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友渔


民族主义是近年来中国社会最为喧嚣的声音。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以所谓“盛世”论的面目出现，很多不愿意正视社会不公正、收入不平等、惩治腐败不力、司法、市场、教育各方面受权力干扰控制等诸多弊病的人，以为仅仅拿GDP数字说事就可以描画出一幅“盛世”图景自欺欺人，可以在“盛世”的说辞之下耽溺于享乐，卸下道义上的心理负担，为逃避现实问题找到很好的理由。可以把目前这种越来越有市场的所谓“盛世”论表达为这样的公式：盛世论=民族主义+犬儒主义。

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没有清晰的界定和明确的内涵，往往通过聚嚣于网络、手机短信来表达莫名其妙的排外情绪，通过几个小文人、商人炒作《说不》、《不高兴》等书的行为艺术，以码洋和稿费的数量来自我吹嘘。但它的意图指向又是明白无误的，这就是：用对外的敌意或傲慢来置换对内部体制缺陷的批判与改革，用国家、民族之类的大概念屏蔽个人的自由和权利，用对知识分子启蒙努力的谩骂来掩盖真正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

这种畸形的民族主义其实是国家主义的变种，同时也是没有专长的小文人靠在社会思潮这个大市场上投机和推销口号赚钱的手段。在民族主义喧嚣中呼风唤雨、推涛作浪的那几副面孔，从来没有表现出对本民族历史的体悟与反思、对本民族经历的苦难的痛心疾首、对本民族思想文化的敬重与修养，他们的思想、口号不过是把“亡我之心不死”之类的过时意识形态，以及“周边全是敌对势力”的受围困心理改头换面地变成情绪化的、顺口溜式的段子，它们没有独立的、内在的、与中国人民的真正利益相关的价值，是过去年代社论文章的通俗版和简写版。

中国当代的所谓民族主义具有虚假性和粗鄙性的特征，更有长期的历史根源和深刻的政治根源。

中国自鸦片战争起被列强侵略、欺凌，民族主义意识不断觉醒、高涨，这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但是，民众的不觉悟，偏狭无知和非理性，加上统治阶级的利用——这种利用有时聪明，有时愚蠢，民族主义开始往往表现为自发的、抗拒不正义的外部侵略的群众潮流，然后成为统治阶级的工具和冒险行为的马前卒，最后被抛弃和牺牲。义和团是最明显的例子，他们的口号一开始是“反清灭洋”，随即变为“扶清灭洋”，在其正义的抵抗侵略的斗争中，也伴之以毁铁路、杀西方传教士和中国信教群众等野蛮无知的行动。

这种倾向和特征在之后民族主义情绪发酵时还会出现。比如，1996年出版的《中国可以说不》就表现出排外和仇外的情绪。书中一些章节的标题是“我们不要最惠国待遇，将来也不会给你们这个待遇”、“我绝不搭乘波音777”。此书的逻辑可以用这么一个公式来表达：爱国=反美。它的论证是：美国人不但邪恶，而且愚蠢。比如作者说：“我敢于下这样的武论(他大概想说“可能有些武断的结论”——本文作者注)：大多数中国高中学生对美国历史文化知识的了解比美国大学生还要多得多。同样，其它领域中对美国的了解也可能优于美国青年……事实上，美国青年一代堕落的迹象，在吸毒、性爱和电子游戏机背后，已经显现出被人类文明抛弃的端倪。”此书还表现出狂热与不负责任，把国事与人命当儿戏，比如谈台湾问题，不满意于现行方针“坚持和平解决……不承诺放弃武力”，而主张“小打不如大打，晚打不如早打”。

民族主义在现代中国起的作用是正面大于负面，还是负面大于正面，这是一个很难说的问题，但它的两面性往往难解地纠缠在一起，却是比较明显的。它在为民族的独立和解放提供动力和为国家提供凝聚力的同时，往往对内部的压迫视而不见或放到无足轻重的地位，以“民族利益”和“大局为重”作为理由压制自由、民主与平等的诉求;它在反对外来压迫和侵略的同时，又对外部事物不加区别一概排斥，甚至形成排外主义的盲目行动。

