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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前，天安门广场最响彻云霄的一句口号是：“李鹏｜傻Ｂ！”万众逞口舌嘴瘾之快，莫过于此，大概只有文革除外。中国人之讨厌李鹏，以这句口号为经典，可以不必多着一字。当年天安门，骂翻李鹏，是标语口号一大主题，其中还有民谣味的几句如下：
李鹏，李鹏，缺少水平，去收酒瓶。
邓妈妈，快把鹏儿领回家，再给两个大嘴巴！
开除李鹏，出口南非。
治蛔虫药，两片；治感冒药，两片；治李鹏药，两片。
但是二十年下来，虽然讨厌他的“人民”一败涂地，却无人反问过一句：李鹏真傻吗？李鹏的颟顸、强硬，连同其面部肌肉的僵直，给人印象深刻，很难得地在共产主义崩溃大潮前夕，被云集北京的全世界摄影机拍摄下来，几乎是一个“极权主义”的最后留影；这副尊容，跟“六四”血光之灾，一道凝固在世界和中国的记忆库里。八九年危机中的共产党，李鹏冲锋在前，邓小平“垂帘”于幕后（他却要说学生幕后有“摇羽毛扇的”），中国民间视李鹏为“弱智”，或许正是一种无可救药的幼稚。
不过，共产党虽有李鹏式的强硬，对历史却没有信心。刘少奇有句话很著名：“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但人皆明白，“历史”还得你自己写。于是，对“六四”人人都要留下说法，人人不甘寂寞，已是一股风气。掐指算来，“杨家将”老大乃始作俑者，生前已表示“无力纠正六四事件”的遗憾，他乃镇压执行人，等于撇清责任。这厢赵紫阳原无意愿自己写，老部下们竭力相劝：“这不是你个人的问题......写出来，留给后人，是你应尽的历史责任。”（杜导正《改革历程．序》）
近来网上流传的一本《李鹏六四日记》，香港出版又叫停，说明李鹏有些慌张，邓曾“垂帘”、杨要撇清、江胡把自己摘得一干二净，赵紫阳已写出“历史”，那么“六四”血债，难道要拿他这个“总理养子”顶缸不成？
指证邓小平责任、拉江泽民垫背
这本《日记》毫无掩饰地彰显了李鹏的智慧。他每次见邓小平，都有“当场笔记”，他援引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七日下午邓小平的原话，那是在地安门大街前沿米粮库胡同的邓府里说的：“实行戒严如果是个错误，我首先负责，不用他们打倒，我自已倒下来，将来写历史，错了写在我帐上。”李鹏并在此话前面特别加了一句修饰“小平同志以大无畏的精神指出”，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说，“六四”这笔帐，你们要找邓小平去算，别找我李鹏。
紧接着是五月十九日上午的常委会，李鹏又引邓的原话：“准备流点血。动乱分子搞打砸抢，也有暗藏武器，他们要反抗，阻挠戒严。如果我
们提出‘绝对不用杀伤性武器’，那是不行的，那等于捆住了自己的手足。”｜｜全世界不是一直在追问“六四”开枪令是谁下的吗？李鹏出版他的日记，只要达到一个目的就够了：白字黑字指认邓小平下令开枪。
赵紫阳录音谈话面世以后，坊间传说李鹏也要出书，却被胡锦涛封杀了；此前据传是杨家将背景的那本《六四真相》流落海外，也曾令江泽民怒不可遏。江胡二人，视“六四”为身外之物，彷佛“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虽然他俩都是最标准的“六四产儿”。李鹏恨此已极，却也无奈，思来想去，大概自己出书替自己“造历史”，是唯一选择，连邓力群不也是这么干吗？
