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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凯文
友人发来了今年第10期《炎黄春秋》上阎明复的文章《前苏联外交官目睹九一三事件现场》。主要是阎明复摘译的前苏联资深外交官顾大寿（古达舍夫·里萨特·萨拉甫京诺维奇）的回忆录《我的中国生涯》之一小部分。顾大寿在回忆中讲述了他在中国的经历，其中特别涉及到“九一三事件”，因为顾大寿曾亲赴蒙古温都尔汗实地查看过飞机失事现场，故他的回忆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阎明复的眼光极为敏锐，一下子就发现了该回忆录中十分重要的一点——林彪乘坐的256号飞机是“在蒙古的温都尔汗地区被击落”的，阎明复特别将“击落”一词的俄文标示出来，以示郑重。
林彪的座机之所以失事，到底是因为燃油耗尽而不得不迫降，还是遭遇了外部炮火的攻击而导致最终的坠毁。这是长久以来一直困扰着林彪事件研究者们的一个重要话题。这些年来有不少文革研究者投入很大的精力予以辨析、研究。有些研究者经过严肃认真的分析，认为林彪座机是被苏蒙方面击落的，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是陈晓宁和京城孤魂二位。曾经抵达“九一三事件”失事现场勘察的中国驻蒙古大使馆二秘孙一先，曾于2001年出版了他的回忆《在大漠那边》，孙一先指明，中方通过对飞机失事现场部分照片的分析，得出林彪座机“自行坠毁”的结论。孰是孰非，一时难以定论。顾大寿的回忆为我们解开了这一谜底，林彪的座机确实是被外部炮火击中而导致最终坠毁的。
顾大寿的回忆虽然为我们解开了一个谜底，但是却使我们产生了其他的疑问。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林彪的座机是怎样被击落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炮火击中了林彪的座机？是地面高射炮火，还是导弹亦或是歼击机炮火？顾大寿的回忆没有回答这一问题。另外，击落林彪座机的到底是蒙古军队还是苏联驻蒙古军队？顾大寿的回忆亦未曾提及。以常识而论，当时苏联在中蒙边境“陈兵百万”，蒙古国早已是苏联的傀儡，其军事防务也由苏联人控制，主要战略性武器也都掌握在苏联人手中。如果说林彪乘坐的飞机被炮火击中，更大的可能性应是苏联人所为，更何况苏联军方人员最先抵达出事现场，并拿走了一部分物品。若非他们所为，何以行动如此之快呢？
（2）顾大寿亲临“九一三事件”现场进行了观察，他的回忆是：“到了那里后，我们什么也没看见。蒙古人把飞机的残骸和死者的残骸照了照片，然后挖了一个大坑，把所有的东西都埋到里面去了。后来，为了辨认死者，他们又把大坑挖了开来。”顾大寿的回忆中并未给出他们赶赴出事地点的具体时间，根据中方孙一先的回忆，中方人员是在9月15日下午和16日上午两次抵达出事地点的，不仅勘察了出事飞机的残骸，还参与处理了罹难者的遗体，并加以安葬。对照顾大寿的回忆，显然顾大寿到达失事现场应在中方人员勘察之后，否则就不会“什么也没看见”了。我们可以推测，最先抵达现场的苏方人员只对飞机和机上的相关文件感兴趣，所以他们拆走了一台尚为完好的飞机发动机，也许还有飞机的黑匣子。那么这些苏方人员还做了些什么呢？他们之中有没有留下任何回忆呢？
（3）根据苏联方面的报道，苏联人在9月某日重返飞机失事现场，重新对罹难者的遗体作了鉴定，原因是他们可能意识到飞机上遇难者中有中国方面的“大官”。据顾大寿回忆，他见到了那些重新被挖掘出来的遗体，但因为难以辨识，只好请示上级机关，在得到答复后，将林彪的头颅带回莫斯科作进一步的鉴定，随后再将死者遗骸重新掩埋起来。最后通过鉴定，在莫斯科得出林彪确实死于飞机坠毁事件的结论。从顾大寿的回忆看，他应属于第二批抵达现场的苏方人员，并非在第一时间勘察该事件，因此无法提供更多的现场真实情况。
（4）另据顾大寿回忆：“我们在飞机的舱壁上发现子弹的弹孔，这些弹孔的边缘全都是向外翻的，可以断定子弹是从飞机里面射击的。这说明机舱内曾经发生了搏斗，还使用了武器。”这一说法十分令人疑惑。首先，孙一先的回忆里未曾提及飞机上发现弹孔。以中方当时与苏蒙关系的状况，中方有理由怀疑有关飞机是被炮火击中而导致坠毁的。孙一先在自己的回忆中非常详细地介绍了他对失事飞机的勘察过程，并注意到机翼某处的大洞，大洞的周围有不规则的铝刺，有向外翻的，有向内翻的。因此，孙一先怀疑此洞很像是地空导弹打的。然而，经过中方如此认真、仔细的勘察，中方人员竟然没有发现机舱舱壁上的弹孔，这实在是匪夷所思。第二，林彪飞机上只有林立果和刘沛丰二人带枪，其他人员除林彪、叶群外，就是飞机驾驶员潘景寅、三位机械师和林彪坐车司机大杨，他们都不太可能随身佩戴枪支。