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民主化的例外吗？--"六四"二十周年对中国改革路径的反思

余杰


一、近二十年来中国官方意识形态的变迁

"六四"事件是中国当代历史的一个转折点，也是官方所倡导的主流意识形态破产的标志。在我看来，一九八九年的枪声和坦克的轰鸣，让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究竟是不是一种"宗教信仰"，至今仍然还存在争论，但至少它们可以看作是一种"次宗教信仰"或"准宗教信仰"。在我所认识的人当中，有不少人具有共产党员的身份，但我还没有发现一个真正在理念上皈依的共产党员。

我个人经历过这样一个小细节：在奥运会前后一个多月，北京市国保大队（原政治保卫处）的便衣，分三班倒，每班三人，二十四小时在我家门前监视。我出门到任何地方去，都必须乘坐他们的车辆。我周末去我们的家庭教会方舟教会聚会，他们也开车送我去。路上，我跟一名便衣聊天，他很羡慕地说："人还是要有信仰，这样生活就有了目标。"我反问他说："你们当警察的，全都是共产党员，你们不是有自己的信仰吗？你们入党的时候都对着党旗和党章宣过誓，你们信仰的不是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吗？"这名便衣叹了一口气，对我说："你不要讽刺我了，这年头，还有谁信仰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呢？入党还不是为了混一口饭吃。我们当警察的，谁上台就跟着谁干。"这个故事生动地说明了今天官方的意识形态再也无法像毛泽东时代那样对人们的精神世界产生征服性和控制性的力量，它变成了一个公开的笑话和皇帝的新装。这种情形与苏联解体之前非常相似。

最近，戈尔巴乔夫基金会出版了一本论文集《奔向自由--戈尔巴乔夫改革二十年后的评说》，收入了苏联改革的实施者、亲历者和研究者的许多文章。其中，纽约大学俄罗斯问题专家史蒂文·科恩在《苏联的制度能不能改革？》一文中，分析了当时苏联一千九百万党员的情况，"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就社会地位和政治观点来看，与未入党的苏联公民没有什么区别，他们在改革年代的表现也各不相同"。今天的中国也是如此，除了党员中百分之十左右的既得利益阶层（如官僚、有一定权力的公务员和垄断性的国企的管理层等之外）之外，大部分党员也是专制制度的受害者，也是公民权益得不到保障的群体，同时也是在个人生活领域缺乏道德伦理约束、在公共生活领域缺乏现代公民意识的"沉默的大多数"。

在九十年代初，人们普遍感受到，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退潮之后，遗留下了一个巨大的价值、信仰和精神的真空。如何填补这一真空呢？官方的策略是有计划、有步骤地掀起传统文化热、国学热和儒学热，并煽动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潮。比如，在教材中大量增加"爱国主义"内容、各大学建立国学院、大学生以古装实施"成人礼"、北大校长声称启用"汉服"作为学位服、大量关于"国学"的通俗读物流行、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讲授传统文化等。当年批判孔子的共产党，摇身一变成了孔子的崇拜者。胡锦涛一手毛泽东，一手孔子，并没有左右手互搏之矛盾。毛泽东历来喜欢秦始皇，而不喜欢孔子。一九七三年，毛泽东写了《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一诗："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这首诗之所以写给郭沫若，是因为郭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在重庆写了《十批判书》，称赞孔子"是顺应着当时的社会变革的潮流的"。毛泽东不赞同这个观点，毛时代孔庙被砸、孔墓被挖，毛是幕后指挥。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尊奉毛泽东思想的党，却开始尊孔了！

毛泽东做梦也不会想到，中共居然斥巨资在全球范围内创建"孔子学院"：全世界已有八十一个国家建立了两百五十六所孔子学院和五十八所孔子课堂。世界著名大学中有四十四所大学建立了孔子学院。二零零八年，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注册学员十三万人，举办各种文化交流活动两千多场次，一百四十多万人参加。表面上看，孔子学院是对外汉语教学的机构，但实际上它是中国对外宣示"软实力"的手段。据我对西方国家的某些孔子学院的了解，孔子学院的扩张，对西方的学术自由的原则形成了威胁。比如，一名对中国政府的某些政策持批评态度的西方学者，根本不可能获得孔子学院的教职和研究项目，更不可能获得邀请到中国访问和讲学的机会；相反，如果一名愿意赞美中国当局的西方学者，便会从孔子学院获得丰厚的资助，受邀访问中国并被待若上宾。长此以往，中国研究这一领域便可能形成唯中共马首是瞻的"潜规则"，使得学术求真的原则被扭曲，使得学术沦为政治宣传的牺牲品。

