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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道
你并不认识那些被埋在瓦砾底下的人，你也不认识伏在路边哭天抢地的母亲，以及镜头里一个因为过度伤痛而表情空洞呆呆站立的男子；那么，你为甚么要哭？为甚么会从喉底涌上一股不可抑止的酸楚？
美国思想家茱迪丝巴特勒(Judith Butler)认为人在哀痛之中「发现自己挫败了，疲惫至尽却不知理由何在。有些事情原来要比一个人精心谋策的计划还大，比自己的目标、认知与选择还大」。正正是在哀痛，嚎哭与悼念之中，我们透过一种奇特的失落感认识到人类存在的真相：「我总是超出我自己」。我不是孤立的自足的个体，我永远比我「自己」更要复杂，永远和他人神奇地发生连系，甚至与他人共同构成了所谓的「我自己」。否则怎能理解哀恸里的那种失去感呢？明明受害的是其它人，为甚么我会觉得自己身上好像因此少了些甚么？那不是幻觉，它是真真切切的失去，是我失去了一些非常重要的东西，使我惶然不知所措，茫然伤痛。
于是我才知道关于自我的真相。为汶川地震的死者痛苦；于是我发现那些我从未见过，从来不曾意识到他们存在的人，竟然一直和我在一起，是我的一部分。所以，巨大的天灾总能唤起一种崇高的超越感，不只团结了一个国家，有时还团结了人类。
然后在继之而来悼念里头，我们可以沉思自己失去的究竟是甚么，由此生起一种对他人生命的责任感。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都是幸存者。而幸存者其实是不幸的，假如真诚面对自己感受，他必将发觉自己竟然有一种愧疚：「为甚么被活埋的不是我？」，「为甚么在那所学校上学的孩子不是我？」。这种看起来莫名其妙的罪疚会一直如幽魂地缠绕着幸存者，令他们感到负责的必要，赎罪的必要。而负责与赎罪的方法绝对不只是好好地活下去，更不是重展笑颜，欢欣鼓舞地感激他人对自己的关爱。
如果有人真想透过一场天灾去凝聚政治社群的向心力，或者通俗点讲，「激发大家的爱国心；那就是去正视伤恸引起的群体责任。要幸存者走出阴影的唯一方法不是以外间喧闹的锣鼓噬咬心头的无声呢喃，而是让他们在投入重建之余思考并追索「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的背后答案。罪疚和过错要以正义弥平，该追究的必须继续追究，该调查的必须继续调查。轻率的否认与局部的悬搁，不只不能补救失落，这些表层的虚掩只会使创伤沉入更深更深的地方，硬生生地中断那种使生命互相连结的责任感，代之以冷漠且犬儒的遗忘。这不是在玩搓泥团的游戏，任你切割，要人放下的部分就放下，要人团结的时候就团结。
这个社会早已元气大伤，散落成一粒粒原子般的沙子。信任稀缺，价值不定，都是大家说过很多年的断语了。难得去年的五一二地震振起了近年罕见的纯粹美善，使我们愿意为陌生人流泪，为陌生人献出一己有；如此珍贵的幼苗又怎堪再一次的挫折呢？
最最起码，人有哀悼的自由。谁是主要的受害者，谁就该成为纪念活动的主角，就该有大声嚎哭与诉说心声的权利。我们时常劝解过度伤心的人，叫他们不要哭；可是我们往往忽略了哭泣原来也是种治疗，有多深远的苦难，就有多长久的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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