如果机内真的发生了开枪事件，难道是林立果和刘沛丰二人开的枪？三叉戟飞机是全封闭的，林立果和刘沛丰也不可能在飞机内向飞机外开枪，他们要射击什么人或物体吗？虽然也不排除他们开枪威胁、恫吓机组成员。第三，据孙一先回忆，经过认真勘察，中方人员没有发现任何机内搏斗的迹象。事实上罹难者遗体的排列也不支持机内搏斗的说法。此点可参考袁策祥文章《“913事件”中的李文普及其他》（载《百年林彪》）。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所有罹难者的遗体上均未发现弹孔，这么狭小的飞机机舱内如果真的发生了搏斗，且使用了武器，难道所有机上人员都可以幸免于难吗？所以，所谓飞机上“发生搏斗，且使用武器”这一说法十分可疑，还有待更可靠的资料问世才能厘清真相——如黑匣子的出现。
（5）据孙一先的回忆，9月16日和17日这短短的两天时间内，中蒙双方进行了５轮会谈，而会谈的焦点是该失事飞机到底是民用还是军用。蒙方认为飞机由于不明原因试图着陆，从而发生爆炸，并强调该机属于军用飞机。中方则强调该机乃中国民航飞机，因迷航而误入蒙古，死难者都是机组人员。实际上中方在谈判时就已经意识到蒙方的意图，即“目的无非是为了在今后两国的交涉中占据有利地位，假如该机是被苏蒙军击伤而坠落，则可借此推卸责任。”现在我们回头再看蒙方在交涉中的态度，他们心里很清楚是他们击落了该架飞机，如果他们承认那是一架民航客机，他们的责任就极为重大了，所以他们要采取那种态度。问题在于中方为何在后来迅速、主动地配合了蒙方，不经过有关专家实地调查就自己宣称该机属“自行坠毁”呢？这就要分析一下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处理林案的态度与方针政策了。
中国官方在“九一三事件”后仅仅5天，即1971年9月18日，就发布了57号文件，该文件称：“林彪于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仓惶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发布这份文件时中国驻蒙古二秘孙一先等人尚未回国汇报勘察飞机坠毁事件的全过程！这个匆忙发布的文件也丝毫未涉及林彪座机是如何坠毁的。换句话说，中国官方并未了解清楚整个事件的全部过程，但“叛党叛国，自取灭亡”这一结论已经明确宣告了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对林彪事件的真实态度和处理该事件的方针政策。
9月21日，孙一先从蒙古赶回北京向中央作汇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亲自接见并听取汇报。有意思的是：周恩来对失事飞机丝毫不感兴趣，竟然“听着听着闭上眼睛打了一个盹”，而听到汇报有关飞机上死难者情况时却表现出“精神异常贯注，已看不到一点疲劳的影子。”这说明周恩来等中共高层最关注的是飞机上有无留下活口，会不会给中方造成什么麻烦。至于飞机为何飞往蒙古以及是如何失事的，则根本不值得中共高层关注。无论是自行坠毁还是被炮火击中都无所谓了，反正林彪已死，及早下个“叛国投敌、自取灭亡”的政治结论即可。孙一先汇报中提及的飞机机翼上的大洞也不在研究考虑之内了。在听取孙一先汇报不久，周恩来迅速得出了林彪座机“自行坠毁”的结论。可以说，周恩来的结论实际上配合了几天前中央对林彪事件所制定的方针和政策，虽然日后中央又组织一些空军人士组成调查组，对照失事现场的照片和国内三叉戟飞机的原形作调查，那也只不过是纸上谈兵，为周恩来的结论作注脚而已。
中共官方这一“自行坠毁”的结论，可以说是全人类空难史上最不严肃的结论，在没有任何飞行专家现场调查、检验的情况下，只凭若干张照片，就由中共最高层拍板定论，实在太过荒唐、荒谬。据孙一先回忆，9月23日中国驻蒙大使许文益向蒙方通报了中方的态度，原本态度强硬的蒙方代表听了中方“自行坠毁”的结论后态度明显软化。最后中蒙双方在索还遗体、遗物一事上竟然也不了了之。虽然，蒙方知道苏联人第二次到达失事现场取走了某些物品而为此故意设下障碍，阻挠中方索还遗体、遗物的努力，但是，中国方面如果在一开始就本着负责任的态度，积极设法搞清飞机失事真相，而不是匆匆忙忙下结论在先、敷衍了事的调查在后，那么蒙方很难隐瞒击落林彪座机的事实。由此可见，毛泽东出于政治上的需要更在意的是如何保持自己的权力的稳固，以及如何让死去的林彪为毛泽东承担文革的罪责。至于孙一先等人日后沾沾自喜地吹嘘周恩来如何将“国际问题”轻易地转化为“国内问题”是多么多么睿智，更是一个天大的笑话，那根本就是自欺欺人，贻笑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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