毛泽东更不会想到，祭孔和祭皇帝、炎帝等活动如火如荼。据新华社二零零九年三月二十九日电：己丑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当天上午在河南新郑市轩辕黄帝故里举行，参加拜祭活动的包括世界五大洲的华人代表、港澳知名人士、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奥运健儿、汶川大地震抗震救灾英模等各界代表共两千余人。拜祖大典在九时五十分正式开始，寓意黄帝"九五至尊"。鸣放礼炮、敬献花篮仪程之后，宋楚瑜及夫人陈万水点燃头香，向黄帝像敬香礼拜。河南省政协主席王全书恭读《拜祖文》，三百余人的合唱队齐声高唱《黄帝颂》，舞蹈演员跳起敬拜乐舞。同样的祭祀大典在陕西黄帝陵举行，首席嘉宾则换成了另一个台湾过气政客连战。此种祭祀大典，可谓一举三得：首先，它是由政府组织的，是政府灌输其意识形态的渠道。郑州市宣传部长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拜祖仪程共九项，包括盛世礼炮、敬献花篮、净手上香、行施拜礼、恭读拜文、高唱颂歌、乐舞敬拜、祈福中华、天地人和。其次，它又清晰的商业考量，报道说，拜祖大典举行了项目推介会，十二个项目进账七十三点五亿元，这是地方政府一贯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思路。该大典从一九九二年开始，费用由地方财政承担，虽然获得了推动旅游的效应，但明显违背了政教分离的原则。第三，它又蕴含了统战目的，用上头香等尊荣的待遇来吸引台湾的一些过气政客，以促进"两岸统一"。

二、虚骄的"中特主义"与狭隘的民族主义

二零零八年年底，中文网络上流传一个"绝对让西方帝国主义闻风丧胆"的诗朗诵《2009，中国加油！》的视频，一群系着红领巾、脸蛋没怎么洗干净的乡村小学生集体朗诵道："大雪，像西方的价值观/自由地飘洒/漫天哀愁，一地冰碴/中国退缩了吗？/没有！奥运成功了！我们胜利啦！……瘦瘦的欧罗巴，挡不住天朝的金戈铁马/地震的余波也能把法兰西摧垮！……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不改旗、不易帜、不回头/将反华者狠狠地踏在脚下……"二零零八年下半年，欧美国家开始受到经济危机的困扰，而中国的经济危机至今尚未充分暴露。中共当局自以为中国是全球经济危机中惟一没有受害的"孤岛"，专制政治加畸形的市场经济是他们成功的秘诀，所以"中特主义"的话语一枝独秀，不少狂妄者甚至喊出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霸主、中国可以出头拯救世界的豪言壮语。这时，知道自己的家底究竟几何的温家宝不得不出面来"灭火"，承认中国的实力还不足以在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中"力挽狂澜"。

经过八九之后二十年的民族主义灌输和宣传，到了二零零八年终于开花结果了。我的朋友、评论家刘柠在《"中特主义"o汶川地震o南京大屠杀》一文中分析说，二零零八年，几乎所有中国人都会感到"中特主义"话语的急剧扩张，不只是分贝高了几个音阶的问题，其对西方社会、普世价值观所表现出的志在必剿的气势汹汹，至少是过去二十年所未见的。而二零零八年刚好是所谓"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奥运元年，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在这样的历史关头，中共当局却做出如此决绝的反西方姿态，不仅应了那句"三十年河东，三之年河西"的老话，更从侧面为改革终结论做了一个形象而直观的注脚。二零零八年发生的包括汶川地震在内的种种自然与社会灾难，再次被意识形态机器置换为爱党、爱国的现代诸神狂欢。至此，此前还半遮半掩、欲说还休的"中特主义"已撕掉最后的遮羞布，开始奋起裸奔。邓小平倡导的"韬光养晦"的外交政策，在腰包日益鼓胀的胡锦涛时代，逐渐被"大国崛起"的自豪所取代了。