所以，张良汇集一堆“中央文件”，梳理造册，编成一部秘史，是一个现成的模式，何不拿来？如此召集一帮秀才为自己编一部《日记》，对李鹏不费吹灰之力。这本《日记》的真伪，要看其中史料、记载有多大水分，而不在于是否作者亲笔。通篇《李鹏日记》，皆枯燥的中共官式文件语言，脉络中却有两条灰线，一贯到底，一则是详细引证邓讲话，另一则，是绝不遗漏江泽民在上海的每一步动作，词语间还带上一点阿谀，用意昭然。
李鹏日记填补了哪些空白？
江胡不对“六四”做官史，便给野史预留了极大空间，但民间修史对暗箱操作的高层决策，又似无奈，即便如赵紫阳录音回忆，自他被废黜，五月十七日之后便一派茫然，形同空白。
李鹏亦不会“和盘托出”，但他要摘净自己，就躲不开?述过程，从他的日记里，我们倒可以找到赵紫阳规避、未明之处；再就是五月十七日之后，他们磨刀霍霍、国家机器运作的嘎嘎之声，跃然纸上。
最值得一议的，是五月十九日上午、即当晚于总后礼堂召开“首都党政军干部党员大会”的那个白天，邓小平竟还召集过一次会议，以往所有关于“六四”的回忆、史料中，皆未曾出现过这个纪录，这次却由李鹏公布出来，内容之敏感、尖端，前所未有，邓小平若地下有知，一定大骂李鹏爆料他，比赵紫阳更甚；而就凭披露这个“邓讲话”，胡锦涛就有理由封杀《李鹏日记》。
“上午十时左右，我们应邀到小平同志处开会，参加会议的有陈云、先念、尚昆三位老同志，三位常委李鹏、姚依林、乔石，人民解放军三总部的迟浩田、赵南起、杨白冰，还有秦基伟、洪学智、刘华清三位老红军参加。邓小平同志在会上讲了六点意见......”主要是三点：“准备流点血”、筹备罢免赵紫阳、确定江泽民接总书记。这次会议，不仅议题至关重大，李鹏记录下来的此次邓讲话，也将是研究八九历史的关键史料，举其要者：
──开禁“杀伤性武器”；
──借鉴台湾戒严的前例，“戒严要多久时间，现在定不下来。总之，要到一切恢复正常为止。台湾不是戒严二十多年了，也没有说哪一天解除”；
──认定戈赵谈话是“把一切责任都推给我。广场放起鞭炮，打倒邓小平。打，我也不退，要斗到底”；
──承认选错了胡赵二人；
──不否定“改革开放”，“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对的”，从这里可以接续到日后的“九二南巡”。
另一桩事，是赵紫阳访朝第二天，四月二十四日晚李鹏召开常委碰头会，除乔石、胡启立、姚依林之外，列席的还有杨尚昆、万里，书记处的芮杏文、阎明复、温家宝，政治局委员田纪云、李锡铭、宋平、丁关根等，“大家意见空前的一致。认为学潮背后有人操纵，是一场有组织有计划的旨在打倒共产党的政治斗争”，李鹏提出三个方案：人民日报发社论、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向各省市发通知、在北京召开党政军干部动员大会，并由乔石、胡启立、李铁映组成的处理学潮的领导小组。
由此可见，镇压学潮的模式，早在此刻（四月下旬）已经出笼、定型，后来的邓讲话、“四二六社论”、邓府决定戒严、废黜赵紫阳、总后礼堂大会等等，不过是走形式而已。我们不禁要问：究竟是李鹏牵着邓小平的鼻子走，还是邓在幕后指挥这一切，李鹏不过是个前台的一个皮影儿？有没有吴国光所钩沉的一个“邓小平四二三密令”？李鹏在此究竟隐瞒了什么呢？
五月二十日“没有想到部队进城受到极大阻力，可以肯定，戒严消息事先被泄露出去了”，也是李鹏日记精彩的一笔，“西面来的部队被人群围堵在八宝山，南面来的部队被围堵在南苑，东面来的部队被围堵在通县，北面来的部队被围堵在北太平庄。戒严指挥部曾设想，西面的主力部队经过地铁运送到天安门，也因为走漏消息，复兴门地铁施工洞口被一群动乱分子占领，堵塞了地铁的通道，部队调不进来。惟一成功的是从河北沙河县乘火车到达北京车站的两千余人。这是根据北京军区司令员周依冰同志的请求，我下令铁道部长李森茂执行运送沙河部队的命令，他执行了。但部队一下车，就被动乱分子包围，困在北京车站动弹不得。”
