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从改革开放之后，经历了三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引起世界瞩目。2004年，美国《时代》周刊当时的助理执行主编雷默在英国《金融时报》上首次提出了“北京共识”的概念，迅速引发了中国的呼应，2007年，美国学者阿瑞吉又发表了新书《亚当斯密在北京》，继续探讨中国模式问题。那么，中国大陆的研究者又如何看待所谓的“北京共识”和“中国模式”问题呢？

中国大陆从改革开放之后，经历了三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引起世界瞩目。2004年，美国《时代》周刊当时的助理执行主编雷默在英国《金融时报》上首次提出了“北京共识”的概念，迅速引发了中国的呼应，2007年，美国学者阿瑞吉又发表了新书《亚当斯密在北京》，继续探讨中国模式问题。那么，中国大陆的研究者又如何看待所谓的“北京共识”和“中国模式”问题呢？

相对于外国学者的赞叹和乐观，大多数中国学者保持谨慎。最近，北京大学教授姚洋在美国《外交》杂志网络版上发表文章《北京共识的终结》，明确表达了对“北京共识取代华盛顿共识”这一说法的反对态度，受到了广泛关注。

姚洋提到，所谓的“华盛顿共识”包括金融自由化、国有企业私营化等十项核心政策，而他经过考察后发现，在过去30年时间里，中国几乎紧紧遵从了所有的建议，唯一的例外是利率的自由化，相反，中国坚持钉住美元的政策，这也正是最近人民币币值遭受非议的关键所在。因此，在姚洋看来，所谓的“北京共识”，它的经济基础与其说是“华盛顿共识”的对立面，不如说正是华盛顿共识的翻版。

而就“中国模式”问题，北京学术界在今年四月底召开了一次小型研讨会，在会上，大多数发言者都表示，所谓“中国模式”能不能成立，现在还在未定之数。

会上有经济学家把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归结于四个原因：一是全方位对外开放；二是渐进的市场化和有限的私有化；三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四是地方财政的竞争格局。值得注意的是，不止一位学者把“城乡二元结构”看作是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换句话说，中国的户口制度人为地把中国分割成城市和农村两个领域，并且压低农村劳动力的价值，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和物质基础。残酷地剥削农民，或许正是所谓中国模式的一个秘密。

来自清华大学的秦晖教授进一步指出，甚至连城乡二元结构也并不是中国所特有的。他以南非为例子，说明中国和种族隔离期间的南非极其相似，甚至连农民进城需要办理暂住证都一样，如果说有区别的话，那就是中国的社会控制更加严密和苛刻。他表示，支持中国崛起，但反对所谓的“中国模式” 崛起，如果就以现在这种模式崛起，那么无论对于中国还是世界都不是好事。

社会学家孙立平教授也谈到了一个担忧：最近几年时间里，似乎出现了通过权力的力量来重组市场因素的现象。所谓中国模式，是不是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重建“总体性社会”，或者说是一种新的极权主义？在他看来，当今社会生活的复杂化要求国家有更强的治理能力，但是这种要求可能直接转化为对权力的渴望、甚至是对专制的呼唤。

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大陆新左派领袖的社会学家汪晖表示，他不太确定“中国模式”是否存在，但中国走了一条独特道路是毋庸置疑的。在他看来，中国独立自主的主权特性，以及党国一体的制度，可以说是这种独特性的最大体现。但是他也承认，在新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尤其是在特殊利益集团盘根错节的形势下，这两个特点的正面作用正在面临挑战。

本次研讨会上唯一一个公开为 “中国模式”辩护的是北京大学的潘维教授，他强调，中国应当为自己的经济成就骄傲，要对自己的制度有信心，“这个体制里头还挺好的”。他甚至否认存在所谓市场和国家干预的两分法、民主和专制的两分法、以及人治和法治的区别。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参加会议的研究者对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成就如何评价，大多数人都对未来经济是否能够高速发展的前景持保留态度，有研究者认为，中国政府为了应对危机而采取的大规模投资信贷政策，已经对这一个五年计划造成了严峻挑战。

在场的企业界人士也对所谓的 “中国模式”表示质疑，尤其是它不能指明中国未来政治、经济和社会的长期宏观战略目标，缺乏可预见性，因此企业家无所适从，热衷于短期投机，很难做长线投资。所谓的“中国模式”，成了模糊现象的代名词，而缺少基本的是非黑白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