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自立
现在赵先生录音文本出来；有作者讲，赵明确主张实行议会民主。
这是难能可贵的选择和论述；但是，议会民主由赵先生提出和由孟德斯鸠抑或约翰.穆勒提出之，异同何在？在于，赵先生对于这个政治制度和政治操作的定位，对应了他的共党总书记之头衔——这就为孟、穆之政治学（代议制民主学），添加了一个东方文本。这是非常独特的建树。而同时，问题也就籍此而出：共产党何以接续这种西方文明之东方化结果呢？
换言之，三权分立之政治体制，对于赵先生而言，异于一般理论者甚至政治家，因为对于一个阐释者，坚持这个观念，不过是一般性认知和良知所在；而对于赵先生，就完全不同；因为赵先生作为一位政治家，对他的要求，不是坚持一般性理论阐释，而是要拿出实行办法，总体战略和斗争策略——也就是说，赵的意义不是孟、穆，而是类似中国改革时期乃至古往今来之所谓践行者——这是六四定位，反思和总结的关键与要求。
问题的提法是：赵先生后来表述的议会民主，在六四时期的实行问题如何解决！这里的基本层次是：一，六四主导权是不是掌握在赵先生手里？是不是像有人所说，如果按照赵先生战略（和平理性解决之），共产党和平转型为议会民主，就是可行，就是胜算？二，这个可能性究竟是为邓干扰形成挫折和失败，抑或邓体制本身不可实行赵改革——这个改造的可能性本身，是一种新的幻觉和乌托邦吗？三，如果实行策略成功，赵议会如何在党内推行？这个过程是解构共产党，还是保留之？保留之，会出现什么后果？不保留之如何？四，如果实行蒋经国改革，解严共产党党禁报禁，是导致六四升级为对于共党清算，还是不清算？不清算，又如何实行历史真相的追溯和还原？清算，将会置共党于合法性，还是非法？“赵议会”该当如之何！
所有这些问题是针对六四本身发问——对其实际进展和虚拟进展，未来进展和必然进展的一种估计——赵主义对此如何应对和解答。这是问题的关键。赵关于后六四情势的分析和判定完全真实准确而且不乏深刻；关键却是，他要如何回顾六四“进行时时期”，对此采取（六四前期）或者不采取（他的“无所谓论”）行动的区隔。也就是说，如果他采取行动的过渡主义，将是呈现党制的解构，还是延续，抑或双面有之；双面有之，又当如何接续最后对于体制的总结，解构和复生——产生一种他所谓议会民主。这个议会成员来自何方？他是不是坚持“我们/学生”不是要推翻制度，而是要改革之？不推翻制度的反对党成员——一议会成员，来自何方？他们的合法性如何估计？
所有这些问题，并不是一讲议会民主，就可以一了百了的——而赵紫阳主义也绝对不是站在一般理论者后面，追认三权分立和议会民主。这是一种纯粹正确却毫无反思价值的空泛议论。重复而言，我们真正要总结的，是如何操作六四实行过程中的微妙转变或者不转变，抑或以后转变——以后转变的时间表，又是如何？如何对应以邓、陈为代表的老旧们，党阀和威权者？是不是等待他们的自然淘汰？不是自然淘汰，是不是要等待十年或者二十年？如果不行等待，赵的具体办法和策略究竟如何识辨和分析？他在事后诸葛亮的战略中，哪些是亡羊补牢的珍贵见解，如何估价？那些只是读本子后的一般读后感？如何估价？这些课题，二十年来几乎无人问津。道德制高点和策略至低点，双向苟合，形成什么也不是的哭泣和悲哀诗意。而我们认为，悲哀诗意是绝对不可以缺少的；赵的正义感和人格魅力同样重要；可是，更加重要的则是，实行当时——请注意，实行当时的战略和策略——就像赫鲁晓夫的报告和叶利钦站立在坦克上面，等等。如果退而求其次，则要告诉世人，如果发生第二波类似的“现在进行时”之事件，我们又该如何面对所有这些问题和挑战？包括如何应对国际间的纷扰和同谋。我们知道，赵如果现在可以在美国出书，面对国际媒体——那么，六四时期，如果他这样做，是错，还是对，是违反党纪，还是破坏国法？是挽救六四于之？还是拯救无效？他的出路是国内，还是海外？
最后，我们不得不回到清末宪政预备期以后的考量。也就是所谓清末实行和平转型之可能与否之问。这个问题，很多人做过分析。清末宪政的不可能性，超过可能性——除非由于偶然之故而侥幸成功。但是，清朝不知道，不愿意，不可能实行（汪大燮规避之）反对党大宪法，势必在某种程度上先行实行没有反对党的伪宪——这个不幸被后来的党宪继之，就是很好的说明——对此一问，赵的当时“进行时”，如何解答和对应？民主议会，如果大胆释放海内外“敌对势力”，又将如何？不释放，又当如何？没有反对党的议会，那是什么？如果有了台湾式的反对党，赵，是不是合法？他，不合法？又当如何？历史将这样提问，政治将这样提问。所以，我们希望赵先生在本子里，对此可以一一做答。不然，理论的纠缠，势必成为实行另外一轮的党文化表达：实行一个党的新民主主义，实行一个党的改革和实行一个党的（中共）价值再现。这样，赵先生的议会民主就等于回到原点；回到原点，就是一场“我们一无所有”的无价值颂歌——其除去诗意盎然以外，等于原地踏步。
六四反思之道，正是要反思与之。如果没有这等反思，我们就会陷入一种感性主义的旋涡而自溺于空置无敌思维之梦想。取消任何反对、敌对思维的前提，其实并不现实。如果将此背景设置于西方议会，那么，反对之之政敌，正好是日本人称颂大隈重信和阪原退助之“两大敌国”之政治前提。换言之，任何反对思维之务必不可缺乏，不是因为耶稣之爱敌人，可以化解的；其提法是，要认同或者接受或者保留这种反对观念；这个观念之形成是民主的前提。而反对党建设和存在，正是西方政治不可或缺的要素。而专制极权主义清除“敌对势力”，正是要取缔反对党——而不是民间力量自己首先取缔“敌对”和“反派”——这个取缔的权利分析，如若如此，就是本末倒置。而反对党之存在，又是西方政治民主妥协艺术的延续和深化。所以，敌对势力可以是反对党；但是，这个反对党又不是和他的执政党互为吃掉，消灭和吞并之所在。问题的提法该当如此。所以，消除敌对势力，正是要建立反对派和反对党——而不是实行一党和气，群众宽容，政界稀松的奇特和谐局面。这是一种基本面向的政治常识。
故此，对于所有这些问题，我们认为，不因为赵的“后知后觉”而得解决，而是没有解决。
问题的关键，恰好在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