纵观历史，统治阶级、政府和政党在争夺权力时经常打起民族主义的大旗，把“爱国”的口号据为己有，但他们实际上把一党一派之私利看得高于一切，明里摆出民族利益代表的姿态，暗里干着出卖民族利益的勾当。

比如，北洋军阀政府为了扫平中国其他军阀，与日本订立秘密协定，以国家主权和领土等重大利益来换取日本在金钱、武器等方面的支持。人们在历史资料中发现，甚至连孙中山这样被认为是民族主义革命之父的领袖人物都以争取革命成功为理由，以出让中国主权的条件换取日本的支持。

在中国的思想文化传统中，“国”和“君”是不加区分的，延续到现代，在许多中国人心目中，爱国就等于热爱执政党及其领袖。按照这个逻辑延伸下去，爱国就等于听话、服从命令。所以，在中国近现代屡见不鲜的现象是，鼓吹和利用民族主义的往往是压制民众的政府，政府的宣传机构，以及一小撮见风使舵、卖身投靠的文人。

但是，对于掌权者来说，民族主义是双面刃，利用民族主义有玩火的风险。所以，民族主义浪潮往往急速升起，又无疾而终。统治者在感到自己的合法性不足或成问题的时候，需要民族主义来帮忙，但民族主义的自发性、群众性会吓坏他们，使他们几乎从一开始就把民族主义情绪纳入自己严密控制的轨道。总之，最根本的爱国就是老老实实，听从号令。

在中国的古代，尽管“爱国”和“忠君”合二为一，但民族英雄毕竟要舍弃身家性命才能成全自己的名节，而在今日之中国，民族主义已经从吃亏犯难的事变成取得好处的事，鼓吹民族主义除了作为实现黄粱美梦的手段，已经蜕变为做秀和捞钱的伎俩。《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不高兴》的炮制者大肆炫耀他们的进账，而这使不少人眼红，跟风仿制，抢着在民族主义的宴席散桌之前分一杯羹。

北京大学有一个女学生，在当年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该校时力图提刁难问题使他尴尬，虽然这种企图被老练的政治家轻易化解，但事后她还是对自己的“斗争精神”大大吹嘘了一番;此女过了两年嫁给一美国人而去到美国，若干年之后荣归故里自感风光无限，在访谈中炫耀孩子的美国国籍。没有人说她和美国人结婚不对，但她以当美国人为荣的心理证明了她当初挺身而出反美的姿态是假的。

我们在当代还是可以见到真正的民族主义，比如韩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非常强烈，他们反对进口美国的牛肉。为了抵制美国牛肉，韩国人发起运动，提倡只吃价格贵得多的韩国牛肉，坚决不买美国货。这种极端的做法对不对姑且不论，但他们为了自己的信念，为了兑现自己的口号而甘做牺牲的精神是令人敬佩的，至少要使我们认真对待他们的决心、想法和行动。我们没有看到中国的“爱国愤青”做了什么牺牲自己利益的事来证明他们的民族主义情绪是真诚的。比如，从此不再去麦当劳和肯德基，放弃考TOEFL和GRE?或是，正在美国、欧洲留学的人一气之下收拾行装回国，就像60多年前许多中国留日学生所做的那样?

真正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不是没有，但要认识到和得到这样的主义需要经过思想和行动上的巨大努力，需要对于现存体制的革新。简单地说，没有自由的、免于恐惧的个人，没有用宪法和法律来治理的社会，没有在经济、就业、教育、医疗卫生、社会福利等方面一视同仁的保障，就不会有受到世界大家庭尊重的民族和国家。说到底，民主和法治是新型民族主义的核心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