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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找借口的能力堪称天下无敌。比如说，为了拒绝民主，在我国经济非常落后的时候，一些理论家说应该先把经济发展起来再说；但是当我国经济已经有了巨大的发展，很多人已经欢呼“中国奇迹”、“大国崛起”的时候，这些理论家的说法却变成了：“既然我们在不实行民主的情况下取得了这么大的成就，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冒险去实行民主呢？”他们一点也不觉得自相矛盾。
不过仔细想来，这两种拒绝民主的理由表面上虽然冲突，但确实是一脉相承的，那就是都把经济放在第一位：为了发展经济，民主可以缓行；既然经济发展得不错，民主可以不行。必须承认，这种“经济优先论”在我国还很有市场，不彻底抛弃这种论调和思维，中国的民主恐怕难以生根。
经济优先论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社会理论上的经济决定论，即认为经济是政治和文化的基础。中国的中学生都耳熟能详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以及“发展是硬道理”等等，都是这一理论的体现。虽然国内学术界对这一理论已经有了一定的反思，但对大众的影响微乎其微。再好的学术论文也无法抵消官方的垃圾教科书的影响，更何况，这方面的学术批评还远远不够。
但是在民主这个问题上，经济决定论并非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产物，不少现代西方学者也有类似观点。比如亨廷顿在分析第三波民主化的原因时就断言：“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始于1974年的民主化浪潮是前二十年经济成长的产物。”（《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71页）
在程度上，经济决定论可分为极端决定论和温和决定论两种。极端决定论把经济发展当作是实现民主的充要条件，而温和决定论者则仅仅把经济发展当作是实现民主的必要前提。极端论者肯定是少数，这里就不多说了。在内容上，经济决定论又可分为两种，一是人均收入突破论，即认为一个国家一旦人均收入超过多少美元，就将进入民主转型阶段。对于这一临界点究竟是多少，有的学者认为是1000美元，有的认为是3000美元。但是实践证明，这一理论最多只具有概率意义，而且在我看来概率不算高。至少，印度在实行民主时人均收入远远不够这一标准，而中东不少国家早已经超过了这一标准。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也已经超过了3000美元，就算官方的GDP统计数据有很大水分，但考虑到人民币刻意贬值的因素，这一数字基本上还是可信的。然而目前我国还看不到和平转型的希望。
二是中产阶级论，即认为一旦某个国家形成中产阶级占多数的社会结构，则民主指日可待。在我看来，这种理论要比前者更合理，但它仍然有一个致命的问题，那就是：在非民主的政治体制下，中产阶级将很难上升到主导地位，橄榄形的社会结构将难以形成。也就是说，橄榄形社会结构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实行民主的结果，而非其原因。从历史来看，西方国家进入中产阶级社会也是20世纪中后期的事，而在此之前它们已基本上都是民主国家。从中国的情况来看，虽然在实行市场经济初期中产阶级曾经有所发展，但近年来我国的社会结构又趋于僵化，“官二代”、“富二代”的现象日益突出，下层向中上层流动的道路越来越窄，孙立平所说的“断裂社会”正在成为现实。因此，市场经济的发展——中产阶级的壮大——橄榄形社会结构的形成——民主的实现，这一水到渠成的道路已经是可望而不可及了。而且，中国现有的中产阶级是否是民主的坚决支持者，这也是令人怀疑的（理由见下文）。
由此可见，至少对于中国来说，民主的经济决定论已经破产了。一些西方学者也对这一理论进行了反思。比如Bruce Bueno de Mesquita和George W. Downs在《发展与民主》一文中指出：“现在的事件表明，经济发展同一般所称的自由主义民主之间的联系实际上相当弱，而且可能变得越来越弱。虽然在已建成民主制度的国家中，更高的人均收入有益稳定这一事实不变，但富裕的独裁国家越来越多了，说明单单有更多的财富并不会自动转化为更多的政治自由。”（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Foreign Affairs 84:5 ,2005）
其实经济决定论破不破产意义不大，一种错误理论的破产应该是一件好事。经济发展不能自然带来民主，不等于民主就不能实现。真正麻烦的是经济优先论的另一种形式，那就是价值观上的拜金主义。
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政府奉行的指导思想有一点是始终未变的，那就是“发展是硬道理”。这一观念兼有社会理论和价值观的双重意义，尽管官方的理论家们是不会承认其价值观意义的。但毋庸置疑的是，“发展是硬道理”这一口号在民间就意味着“赚钱是硬道理”。而另一句流行的邓小平语录——“不管白猫黑猫，能抓到老鼠的就是好猫”，在民间则变成了“不管好人坏人，能赚到钱就是好的”。如果政府都公然以发展经济为第一目标，那么，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缺乏信仰的民族来说，又怎么可能不兴起拜金主义呢？
当然，拜金主义并非一无是处。韩寒曾经公然为拜金主义辩护，他的辩护是有一定道理的。拜金主义确实具有瓦解原有的意识形态的作用。但是，它能够与现有体制并存，也就是说，它难以成为促使我们去建设一个新的公正合理的世界的精神力量。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它还可能成为阻碍变革的力量。
对于拜金主义者来说，是否实行民主是无所谓的。“不管民主还是专制，只要有利于赚钱就是好的”，这恐怕是当前我国大多数普通民众的真实想法。当然，提倡民主者可以宣扬说，民主更有利于经济发展，不过反对者照样可以提出很多相反的论据。比如说，我们虽然可以用“当前的发达国家几乎都是民主国家”这一有力的论据来论证民主的优越性，但是反对者也可以说：“这些国家绝大多数在近代都是帝国主义国家，它们是靠对外掠夺来进行原始积累的，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已经不可能重复它们的道路。”这一观点还是很有欺骗性的。
必须承认，近年来中国经济的虚假繁荣俘虏了很多人的心。尽管我们可以批判说，这一繁荣是建立在低工资和破坏环境的基础上的，必将在未来付出极大的代价。但是，拜金主义者都是短视的，他们不会考虑那么长远的事情。而且如果有代价的话，那肯定是大家来共同承受的。拜金主义者往往同时又是自私自利者，对他们来说，赚钱的好处个人来享受，发展的代价集体来承担，何乐而不为呢？
对于民主派来说，还有一点必须考虑到的是，当前我国经济的畸形发展，其代价很有可能是要未来的民主政府来承受的。从近几十年来世界各国的民主转型史来看，几乎所有实现民主的国家在最初几年经济都有所倒退。如果我们把实行民主的理由仅仅建立在促进经济发展上，把民主转型的经济预期提得过高，那么理想与现实的落差恐怕会使很多人的思想出现反复，从而加大了建立巩固的民主政体的难度。
顾晓军在前不久写了一篇批判“发展是硬道理”的文章，但他基本上没有涉及到大众的心理。他提出“民生才是硬道理”，这虽然有一定的进步，但本质上仍然是一种“养猪”思维。事实上，独裁统治也可以关注民生，当前我国政府提出的所谓“科学发展观”就包含了关注民生、公平分配的内容，近几年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如减免农业税、落实义务教育等，不少农民已经为此而感恩戴德了。
在已经实现民主的国家，拜金主义是无伤大雅的。但在尚未实现民主的国家，过于严重的拜金主义绝非好兆头。不幸的是，中国社会目前弥漫的拜金主义思潮恐怕是世界上少有的。
只有彻底抛弃“经济优先论”并批判由此产生的拜金主义，使人们树立宪政、民主、自由、公正、文明的价值观，才能为民主转型提供足够的精神支持，也才能为未来的民主巩固打下坚实的基础。这绝非易事，但我们不能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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