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发这一次全球金融危机的有一个直接因素，就是美国把按揭房贷市场扩大到了风险极大的低收入人群。而在这个因素的背后，那就是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贫富分化压力。由此产生的政治压力，使得美国的权力精英做出了一个机会主义的选择，他们回避根本性改革，而是让穷人也参与到资产价格泡沫的盛宴中来，不仅鼓励有房的人趁房价上升借钱消费，而且鼓励没有房的低收入人口贷款买房。大量劣质金融资产通过所谓“打包”进入整个信贷系统，成为压垮整个美国金融系统的最后一根稻草。

中国在经济全球化中获得了高速增长的良机，一方面就业因出口迅速扩张而高速增长，同时也因外资大量流入加速了技术进步，生产率迅速提高。但是，由此带来的巨大财富，主要被外资和政府拿走了。新增财富一方面转化为大量美国国债，加剧了美国和全球资产价格的泡沫，助长了美国寅吃卯粮的不良倾向，同时，中国政府又把国内储蓄掌握在自己手里，用于投资，严重忽视了劳动者权益和国民社会保障的提升。劳动者的收入和国内居民消费远跟不上财富的增长，中国经济严重失衡。

面对突如其来的全球金融风暴，温家宝不仅反应过度，更犯了方向性错误。4万亿投资计划，把大量资源分给了与民争利的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使本来就失衡的经济和财富分配，更加失衡。温家宝虽然保住了经济增长，但空前的信贷扩张，使中国的贫富分化又来了一次大跃进。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发达国家富人的财富蒸发不少，但中国却涌现了成千上万新的亿万和千万富翁。

房价问题成为中国社会关注的焦点，是因为信贷的过度膨胀必导致资产价格泡沫，而那些在不公平的财富分配游戏中胜出的赢家，能够投机房市进一步扩大自己的财富优势。穷人可以没有股票，但不能不住房。中国贫富继续急剧分化，威胁到了普通人最基本的利益。住房问题很可能成为中国社会危机的爆发点。

当局终于看到了这个危险，直到最近才采取措施，暂时控制住了对房市的投机风潮。不过，温家宝现在面对的，是一个比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远为不利的局面。一方面，4万亿投资计划还需要更多资金，否则，就会形成许多半拉子工程；而另一方面，由于贫富更加悬殊，政府需要投入更多财力来“维稳”。

世界经济已不可能支持中国出口像过去那样扩张，由于生产能力过剩，生产效率难以提高。当局在不利的经济形势下扩大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支出，收入和支出面临难以调和的矛盾。

面对这个矛盾，理论上存在一个选择，就是把更多国企和富人的收入，转移给穷人。但这就意味著当权者要向既得利益开战。快要交班的胡温，没有政治意志，也没有能力作这种困难的选择。

怎么办？胡温的一个选择，就是让地方政府“自己想办法”。多年来，地方政府主要靠“土地财政”，也就是靠垄断土地开发权利来获得收入，这个办法推高房价，已经受到中央的节制。于是地方政府越来越转向“玩金融”。在这方面，薄熙来主政的重庆也是一只领头羊。重庆市长黄奇帆搭建了一个“融资平台”，负债率高达200%。各地政府纷纷效仿，“土地财政”，开始转向“融资财政”。

自财政分权以来，地方政府一直都有“创造货币”的强烈冲动，每当中央当局控制不住这种冲动，宏观经济就失稳。现在，新一轮地方政府创造货币，创造信用的热潮已经到来。本期《经济观察报》对此进行了报道。与前几次地方政府的信用扩张相比，这一次引发全面金融危机的风险最大。除了胡温把难题留给下届班子这个政治因素，最重要的经济因素是，过去的信用膨胀伴随著生产率快速增长，现在已大不相同。金融危机的本质，就是流动性的扩张远远超过生产率的提高。中国正在形成这个格局。在生产率难以提高的情况下，政府却不得不给穷人建房，有可能成为触发金融危机的一个直接因素，就如同美国鼓励穷人买房触发了全球金融危机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