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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奉孝
按照中共官方的说法，当年中国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的是五十五万人，实际数字远不止这些，因为有许多知识分子是被打成中右或内控右派的，而这部分右派并不在中共官方公布的右派数字之内。有的研究当年反右运动的学者认为实际数字应是一百二十万左右，也有的学者认为应是三百五十万左右。因为反右的档案至今没有公开，因此仅就中共官方承认的五十五万右派分子当年的思想认识状况进行一下分析很有必要。因为至今不论是学者们研究这方面的文章和右派个人写的回忆录大都没有涉及这方面的问题。我也只是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思考这个问题，现在也很不成熟，今天发表出来仅供讨论。
在五十五万右派当中，大体上可分为四大类：
第一类是以章伯钧、罗隆基为代表的所谓民主党派中的大右派。这部分人在五十五万右派当中所占的比例很小，但由于他们的社会地位的关系，在整个运动中的影响较大。毛泽东发动反右运动的重点首先是针对这部分人的。这部分民主党派中的所谓大右派起来给共产党提意见，主要原因是因为共产党违背了四九年建国时制定的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共同纲领，搞党天下。
第二类是以丁玲、冯雪峰为代表的文艺界人士。这部分人大都有延安鲁艺的背景。他们之所以被打成右派主要是因为他们与主管文艺界的上司党官的矛盾和个人恩怨有关。这部分人应是共产党的“自己人”，因此这部分人并没有提出别于共产党的政治主张，甚至连为什么会产生“三害”（即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也没有涉及到。
第三部分人是一般的中下层干部（包括象沙文汉这样的极少数高级干部）、中小学教师。这部分人之所以被打成右派绝大多数是因为对某件具体事情不满提了意见或被其上司打击报复被打成右派的，这部分人在五十五万右派当中占了大多数。
第四类是各个大学中的大学生和教师（以年轻教师为主，年长的教授有许多也是民主党派成员）。这部分人大约有三至五万人左右，在五十五万右派中所占的比例仅次于第三类右派。这部分人因为是青年学子，思想锐敏，没有功利方面的考虑，因而提的问题比较大胆。特别是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在各大学流传开来以后，他们提出的问题很多都涉及到基本政治制度问题。例如北京大学的叶于泩所写的大字报“我看民主”当中就明确提出了“民主既是手段也是目的，必须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加强民主和法制”。
林希翎在北大的演讲就明确提出了我们现在实行的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是“封建主义的社会主义”。王书瑶写的大字报“从斯大林的错误中应吸取的教训”中就提到“高度的集权是危险的”。张锡锟的大字报“三害根源”中明确提出了“三害的根源在于制度”。龙英华的大字报主张“开辟自由论坛”。张景中、杨路、陈奉孝、张世林贴出的大字报提出了“取消党委负责制，实行民主办校”、“取消政治课必修制度，实行选修”、“取消留学生选拔的内部指定，实行公开的考试选拔”、“开辟自由论坛，确保言论、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等具体的主张。张元勋写的“广场发刊词”和王国乡写的“北大民主运动纪事”中都提到要继承和发扬“五.四”运动反封建争民主的精神。北京航空学院的周大觉在“论阶级的发展”中明确地指出了当前按劳分配的虚伪性，并指出在按劳分配的掩盖下已经产生了一个特权阶级，如此等等。
但四类右派所发表的所谓反党言论中所涉及到的都是与政治层面有关的问题，对于经济制度方面的问题根本没有涉及到，实际上这是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当然，人们的思想认识大都离不开历史条件的制约。苏联实行的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五七年苏联还处于上升阶段。二战后短短十年时间就建成了一个强大的工业国。因此当年的右派发表的言论没有一人怀疑公有制的优越性。实际上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我从六十年代在劳改的苦难生涯中开始思考这个问题。所有权是由支配权来体现的。没有支配权的所有权实际上是空的。一个企业名义上是全民所有，但全民又不可能对这个企业实行支配权，其支配权只能由共产党指定的人来实行。人到一定年龄可能要退休或被调走，但换来的也不过是另一个党官。因此所谓的全民所有制实际上是空的，实际上是共产党所有制。在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条件下，共产党在全民所有制的招牌下掌握了全国的经济，一个特权阶级的出现，大大小小的掌权者产生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那就是不可避免的了。我认为当年一切社会主义国家总的病根恐怕就在这里。执政七十年后，苏共垮了台，原因众说纷纭，现在的俄共总书记久加诺夫的总结认为，三大垄断，即政治垄断、经济垄断、意识形态垄断，是苏共垮台的根本原因。我认为在这三大垄断当中，最根本的垄断是经济垄断，因为如果没有经济垄断，政治垄断和意识形态垄断就无法实现，即使实现了，也维持不了多久。
毛泽东对垄断经济的重要性认识地更加清楚，执行的也更加决绝。他首先利用合作化把农民的土地拿去，将农民变成了农奴，对城市人实行了单位化管理，即只有通过共产党掌握的某个单位给你提供工作，你才能拿到工资，生活下去。如果你被单位开除了，其他单位也就不敢再雇佣你，那时又不允许自己搞点小生意，因此你便无法生存下去。总之，他掐住了全国人民的脖子，只能任凭他的摆布。他很清楚，这样首先实行了经济垄断，才有可能实行政治垄断和意识形态垄断，也只有垄断了经济，他才可能搞他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搞建国后的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以维护其独裁统治。但实行三垄断的结果，通过十年文革，把中国推到了崩溃的边沿。邓小平认识到了，单纯的公有制的危害，因此在毛死后，他提出并执行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主张，在农村实行了联产承包制，给予了农民以耕种的自主权，在全国允许私人经济的发展，这的确使得中国的经济有了高速的发展，但有两点他却死死抓住不放，那就是土地的所有权和大型的国民经济。现在大多数人都认识到，解决农民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土地私有化，但对土地的所有权他共产党却牢牢地抓住不放。他允许私人经济的发展，但却牢牢地控制着大型的经济企业。宪法虽然经过了多次修改，也提出了保护私人经济，但仍然坚持写上以公有制为主体。这样一来共产党仍然牢牢地掌握着全国的土地所有权和大型国有企业的所有权，实行变相的经济垄断。今天中国的经济发展了，但各种社会矛盾却日趋尖锐化，究其根本原因，无一不与土地所有权和大型企业的（共产党）垄断有关。
今天国内外的有识之士都在呼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中共当局口头上也喊政治体制改革），但大都停留在实行宪政民主、三权分离等政治层面上。但我觉得，只有打破共产党对土地和大型国有企业的垄断，即只有彻底废除公有制（实际上是共产党所有制），宪政民主、三权分离等的政治改革主张才能实现。
二〇一〇年三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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