒，制度改革跟进。但是我认为，「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都是后世政治势力将它们定义为学生运动。
你现在怎么评价当年的「六四事件」？
依我看，从四月十五日胡耀邦去世，到四月二十七日，共产党老调的社论出了，学生坚决抗议，结果共产党当局历史第一次没有镇压。这一段日子里，参与学生运动的青年人很多，包括后来不屈不挠的领袖，比如吾尔开希。在那阶段，大致是学生按照他们自己的认知、自己的脾性行动的。四月二十七日没有镇压，二十九日，统战部认为民众与社会「双赢」，开会庆祝。青年干部局长陶斯亮开场就说：孩子们太可爱了，我们的党也做得很漂亮。但有人不这么想。据我所知，郑义也从山西赶来了，和后来的领袖在地理位置上很靠近的北大作家班的作家们冲动得很。于是又有学生起来，「恳请恩师支持，不令民主运动夭折」，这是我五月初在北京大学参加赵萝蕤教授主持的女性作品研讨会时亲耳听到的。这局势一直延续到五月十三日。五月十三日之后的绝食到五月二十日戒严令发布，依我看，已经不是典型的学生运动了。
为什么如此评价？
群众运动的要素包括：有领袖，有目标，有策略，有利益群体。学生运动世事不公大声嚷，嚷完了就完了。而在戒严前这一周，嚷过的同学早已回去上课，但有人心不甘，比如现在在美国的王丹、郑义那批人。
群众运动使得等机会发动清肃以重排交椅的政客看到机会：中共党内，杨白冰、王震等已搬掉了胡耀邦，一直不满那时正在前台的赵紫阳。他们当然可以想别的招儿，但人群既然已经涌到街上，连国宾来了都不让，何不利用呢？五月二十日戒严令，算是赵紫阳拿不出办法的「一个证明」，但还没那么严重，严重到你老赵非走开不可，就是我们看到的对戒严令只发布、不执行：警察不动，居委会不动，基层党支部不动，这是共产党么？它最拿手的左右群众的活儿，怎么不出手？我们在那时候已经看得很清楚，这就是有意不动，让你闹，让你乱，乱到不可收拾，直到赵紫阳除了下台没第二条路。这已经是群众运动为表象的党内派系斗争。
你怎么评价刘再复和李泽厚的《告别革命》一书的观点？
这本书我没看，但有所闻。总的感觉，他俩提出的观点，与我所想的很接近。近代中国灾难重重，大家为救亡，把基本启蒙放下了。这就是理想主义者的悲剧：民族大敌当前，别的先放下，大家参加共产党抗日。而到后来，共产党通过整风抢救，把他们一个个改造成工具，再用到内战战场。现在他们自己不是说「两头真」吗？就是这一整批人生命历程的概述：年轻时代为追求真理真诚地参加革命，然后党指到哪打到哪，暮年离休以后大彻大悟、真诚地面对社会现实。中间那「不真」，就是共产党的工具。所谓「告别革命」就是不要用暴力的手段，去推翻一个你不喜欢的政权，就算一举成功，并不意味着社会改造完成。大家协商，作出妥协，不要动不动就打仗杀人。我向前一点，你退一点，你不让，我就退一点，整个社会一起往前走。如果「告别革命」是这个观点，我同意。
他们的观点被境外不少人批得厉害，你提出「和解」，不担心也会遭遇一场批判？
「六四」十五周年时，我发表过两篇文章，提出过类似「和解」的意思，很挨了些板砖。骂得比较精采的一句是「戴晴的良心让狗吃了」。因为我明确表述：一九八九年五至六月间发生在北京的天安门广场的事情，这不是一场「得到了控制的暴乱」，也不是一个「遭到镇压的伟大民主运动」。它是现中国在实现其社会转型时候的一个挫折、一个后退、一场悲剧。这一挫折改变了中国发展的轨道。你采访我谈这个观点，确实是在招骂，但我又一想，这些话是要有人说的呀。
今天具备条件成立「和解委员会」吗？
没有。我活着看见的机会都很小。但并不能意味着我们不说。但这一原理，在南非已经成功实践。刚才你告诉我，有的省已有公民以网民身份被选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这又给了我一点希望。在中国，连一个业主委员会都成立不了，连一个村长直选都障碍重重。社会如此不成熟，恐怕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都难于组成。不仅「六四」的真相调查不了，上世纪三十年代AB团真相能调查吗？延安整风的真相能调查吗？这么著名的张东荪，把他由中央政府委员打成「叛国」，最后死在牢里，真相调查能开展么？好在现在一本本当事人的回忆录出版了，当局想要掩盖历史真相越来越不容易。但一些重要史料也面临有意销毁。目前民间与极权的力量相差还是太大。不过，我们不发出声音，那两边你死我活的声音会更大，仇恨的结会越抽越紧。
