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流


时下大陆流行“红色之旅”、“红色经典歌曲”、“红色记忆”、“红色文学”，概括起来十个字：“不忘革命苦，永记阶级仇”。所以重庆医科大学斥资三百余万元竖了一尊毛泽东巨像，以示紧跟。其实这些“伟大的创举”、“伟大的作为”都在和胡锦涛总书记“以人为本”、“和谐社会”对着干，不知为什么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宣部却装聋作哑连屁也不放一个？

在这沉渣泛起的阴暗日子，说不清是酷暑还是严寒的岁月，我回到故乡成都小憩，突然心血来潮，走访了当年战斗过的农村——成都和平乡九里堤村，看一看那场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到底给农民带来了什么好处？富了、穷了、长了、短了……

九里堤村位于成都西外十余华里，其名来于村西北边府河的九里堤。堤像一条长龙，把奔腾咆哮直向成都市区扑去的锦江迎头拦截住，使它平静下来不再发怒，慢慢地唱着歌，迈着平稳的步伐绕城而过。传说，这堤是当年诸葛亮出任蜀相筑建的。成都那时常被洪水淹没，他率民筑堤，留名千古，故又称丞相堤。锦江河水来于灌县都江堰，水清而冽，无一丝尘垢，喝进嘴里甘甜甘甜，沁脾润心，哪像现在浑噩污浊。那时江里常有打鱼的小船，小船的船头上站着一排鱼老鸹，它根据主人的指挥钻到水中，把一条一条的鱼叼上船来交给主人，待主人喂它一小点鱼肉后，它又钻到水中去叼鱼，周而复始不停劳作。人何尝不是如此呢？其实我们就是一群鱼老鸹，死心塌地地为新政“叼鱼”，最后也变成了油锅里的鱼，任由毛大爷烹煮。

在那个“暴风骤雨”的日子里，我秉承团长张烈夫旨意，带着一帮恨不得立刻就发财的狂热分子，去收缴老同盟会员一个叫“威武将军”陈国栋的公馆。陈早年参加孙中山先生讨袁护法战争，作战骁勇，故有此封号。他的公馆很气派，占地不少于三亩，院墻外是一条宽约一公尺的小河沟，清澈见底的溪流不停地绕着院墻奔跑，汩汩潺潺，发出琴一般的声音。院墙笼罩在冬不枯，夏不黄的竹林里。院内各种树木四时常绿，鸟语花香，近似蓬莱仙境，难怪张区委爱上了它。公馆距通往洞子口乡的大道约一公里，门前是座精巧的红漆木桥，桥和一条乡村泥土小路相连，就像一条洁净的彩带把公馆系在田野上。小路两旁垂柳依依，常年吐秀。对着小桥是两扇嵌在高墙中的黑漆大门，门上钉有黄灿灿的铜钉。进得大门，是条宽窄均等的石板小道，小道把庭园分成两半，一半花草繁茂，古木扶疏；一半果橘连枝，黄金灿烂。小道尽头是客厅，客厅门窗雕龙画凰，古色古香，里面摆着紫檀木的太师椅，椅上放着红锦坐垫。客厅两旁有四个小间，是书房、茶室、琴室和赏花观景的花坞。客厅后面是厢房，再后是主人起居室。穿过起居室是花园，楼台亭阁、敞轩水榭，错落有致，别有一番情趣。在各房的门楣上，挂有大小不等的金字悬匾。那块悬在客厅正中的悬匾，足有一丈二长、五尺宽，四个“恩泽乡里”的金色大字生辉放光。上款是，“威武大将军陈国栋大人六旬寿庆”；下款是送匾乡亲的名字，时间是中华民国三十五年。从这块黑漆金匾里，可窥测到主人昔日有过的辉煌与荣光。

想不到六十五岁的他，被我们一纸公文一声命令，全家大小七口当天就撵到村里东边三间破茅草房里去了，这里就成了和平乡土改工作团部，也就是后来中共成都市第三区区委会的办公地。此后我去团部汇报工作，常见他穿着厚厚的长棉袍，戴顶压着眉眼的破毡帽，两鬓苍苍，胡鬓长白，柱着一根拐杖，迈着蹒跚碎步，不停地绕着那座原先属于他的公馆、现在是土改团的办公地址，无声无语，走去走来，有时还驻脚长望，凝目沉思。看着他那一副失落而又无可奈何的样子，至今仍有印象。

在那“红旗漫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分田分地真忙”的日子里，我这个“小革命”，指挥着一批村武装（即后来的民兵），把一个叫何寡母的地主斗得死去活来，一见着我们就哆嗦。又为了追缴莫须有的“赔退”（即追浮财，土改不但没收地主的土地，还要叫地主拿出格出的钱财来赔偿农民损失），硬把别人在外乡教书的女儿捉回来批斗，最后还强令别人光着双腿跪在炭花碴上。一个书香门第呵护下的千金，怎经得住我们这些折腾，疼得呼天抢地磕头求情，而我为了“站稳革命立命立场”，竟然飞起一腿，将她踢得老远老远。