很自然的，在对华政策上首鼠两端的法国，便成了"中特主义"的替罪羊。就会见达赖喇嘛一事，其实德国总理默克尔的做法比法国总统萨科齐更加坚决：默克尔是在总理府正式单独与达赖喇嘛会见的；而萨科齐只是在一个非正式的场合会见了包括达赖喇嘛在内的若干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但是，中共方面对德国和法国的反应却截然不同：对德国，当然也是强烈抗议，停止了一些高层会面，但很快就恢复了起初的关系，对两国的经贸关系也没有造成什么影响；对法国，却要严厉得多，不仅在官方的煽动和鼓励之下出现了波及全国的抵制家乐福的活动，而且在媒体上高调责备法国的"背信弃义"。因为德国的政策的一以贯之的，在东德生活过的默克尔对共产党的本质知道得一清二楚，所以她不会因为经济利益而在人权等原则问题上让步；而法国的政策是变化多端的，时而强硬，时而软弱，时而强调价值，时而看重利益。而中共历来欺软怕硬，对德国，他们知道无法从根子上改变之，便只好假装回避德国的立场，尽力与德国发展经贸关系；而对法国，他们则通过某些惩罚的方式，让其变得"听话"一些，故意将政治与经贸挂钩起来。温家宝访问欧洲的时候，特意绕开法国，并毫不讳言这是对法国的"惩罚"；而当法国"转变立场"之后，又立即派出采购团专程赴方法国采购。现在是法国应当检讨其对华政策的时候了。

中国对法国的"惩罚"，在二零零九年春天继续发酵，其典型事件便是中国全国因圆明园文物拍卖事件而"群情激愤"：谁也没有想到，圆明园的兽首问题会成为二零零九年春天中国的第一热门新闻。类似的文物拍卖，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由佳士得坚持拍卖到有中国律师没有经过授权便私自代表"中国人民"发起法律诉讼，从神秘买家抛出天价到蔡铭超露面又拒绝付款，事件发展一波三折，就像一部电影一样扣人心弦。可惜的是，这不是一部正剧，甚至连喜剧也算不上，只能说是一部闹剧。一个自称已经"崛起"的政府支持一名财富来源暧昧不明的富豪，用这种小孩子过家家的方式来捍卫圆明园的文物，不仅不能让昔日的强盗反省和忏悔，反倒让自己陷入野蛮与愚昧之中。文物保护专家哀叹北京、洛阳等古城的毁灭，哀叹国内文物的流失与毁坏，他们的声音却无人倾听。北京大学教授、研究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专家晁华山在接收《南方人物周刊》记者访问的时候指出："你不会保护的时候，追索是作秀。你把你现有的东西保护好是最要紧的。那些东西在外面，你放心吧，坏不了。在国外没有人破坏这些文物的。"

然而就是当年《中国可以说不》的原班人马炮制出《中国不高兴》，并迅速窜踞图书排行榜的首位。西方媒体再次中计，以大篇幅来报道之。我回答包括法国《费加罗报》在内的外国记者的访问的时候，强调说：这样的垃圾西方媒体根本不要报道之，他们就是要吸引西方媒体的报道，来显示他们究竟有多么重要，并以此来促进这本书在国内的销售。这是一帮不择手段的奸商，他们不是知识分子，甚至也不是民族主义者，他们除了数钱之外，没有别的爱好。这也是中国的民族主义与其他国家的民族主义的不同之处。韩国确实有真正的民族主义者，他们为了与日本的领土争端，可以到日本使馆门口去剁下一只手指来；而中国的这帮家伙，除了对"今上"察言观色之外，便是费尽心机捞钱了。所以，对于中国民间的这种民族主义思潮，西方也不必太当真，就像当年中美撞机事件之后，那些去美国使馆扔砖头的学生，第二天却又乖乖地到同一个地方排队办理签证了；就像当年克林顿访华在北大演讲的时候，那个质疑美国民主的虚伪性的北大女生，后来赴美留学并嫁给美国人。在今天的中国，无论是虚骄的"中特主义"还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背后都是赤裸裸的功利主义。