要调查真相，你最担心什么？
在中国，极权者走卒最常说的是：不错，我是关了你、打了你、毁了你的一生，但我是奉命行事。若问他谁给你的命令、你奉行这一命令的依据是什么，必须有法制。在法的面前，要有举证、罪责判定。中国法制不健全，执行成员构成问题太多，从警察、检察官到法官都得听党的，这些都十分可怕。还有立法的问题，一个《新闻法》，三十年都出不了台。所以说，每一步都困难重重，但我们还是得呼吁。
和解委员会如何构成，现在有人呼吁让民运人士回国回家，你怎么看？
我觉得外面太看重那些民运领袖了。你要让柴玲、李禄、吾尔开希「回家」，政府的客人？后盾强大的在野党？死难青年的血喂肥了的政客？因此，和解委员会要真正代表民意。什么是民意，现在连表达自主言论的自由都没有。与二十年前比，中国有了网络和网民，有了初始、虚拟的民间社会。民间社会的要素是，成员有自己的财产，利益独立于当局，有自己的声音、有独立的组织、有与当局抗衡的能力。这些在中国还远不成熟。
在境外叫得最激烈的人，并不一定够格参加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依我从旁观察，现在比较成熟、有点希望的还是在网络虚拟社会里。境外声音嘹亮，除了说话不必付出生命代价，还有一个原因：许多国家，比如美国顺应其反共传统，等于拥有资源。一些人喊出资源掌管者想要的声音，以维持生计。对此，我不说是好是坏，你找到资源，愿意做这些事，这是你的自由。但成立真相委员会，应由谁出任，必须认真考虑。当然，如果一开始就追查「六四」开枪令谁发布、如何下达的，容易把事情做死。我认为，可以先从容易下手的事着手调查。先要有一个概念，再要有方法和程序，而后让它慢慢成长。
对「天安门母亲」这一组织展开的调查，你怎么评价？
丁子霖等人「天安门母亲」的调查：死了多少人，他们是谁，出自什么家庭，怎么死的……对此我赞同而且钦佩。不过依我看，对「六四死难者」的界定，还可以再宽些。比如「六四」刚过去几天，北京有七、八个「砸军车」年轻人遭「立即执行」。这之前，他们属于「严打」（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严厉打击行业违法行为）对象，本已坐过牢，再送到新疆，原本刑期已满，回到北京，一肚子仇恨，「六四」事件中，看到军车、坦克，就跟着扔石头。他们就这么立即枪决。每个死者都有一场血泪故事。学生领袖、激进教授与作家，跟这些被枪毙的人，生命价值是一样的。在真相调查中，不能有所谓珍贵不珍贵之别。「天安门母亲」立足一个一个个案查清楚，我十分赞同。
赞同天安门母亲
有人问，下达了戒严令你还上街，自己就没有责任吗？
丁子霖的儿子是戒严令之后上街的。戒严令那天我回家，找不见女儿。他爸爸说：拦军车去了。我急了，立刻骑车出去找。最后在通向青龙桥的国际关系学院附近追上了。我朝她嚷，你勇敢啊，一个人去拦军车。你知道这军车为什么停下来吗？那是因为它得到命令，是你拦得住的吗？立刻跟我回家，哪儿也不许你去。我认为，不管李鹏（时任国务院总理）是什么样的人，他发布戒严令时那副凶巴巴的样子如何，但这是政府在那样的时刻发布的戒严令，实际意味着对违令者什么都能干。戒严令在当时确实尽量让北京人都听到了。这里既有常识问题（公民必须遵守政府法令），又有阴谋在运行：发布者为什么不抱着保护平民原则积极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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