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纪念“五四”九十周年
作者：陈奎德
一、作为灵感源头的五四
五四距今已九十周年了。每逢五四，中国知识人，“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行礼如仪，批评如仪，概叹如仪。
五四之于现代中国，正如春秋战国之于传统中国，是源头，一个不断被回溯被援引也被批判的灵感源头。
五四之后，中国的一切重大变动，冥冥之中都与它隐隐牵连；学术的各门各宗，多承五四传下的脉络余绪；政治的各党各派，多以它的继承人自居；而五四的历史记忆，在中国的各个时期各种论述中，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风貌。各说各话，众声喧哗。即使是同一学者，每年躬逢五四，都要搜尽枯肠，标新立异，“被‘创新’这条狗追逐着”，力图岁岁颁布不同的“新话”。于是，各种“五四”，千姿百态，轮番登场。一门“五四学”，已经隐然成型。
笔者不敢“惟新是求”，无欲制造年年耸动的“五四新话”，因而“卑之无甚高论”，尽皆“平情肺腑之言”。如所周知，在五四文化运动中滥觞的众多思潮，经历史淘洗，逐渐归化成了三大意识形态—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及共产主义，它们深刻影响了现代中国的命运。当年，相对于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而言，马克思列宁式的共产主义，号称后起之秀，是最新的“科学”，是当时的“新话”，在克里姆林红墙后面的第三国际运筹下，“正磅礴于全世界”。
然而，九十年过去，当日“新秀”，而今安在哉？
反之，五四时那些牢牢黏附在历史上的元素，虽屡经风雨，被政治力量踩在脚下，却历久弥新，屡仆屡起。如此，作为现代中国的一个主要精神符号，五四，已登堂入室，鋳为经典，循环演出。
二、两个五四导致中国精神分裂
如所公认，有两个“五四”，它们具有不同的内涵。
一个是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五四”，它以《新青年》杂志为中心，是从一九一五年到一九二三年掀起的一场文化运动。其基本的精神资源是自由主义，其基本口号是”民主与科学”。
另一个是作为救国运动的“五四”，即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因巴黎和会外交失败而爆发的学生游行并火烧赵家楼的事件，直到六月三日上海的总罢市为止。其基本精神资源是民族主义，其基本口号是“外抗强权，内惩国贼”。
可以看出，这两个“五四”，虽非剑拔弩张绝对冲突，但其根本精神取向迥异，前者指向个人，后者指向国家，蕴含内在的紧张。粗略而言，九十年来中国连绵不断的精神分裂，是沿着这一条基本轴线展开的。
在两个“五四”间绷紧的，就是“人权”与“国权”的张力。是现代中国多次回旋往复的主调，旋律循环，余韵绕梁。
五四的具体文化成就，举其荦荦大者，计有其三：
新文化运动首轮攻击目标，是中国的文言文，提倡白话文，首功当推胡适。
新文化运动的重心，是激烈批判中国的传统文化，提倡”科学、民主”，追求个性解放，核心人物是陈独秀。
新文化运动在文学方面最杰出的代表是鲁迅，他的作品，深入骨髓，摇撼人心。
人或问，作为现代中国文明的转折点，五四何以兴起，何以骤然如狂飙坠地？
人们注意到，五四的兴起，拥有四个独特的条件，这是其他年月极难凑巧会齐的。
从社会控制来看，其时民国初建，军阀割据，政府势弱。特别是袁世凯恢复帝制失败，1916年去世后，中国一方面因宪政试验陷入困境，国民曾受局部战乱之苦；但另一方面，因为中央控制力的减弱，没有统一的意识形态和强势政权，当时的社会控制和言论管制是20世纪最为松弛的时期。
从文化资源来看，当时的中国，国门大开，列强在中国多有租界，各类报刊杂志纷纷出土，人员与资讯的交流活跃频繁，过去中国人闻所未闻的东西纷至沓来。
从精神需求来看，当时处于断层。科举路断，中国人失去了传统的安身立命之所，内忧外患，不知所从。
从核心人物来看，一九零五年科举废除后，读书人断绝了传统的进入政权结构的读书作官道路，他们出洋留学，或在国内首受新式学校教育。这批人，十多年后，到五四时，已经破土而出，俨然崭新的一代，成为教员、作家、律师、记者等自由职业者，与科举考生划然而别，变成不受中央政治体系约束的“游魂”。他们既接受了国门开启后的新思想，又继承了儒家以天下为己任的旧怀抱，办学办报办刊。而社会上还残存的传统中对读书人的尊敬，遂使他们一呼百应，广有影响。
如此，因缘际会，新思潮得以风靡一时。正如20世纪著名物理学家普朗克所揭示的：“科学的重大革新不是靠通过说服反对者而获得胜利的，她最后的胜利是由于反对者们终于死去而赞同她的年轻一代成长起来”。
五四，在这样一个特殊历史情势下风生水起。它塑造了现代中国文化最为繁荣的狂飙突进时代。
三、非基主义的五四及其文化后果