三、中国改革路径与俄罗斯和印度的比较

在所谓的"金砖四国"当中，俄罗斯和印度常常被拿来与中国模式比较。这种比较的指向性很清楚：俄罗斯和印度是负面的标本，而中国是正面的标本，中国的媒体上经常用俄国和印度的混乱与贫穷来反衬中国的有秩序与富裕，进而表明"邓式改革"的独一无二。许多中国的知识分子也认定，虽然俄罗斯和印度看起来比中国要"民主"，但这两个国家的"民生"问题并没有中国解决得好，它们的经济没有中国发达，它们的政治也没有中国"稳定"。所以，中国成功地走出了一条"不要民主要富裕"的"第三条道路"。那么，俄罗斯和印度的社会发展真的比不上中国吗？中国真的是一个"放大的新加坡"吗？将中国的"跛脚改革"与俄罗斯和印度的社会转型相比较，我的答案与"中国优越论"是相反的。

我在二零零五年的时候访问过俄罗斯，据我在莫斯科和彼得堡等大城市以及一些中小城市的观察，就高楼大厦、车水马龙而言，俄罗斯的城市确实赶不上中国的城市。但俄国人的生活水准远在中国人之上，他们的医疗和教育仍然保持在一个相当高的水平上，多元社会已经形成，议会政治和言论自由成为民众生活中的一部分。普京虽然是一个强势领袖，但他不可能在俄罗斯重新建立斯大林式的独裁统治。迅速的私有化过程，固然造就了一个金融和工业寡头群体，但也给许多普通民众带来了创业和致富的机会。俄国就像是一架没有将所有马力都发动起来的机器，在发展效率方面尚待提高，但其发展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俄国的基本制度架构的问题已经解决，以后发生雪崩式的革命和解体的可能性不大。而中国基本的制度架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巨大的社会危机的到来只是被延宕了，而不是被彻底根治了。

即便是在九十年代中期俄国经济比较艰难的时代，也没有糟糕到中国媒体上故意渲染的那种人人吃不饱、穿不暖的程度。否则的话，为什么即便在那个时候，也有无数中国的"倒爷"和农民去俄罗斯淘金，而没有大量的俄国人跑到中国来讨生活呢？最近，"休克疗法"的实施者、曾经在九十年代初期担任俄国总理的经济学家盖达尔，在其新著《帝国的消亡：当代俄罗斯的教训》一书中，对"邓式改革"与俄国的路径作了比较，他对前者的评价并不高，他写道："我曾不止一次遇到一些左派知识分子，他们总是试图证明邓小平是多么正确，他将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分开，先从建立作用明显和不断壮大的市场经济着手，而没有提出政治自由化的任务。"但是，邓式改革因为拒绝政治制度的改革，所遗留的社会不公和制度性的腐败，一旦在未来某一时刻引爆，此前的财富积累将有可能瞬间化为乌有。所以，盖达尔认为，经济自由不可能独立于政治权利之外。专制不可能达成稳定，专制政权的崩溃是必然的，只是在什么时间、以什么样的方式发生。中国高兴得太早了。

曾经担任苏共政治家委员和苏联总统高级顾问的梅德韦杰夫，也在《改革曾有成功的机会》一文中分析了一个经常遇到的问题，即：俄国为什么没有选择中国模式？他指出："不应当把当时苏联领导人对社会改革的态度与中国模式对立起来。……要进行经济改革，就必须改革政治制度--首先是改革党本身，就必须使社会深入民主化，就必须有公开性和言论自由。"他强调，俄国的经济改革只能作为社会政治改革全面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戈尔巴乔夫的一篇访谈录中也涉及到对当代中国发展模式的评价，他在肯定了中国的成就的之后认为，"不能盲目地将其作为理想的模式和范例来照搬套用"。戈尔巴乔夫虽然不是中国问题专家，但他敏锐地发现中国存在的诸多严重问题，"如提高人民福利、化解地区、城市和农村发展层面的深刻矛盾，消除居民各团体在所处社会状况中存在的严重差别，克服贫困现象"。而要解决这些问题，首先的工作便是"扩大民主和公开性"。然而，戈尔巴乔夫的这些忠告，中国领导人是不愿听取的，他们轻蔑地将戈尔巴乔夫当作失败者和叛徒来看待。

