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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炜
就经济增长速度而言，中国在世界上已经领先了三个十年。其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份额由1979年的百分之一点九增加到2009的百分之七。中国经济的总量则很可能在明年超过日本，成为美国之后的第二大经济体。
在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到来的时候，思考中国高速增长的奇迹能否延续这一问题具有双重的重要意义。假如中国能够像过去三十年那样，仍然享有百分之九以上的年增长率，同时考虑到世界主要货币币值变动的因素，那么在本世纪的第二个十年结束不久，中国的经济总量便有可能超过美国而成为世界第一。本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便会成为改写世界经济版图的一个决定性的十年。
更进一步看，假如这种中国和西方之间的经济力量消长成为事实，相当长一个时期以来在世界占主流地位的经济学和和其他社会科学的主要理论将面临严重的挑战。例如，人们不得不对包括非民主政治制度在内的许多社会和政治等元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重新进行诠释；一些意识形态领域的颠覆性变革也恐将难以避免。因此，下一个十年对人类文明的发展走向也十分关键。
从纯粹经济学的意义上分析，客观上存在着许多对中国经济实现持续增长的有利因素。其中最根本的一个因素是：作为一个大国，经过三十年的经济增长，中国已经具备了一种创造新的国内需求的内生性力量。这主要体现在，中国现在已经具有了通过启动国内消费作为经济增长主要引擎的客观条件。
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路径表明，如果一个国家、尤其是一个大国能够将经济增长建立在国内消费的基础上，尤其是能够启动包括汽车、住宅、现代交通和通讯等在内的那些附加值较高和产业链较长的产品的大众消费，那么这个国家的增长将更少受到国际经济周期波动的干扰，从而大大地增强其经济增长的力度和持续期。
虽然当前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还不是很高，但是由于人口众多，只要百分之十到二十的人口有能力参与这样的消费，就能为中国持续增长提供巨大的动力。事实上，最近的一些经济数据也为中国实现类似增长的潜力提供了注解：2009年，中国的汽车销售第一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不仅成长最快、而且绝对销量最高的汽车市场。
当然我们也不能不看到，本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也完全有可能成为中国经济失去增长动力、从而由增长转为停滞的历史性转折期。直接导致这个转折的基本原因可能来自内外两个方面：内部的原因在于，中国现有的社会和政治构架缺乏调整国内现有利益格局和产业结构的能力；而外部的原因则在于，在经历了持续二十年的快速经济全球化之后、尤其是经过此次世界经济危机之后，经济全球化在速度上和结构上不可避免地作出新一轮的调整。
中国过去三十年的增长主要是依赖投资和出口的外延型增长。这样的增长对资源的浪费巨大；对环境的破坏严重；对因应国际经济形势变化而进行经济调整的成本高昂；对国民经济福利的贡献度低下。虽然一个国家可以在经济总量较小的时候承受资源和环境的浪费，也可以在短期内通过政治集权来压制其国民对经济福利增长的合理要求，但是这样的做法显然不具有长期的可行性。
自九十年代以来的历届中国政府都誓言要改变这样的增长模式。但是二十年来的实践表明，由少数人组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已经与政府官员们连成一体。在其他的社会团体的利益无法得到充分体现的现有政治格局中，任何改变现有增长模式的努力都会由于既得利益集团的顽强抵制而沦为空谈。
这一点在2009年表现得十分充分。为了降低世界经济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中国政府财政和货币政策双管齐下：一方面推出两年四万亿的财政刺激方案，其规模相当于每年直接贡献近七个百分点以上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新增信贷投放近九万五千亿，超过前两年新增信贷的总和。但是大量的政府投入却流入了房市和股市，进一步吹大了了业已存在的中国经济泡沫。
这表明，这些本来可以成为政府改变经济结构的有力杠杆的财政和信贷投入最终仍然被包括大型国有企业、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少数私有和外国企业以及地方政府官员等既得利益集团成员如数收入囊中；与此同时，投资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权重在过去一年里不仅没有减弱，反而通过政府的财政和信贷干预得到了进一步增加；这种向既得利益集团高度倾斜的生产资源和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是对大众消费增长的一种根本性的抑制力量。
2009年经济全球化进程在速度和结构上的调整也表明了国际经济环境正在发生不利于中国持续增长的变化。这一年里，中国出口的下降幅度高达百分之十七以上；不仅发达国家而且发展中国家都发起了更多的针对中国出口的反倾销诉讼和反倾销报复措施，针对中国的反倾销措施占世界此类措施总量的百分之四十五以上；以美国为首的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在匹茨堡金融峰会上还进一步提出了针对中国的“实现世界经济平衡发展”的战略方针。
总之，2009年的经济发展趋势表明，虽然中国具有通过转变经济结构，将发展的中心转变到以国内消费为主的经济潜力，但是中国的现有政治格局、尤其是既得利益集团和政府的密切结合正在成为妨碍实现这一转变的国内因素；而以“平衡发展”为方针的经济全球化的调整则使得中国利用依靠出口来缓和由于国内调整而产生的矛盾更加困难。能否成功的解决这两个问题，是中国能否在二十一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持续高速经济增长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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