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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京
《醒来——110年的中国变革》是中共建政六十年之际一本值得关注的新书，它体现了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重新认识自己国家的努力。在审查更严的背景下，该书能出版不容易，因为作者不想接受中共对历史的涂抹和教条，而是试图唤醒青年一代，对百余年来中国的变革进行独立的探究和思索。
作者许知远，是中国作家中的青年才俊，25岁就担任《经济观察报》主笔，现为《亚洲周刊》与《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许知远称2009年为“记忆之年”，他预料，中国的“政治权力必将按照特定的方式重塑记忆，（因为）拥有了过去，才能掌握未来”，因此，许知远警告中国的当权精英，“丧失记忆经常也意味著思维的瘫痪、情感的匮乏”，“失去了深入探索自身和世界的机会。而且，记忆不可能被永远扭曲与掩埋。如果不主动选择和昔日的幽灵达成和解，当它在意外的时刻爆发而出，更可能演化成一股谁也无法控制的力量”。
事实是，中国当权者连记忆也懒得费力去重塑，因为他们的思维早已瘫痪，情感亦早已枯竭，既不想“拥有过去”，也不指望“掌握未来”，唯一相信的是“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六十大庆”，变成了“当今权力”的空前大炫耀。中共当权者给世界留下深刻印像的，不仅是他们难以克制的虚骄，更有不加掩饰的恐惧。为了防范自己的国民到首都来表达不满，北京周边的省市层层设防，动员了数百万人力和难以计数的财力。这样的气氛告诉我们，胡锦涛的国庆致辞，绝不可能接受龙应台的建议，对六十年前和六十年来深受中共伤害的人民说一声“对不起”。
中共当局以二战后国共内战为历史背景，投入巨资制作了一部影片“建国大业”。但是，与其说这部电影是为了“重塑记忆”，不如像网民所评论的，是为了“消解历史”。近200位当红的“影视明星和导演悉数登场来满足观众对影像奇观的窥视欲望”，无疑是鼓励国民对历史采取彻底的犬儒主义态度。
读许知远的《醒来》一书不难看到，他对当代中国相关的历史知识，超越了他的许多同代人，提出问题的深度，也超越了中共的大批御用学者。许知远用西方学者的笔调，描绘了一幅幅百余年来中国历史的生动场景，传达了这样一个信念，当代中国的历史是由那些大时代的弄潮儿们能动地创造出来的。那些脱颖而出，日后成为大人物的人，并不像中共教科书所写的那样先知先觉，高大完美。孙中山屡战屡败，被梁启超批评“为目的不择手段”，蒋介石是上海滩上的流氓和股市投机的失败者，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虽然有愿望也有机会，却没有能力像陈寅恪和胡适那样，登入西方文明的知识殿堂。
许知远的《醒来》想告诉中国青年人，是强大的使命感，坚忍不拔的奋斗精神和巨大的行动能力，成就了现代中国的一代立国伟人。正是在这里，许知远不知不觉间陷入了“成王败寇”的文化陷阱。百余年来，中国变革的政治博弈有一个系统的选择取向：那些善于权谋、诉诸杀戮的变革者取胜和生存的机会远高过那些服从良知，诉诸理性的变革者。国民党如此，共产党也是这样。孙中山、蒋介石压倒了黄兴、陈炯明，毛泽东更是压倒了学历和声望远超自己的陈独秀，把共产党的文武精英都玩弄于股掌之中。
正是中国政治游戏的这种选择取向，给二十世纪的中国变革带来了极其可怕的生命和社会代价，许知远的《醒来》一书并没有面对这个事实，这个呼唤别人醒来的人自己醒来了吗？在最近的专栏中，我注意到许知远开始触及中国政治文化这一深层问题。许知远发问，“是不是一代代精英在思维方式上，存在著致命的缺陷”，才“造就了二十世纪主要的悲剧”？然而当今中国的语境，并不鼓励他对这个问题追根问底，而是如许知远所忧虑的，鼓励所有人“沉湎于粗俗之中”。
中国是站起来了，却远没有醒来。现在看来，拿破仑当年关于中国醒来的议论并不正确，因为一个站起来却醒不过来的中国，才真的令世界发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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