而印度与中国的比较更有意思。关于中国与印度的发展模式的争论，近年来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末代港督彭定康在一本新书中引用印度工商部长迈勒·纳特的一句话："中国可能赢得短跑，但印度将在马拉松中获胜。"彭定康显然同意这一看法。中国虽然暂时利用"低人权优势"创造出经济奇迹，但民主滞后、公正缺乏、腐败严重，前景暧昧不明；而印度看起来在经济上落后了一程，种族冲突和宗教分歧也纠缠不清，但印度基本的民主架构已经完成，至少不会有政治制度全面崩溃的危险，所以印度很可能是未来的赢家。

从四月十六日到五月十三日，印度将举行第十五届人民院选举。这是世界上规模最大、难度最大、程序最复杂的选举：将有超过七亿人参加投票，参选政党一千多个，候选人四千多人，工作人员六百多万，设置投票站八十三万个，动用投票机一百三十六万台，用于选民手指上做标记的墨水为两百万瓶，选举一共耗资二十亿美元。据介绍，印度大选电子化程度较高，投票机简单易用，每个党派都有专门的标志，同时列出候选人的名字，选民只需按下相应的按钮就完成了投票。即便是文盲选民，也能得到工作人员细心的解释和耐心的帮助。在喜马拉雅山区，一些选民前往投票站须步行数天；而在沙漠地区，部分投票站只有骑马骆驼才能抵达。在古吉拉特邦还有一个投票站只有一位选民。各党派都将民生问题当作竞选重点，如国大党承诺"从老百姓角度看问题"，人民党许诺选民"生命和生活的保障"。这样的选举，中国仍然遥遥无期。中国的基层选举，在有限的几个地方试点十多年了，仍然不能扩展和推广。在沿海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十多个省区，如果启动县乡两级的选举，根本不会造成社会动荡，乃至危及社会"稳定"，可是出于党对权力的垄断，共产党连这点推动基层民主的诚意都没有。印度人可以通过选举换掉自己不喜欢的政党与政府，中国人却只能望梅止渴。与获得了真实的选举权的印度人相比，没有选举权的中国人除了惭愧还有什么呢？

经济学家陈志武在《印度比中国强在哪里？》一文中指出，一九七八年中国的人均GDP是印度的三分之二，而现在中国的人均GDP比印度高百分之七十左右。正因为这一点，国内很多学者和政府部门官员说，印度尽管有新闻自由、有民主制度，私有产权等等，但是它并没有创造出中国这样的经济奇迹。陈志武不同意这种比较。他以文化产业为例来讨论：按理说，中国有十三亿人口，它的娱乐、文化市场应该是世界上最大的，但事实上，不管是电视剧、电影还是文化创作，都被中宣部以及其他文化部门严加管制。在中国自己的娱乐行业、文化创作行业、影视业都受到压制的情况下，老百姓特别是年轻人在娱乐和文化消费上除了好莱坞和韩国就没有别的选择，出现这种现象，不能怪社会成员，因为人们别无选择。现有各家国内电视台的内容大同小异，即使再多添几个电视台又能怎样？就像是又多了几栋外表漂亮的大楼，一进去看就知道，里面的管理一塌糊涂。因此，他得出的结论："对于任何一个领域来说，没有竞争、没有激励机制、没有创作自由，就没有创造力。现在强调自主创新，要把中国变成创新型国家，但是，如果在产权制度上仍然不能做到从国有制改为全面的私有制，中国根本不可能变成创新型国家，创新型国家只能是一个梦想、一个口号。……为什么中国的科技就是发展不起来？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没有激励机制，没有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激励机制。"虽然中国的楼房比印度的修得高，但地基没有印度打得稳当，所以中国的楼房可能像四川地震中的豆腐渣校舍一样轰然倒塌，越是看上去漂亮的楼房越是容易倒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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