还记得，我为了显示威风，把一个叫范瞎子的富农在大冷天里脱去衣服用风车风，还逼着他去河里抓鱼虾，弄得一身大病过早去见了阎王……罪过啊罪过！狼奶喂大的我练就一身吃人艺术，后来也被狼吃去。这个制度把我们一帮小年青变得没丁点人性，成了以作恶为荣的帮凶，疯狂地去为它卖命拼杀，自无好结果。

还得一提的，是这个村在“四大运动”中杀了不少人，村西头十三组那个叫边洪恩的边三哥，是洞子口乡乡长曾智清的拜把兄弟，曾有兄弟伙几百人，解放初参与“叛乱”，是“清匪反霸”中第一个被杀的恶霸。此后，众多的兄弟伙相继被镇压。边洪恩一家不仅本人被杀，两个叫大龙、小龙的儿子均敲了“沙罐”（1952年前杀人打脑壳，老百姓叫敲沙罐）。由于九里堤村位临“土匪暴乱”中心的洞子口，自然卷了不少农民进去，在新政伊始的短短时间里先后杀了十多个人。那些未杀未被关的叫“管制分子”，每周我都要给他们训话，他们一个个蹲在地上不敢动弹一步。我学着“老八路”样子，棉衣不穿披在肩上，板凳不坐蹲在上面，端着一个茶缸，嘴角上还叼根劣质香烟，一声长一声短，南腔北调，开口“我们共产党”，闭口“我们毛主席”……现在想起真他妈个活土匪。

我站在锦江河边久久无语，深深地反思，忽然间想起了元代诗人张养浩的曲儿“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其实地主也好，贫下中农也好；我也好，他也好，难道不都是普通的中国老百姓吗？一下为什么发疯似地斗了起来，改朝换代对我们来说有什么实际意义呢？其实不都是一群羊羔。当那时（1957年前的那时），我和他们兴高采烈地唱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那“天”，是这样的“明朗”吗？

“无边落叶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锦水在哀吟，锦水在哭泣，哭历史，哭灾难，哭死亡，哭仇杀，哭污染……九里堤村而今不见了，滚着菜花麦浪的田畴被高楼吞食，小桥流水和那竹林掩映的农户，成了“农转非”的居民，四处都是水泥森林，汽车闹闹嚷嚷，找不到一块安静的地方，是进步呢还是退步？是喜悦呢还是悲伤？这里个中味说不清楚。

我在茫茫人海中踟蹰，好不容易在路旁寻到一块不起眼的石碑：“成都市文物保护单位——九里堤遗址”（见图）。我在遗址石碑前徘徊，打听了好半天才打听出当年土改积极分子们居住的地方。他们都失去了土地，成日蜷缩在茶馆里“吹壳子”。在一间极其下等的茶社里我找到了当年“同食同住同生死”的“战友”，一个是武装队长陈福兴，一个先是长工后是“翻身”当过两届乡长的彭文光，还有一个是保护过安全的赤贫农杜华安。大家都老了，一个个思不敏捷词不达意。但一说到当年事又有了劲头，可这劲头像落地烟头一下就熄灭了。陈福兴语无伦次地说：黄工作队，我们土改翻了身分到田，过了一两年好生活，但太短，“统购统销”后就吃不饱了，接着就是“合作化”、“公社化”，化去化来田地都化归了国家，我们又成了穷光蛋，家里什么也没有，纵是几口破锅也交给公家炼铁去了，唉……

这一声“唉”，包含着无比辛酸和难过，也包含着人世间的不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九里堤村的集体土地全被政府和开发商征用，农村户口变成城镇户口，所谓“农转非”。农皮脱了，靠什么营生呢？一人分得十五平米住房，一月484元的劳保金。用他们话说“饿不死，吃不撑”，每天只能花五毛钱在茶馆里混一天。他笑笑，一脸山沟地穴，是嘲讽还是回忆地说：黄工作队，我还记得你老讲，十年后农民就会过上“耕田不用牛，点灯不用油，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共产主义’生活，嘿，现在真的过上了……”

我一阵无语，不知说什么好。

闲话后，陈福兴带着我去看望彭文光。彭是雇农，“土改”极积分子，我下村去“访穷问苦”，他总背着枪保护我。因立场坚定，斗争性强，后光荣入党，“建政”时被选为乡长（土改结束建立乡一级政权）。不知为什么，他干了两届便“辞官”回家种田。他的家住在六层楼房的最底层，黑黑的没有阳光，水泥地板水泥墙，一件像样的家具都没有，家里惟一值钱的是那台收破烂也不收的电视机。他成天就呆在这屋子里哪也不去——不是不去，能去什么地方呢？哪儿都要钱，他哪里有钱？

“土改”时他是雇农，一个光棍，按政策可分双份土地，共得三亩二分上等好水田，喜得他几天几夜没睡着觉，可40年前土地就归公了，而今仍是赤贫一个。如果不归公，按此时此地市价折算，应值一千余万元人民币，那真是富翁了。他穿着一身脏兮兮的中山装，样子没多大变化，谈及往事毫无兴趣，冷冷地道：那田那地不是挣来的，该收该收，得感谢党和政府，不干活也养着我们，一月发四百多元哟！……

是呀，“得感谢党和政府”，他们全变成了不劳而获的“地主”，坐着也不饿肚子。

在回归的路上，我在想：他们似乎又回到了那个“仰着睡还有条球，卧着睡连球也没有”年代。

土改，土改，谁是真正的得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