然而五四，作为西方与东方大规模遭遇之后的文化产儿，带有当年西方文明和中国文明的鲜明时代特征和历史烙印。这里有以往不被注意的两点，切切不可忽略：一是它的反基督教色彩，一是与之相关的反帝意识形态。
二十世纪初叶的西方，特别是是欧日，启蒙的世俗运动臻于顶点，无神论大行其道。1922年3月11日，北京学生响应上海的呼吁，成立“反宗教大同盟”，蔡元培等人予以支持。3月21日，主要由留日和留法学人李石曾、陈独秀、李大钊、汪精卫、朱执信、蔡元培、戴季陶、吴稚晖等77位学者名流以该同盟的名义联署发表宣言通电全国，指出：“我们要为人类社会扫除宗教的毒害。我们深恶痛绝宗教之流毒于人类社会十倍于洪水猛兽。有宗教可无人类，有人类便无宗教。宗教与人类，不能两立。”发生在中国的这场非基督教运动，是在俄共与共产国际远东局、青年国际的直接指导下，由中共发起，也包括国民党等参与的运动。共产国际将基督教以及在中国青年中滋长的亲美思想，视为中国人效法俄国革命的障碍。因此，发动非基督教运动旨在打击在华宗教势力，削弱西方影响，唤起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当年，虽有北京的五位大学教授周作人、钱玄同、沈士远、沈兼士及马裕藻发表《信仰自由宣言》与非基督教力量抗衡，然势单力薄，不成气候，迅速式微。
在这种精神背景下，五四的主流，染上了鲜明的反宗教特别是反基督教的色彩，它孕育了九十年来强势“反帝”话语的文化基因。
另一点，由于俄国列宁把马克思主义改写为非西方殖民地反抗西方宗主国的意识形态，它经过十月革命传入中国后，掌控了部分五四菁英。因为它既是西方传来的最新“科学”，又是本民族反基督教反西方列强的武器，这一“反西方的西化”、反宗教的世俗化极投合受过五四洗礼人物的民族主义和科学主义的潜在心理。
于是，新文化运动中，基督教思想基本上被边缘化，不久，自由主义色彩也开始逐步淡化，而反帝得声浪日高，造成了深远的历史后遗症。
四、清点五四遗产
九十年后，我们清点反思五四遗产，核心的问题势难回避：何者为正，何者为负？
白话文的成就已很少争议，它已凝结在现代中国文明之树上。
科学已有进展，但主要层面局限于技术。科学的灵魂：怀疑与创新，仍嫌稀薄。
而民主在中国，至今尚付阙如。如果说有什么令五四先驱死不暝目的话，显然，莫此为甚。而二十年前的六四天安门事件，作为五四的回响和自由主义复兴的先声，正是执行五四遗嘱的一次悲壮尝试。
身处21世纪初叶的中国，今天的基本精神环境与历史使命，与五四当年已有了四点重大区别。
第一，九十年后今日之中国大地，经历旷世大灾难后，基督教已翩然降临。它与五四时期的文化氛围已经判然有别了。无神论已不再是知识界主宰，基督徒已如雨后春笋，悄然出土，广传福音，中国这块精神贫瘠的土壤如今已开始接受神圣的眷顾。
第二，五四时所谓“强权vs.公理”，今天以“中国特色vs.普世价值”的面目出现。当年巴黎和会对中国不公正的一纸和约，激起中国公众“强权战胜公理”的汹汹愤懑。今日之潮，却反其道而行之：“中国特色”在“普世价值”进逼下，且战且退了。
第三，应客观承认，五四新派人物对文化传统的解构，矫枉过正，导引文化激进主义滥觞。特别是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国文化受到两方面的夹击。一方面，外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国教的地位君临天下，中国文化中人本主义、中庸宽容、天人合一的层面被官方教义冲刷荡涤。另一方面，政治化儒家思想中的“纲常名教”的传统却潜在地进入统治阶级的行为模式之中，并为当代极权统治提供了政治文化土壤。特别在文革中，“反传统”和“极端传统”两极同时出现。在”反传统”侧面，中国文化残存的代表、知识分子和士绅受到残酷迫害，文化经典横遭扫荡。而在“极端传统”的侧面，则是帝制幽灵游荡，等级制度森严，愚民主义极致，冤狱遍于国中，痞子横行无忌。登峰造极时的文革，中国大陆已成文化沙漠。当代中国势将面临中西文明两翼平衡复兴的艰巨使命。
第四，关于文明聚焦的重心应对外还是对内的问题。毋庸置疑，五四时期来自外部危机导致的民族主义情绪是具有时代合理性的，处民族存亡之秋，它有建立中国的民族认同的历史功能。因此，基本上，五四的重心是向外的。今天的中国，并不存在深重的外部危机，中国处于历史上外部环境最为和平安宁的时代。因此，今天中国的问题主要是内在的，任何稍有现场感的知识者都能判断，中国的危机在内部，解决中国问题的重心，也应是向内的。不注意到今天与五四的这一重大区别，仍然企图用狂热的民族主义或左翼论述去主宰民众情绪，无疑将把国家命运导向危险的深渊。
鉴于九十年来基本价值符号的曲折遭遇，一次次回溯五四，就成为现代中国的历史宿命，五四回旋曲势将岁岁鸣响，直抵历史的纵深。五四，远未到“托体同山阿”的时候。笔者的直觉是，只有当国人已不大热衷谈五四了，中国社会的精神氛围才真正五四化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