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建


还是记者节前夕，广东东莞市委负责人这样送上记者节的问候：“一定要支持记者，不论是正面新闻还是反面曝光都要支持。”此前，广东省委负责人在视察《南方日报》时也表示“要为新闻舆论撑腰打气”。比较而言，广东算是一个舆论相对开放的地方，这和它特殊的地缘优势有关，以致形成一种南方品牌的言论传统。如欲推进这一传统，其关键可能不在于权力的撑腰与支持，而在于真正推进可以让新闻和言论不受阻挠的制度环境。

因此，记者真正需要的，未必是来自权力的支持，这种支持在表态的意义上是个人行为，而非制度保证。作为个人，他今天可以支持，明天也可以不支持。同样，这一任权力可以支持，下一任则可以不支持。支持与不支持，如果取决于权力意志，那它不支持的时候，舆论和舆论监督怎么办。

世有记者节，说明记者也是一种弱势，正如强势永远不会有节一样。记者的弱势，恰恰是针对于权力的强势而言。它不是不需要支持，但，它所需要的是来自制度上的支持，这种支持与权力的支持、不支持无关。什么叫制度上的支持，一个国家最根本的制度是宪法。请看宪法第35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新闻媒体的自由属于公民言论、出版的自由，这个自由，就是制度上的支持，它意味着自宪法以下的各种权力都不能干涉这个自由。

但，就权力本身而言，干涉是它的本性。这不奇怪，人类社会在缔结契约时需要推出权力，其诉求之一，就是当权力与权利发生冲突时，权力可以介入干涉。但，权力本性有扩张的趋势，尤其媒体的功能之一就是监督乃至批判权力时，它更容易形成对媒体的不当干涉。所以，像美国这样的宪政国家，为防患于未然，在宪法之内更设宪法修正案以为宪法之补充。它的第一条就是针对权力“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宗教活动自由;剥夺言论或出版自由……”这是一个防止权力干涉的条款。所以，美国没有我们这里一些学者不断呼吁要建立的新闻出版法。对于宪法保障的自由，不需要再用下位法重复。如果再行立法，不但叠床架屋，反而会形成限制和干涉。

可以注意到的是，以上“不得立法”条款，针对的是国家权力中的立法机构而非行政机构，并且整个宪法中对来自行政的干涉竟无一辞。这不是疏忽，而是无此必要。美国的媒体都是民间性的，政府不准拥有媒体，就像记者不是政府的雇员。在这样一种制度架构下，由于媒体和行政权力不是上下属的关系，后者对前者便没有干涉的可能。亦即当媒体独立于权力时，权力不但不能干涉媒体，也不能支持媒体。因为你能支持，就能干涉，甚至支持本身就有可能是一种变相的干涉。

国情不同。在本土，对媒体能够形成干涉的，不在立法在行政。因为是政府办媒体，媒体天然属于政府，故行政权力很容易对媒体指手画脚提要求。不但如此，权力还可以对记者采访行使批准与否的权力。这里说的正是广东东莞，前段时间，该市出台了一个《东莞市关于进一步关心支持媒体营造良好舆论环境的意见》，其中一条便是给当地媒体记者发放“专用采访证”。这好像是给记者放行，但，明眼人一看，这不过是开绿灯，亮红灯。比如报道严重失实的记者，将收回专用采访证。发，莫非就是为了收?记者的身份目前是由国家新闻出版署核定的，地方权力难道有再核定的权力?发放专用采访证，等于是在媒体中筛选愿意让其采访的人，这个文件的名头是“支持”，可是，像川剧“变脸”一样，干涉却不遑其后。这果然是权力运作的一种智慧，“专用”云云，恰恰显示了它对媒体的“专权”。

独立于权力的媒体无须权力支持，当然这种独立首先是制度保证的独立。如果我们的制度环境尚不能达到这一步，那么，权力若真的支持媒体，最好的方式莫过于“无为”——既不表态支持，也不实际干涉。有道是权力不过问，舆论方自由。


作者系南京知名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