涉及赵紫阳的两处，亦耐人寻味。李鹏说杨尚昆向他透露五月十三日赵紫阳见邓小平情形，“小平对赵紫阳说，我现在感到很疲劳，脑子不够用，耳鸣得厉害，你讲的话我也听不清楚。”查赵录音回忆，一字未提邓的态度——很明显，邓装聋是一种政治表态，对陈云也一向如此，赵紫阳对此是很熟悉的，这次竟未能解读，那厢杨尚昆却及时通报了李鹏！另一处是，五月二十一日部队进城受阻之际，李鹏给王瑞林打电话，请示近日内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罢免赵，邓小平答复：“要等大军进入北京后，再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样可以避免冲击和干扰，才能开得更有把握。”显然，这是邓怕兵变的一个旁证。
“李鹏策略”解读
“八九”这场厮杀，无论是官民对阵，还是党内角逐，结局仿佛大家都输给了一个白痴，听上去很惨。其实，决定因素是邓小平的理念，而支配他当时心理的，是来自波匈巨变的强烈冲击，《李鹏日记》对此均有充分的展示。这个大气候，决定了在权力结构上，赵紫阳与李鹏并不处于均等的地位，虽然他俩同时处于邓小平与柴玲、地安门（邓住所）与广场、老人与学生的夹缝之间──但赵需要劝慰、安抚邓小平和学生两方，李鹏则只需践踏、侮辱学生一方，就能赢得老人一方。
李鹏在《日记》里写了一个因果链条：四月二十二日胡耀邦追悼会让他栽了──“为什么非要向我递交请愿书，而不是向赵紫阳递交？”他以阴谋论判断，有人要以文革手法搞臭他；同时他对民间怨言赵紫阳的儿子“官倒”，又幸灾乐祸。两人谁会成为这次学潮的“替罪羊”，李鹏有非常清晰的意识。四月二十三日他却若无其事地去北京火车站送赵紫阳访朝，还说“今天我来送你，可以显示中央的团结”，心里大概已在狂喜，天赐他一个绝佳的机会：他要先下手为强──这应该用来解释前述四月二十四日常委碰头会的原委。李鹏拥有的优势，是老人帮和邓小平的恐惧心态，但他缺少一个时机，来把生米做成熟饭。我们可以断定，李鹏洞悉邓小平的理念──痛恨“红卫兵”、将文革与东欧变色一锅煮、恐惧民心浮动、除了武力之外不知道还有其他手段，等等，他只要让常委会通过一个极端的应对方案，邓小平和全党只有照单全收。
在策略上，李鹏使用“袁木谈判模式”，持续地激怒学生，有一石三鸟之效：令赵紫阳疏导学生、力挽狂潮的努力化为乌有；令学运从静坐向绝食逐步升级，其领袖“理性受冷落、激进得拥戴”；令邓小平越来越陷入一种“镇压冲动”。何东昌也配合李鹏，在北师大说赵紫阳的态度不代表中央。五月十三日常委会上，赵紫阳怒责此说，李鹏则保护何东昌，反唇相讥：“要李鹏下台，这些传言由谁来辟谣？”此后“对话破裂，绝食开始”，没几天赵就对戈氏撂出了邓“掌舵”。后人研究这段历史会发现，赵紫阳步步落空，李鹏招招得逞。
米（万里）有愧于粮（紫阳）？
历史是个多面体，每个当事人只能映射某个单面，李鹏说“六四”，其价值也在于此。从他的记录中，我们也能看到其他当事人的某种侧面，有时候竟是令人诧异的。
杨尚昆就不必说他了。李鹏笔下的万里，也叫人“跌破眼镜”。四月二十三日赵紫阳赴朝第二天，“下午五时，万里同志打电话来，说北京市领导反映，形势非常严峻，中央态度不明朗，他们很难工作。万里建议立刻召开常委会讨论对策。我同意了万里同志的建议，决定晚八时开常委碰头会，扩大到有关同志参加。”照李鹏的说法，他那个先发制人的“四二四常委碰头会”，竟是万里起的头！赵紫阳录音回忆中的说法则是，“万里上了陈希同、李锡铭的当”──其实，京津两地的首脑，陈希同、李锡铭，包括李瑞环（原北京市的木匠），是一个宗派，大佬就是万里，这个宗派八九年力主镇压学潮。另据宗凤鸣引李树桥谈，赵赴朝后，李先念要李鹏通知北京市委强硬对付学潮。
万里被赵紫阳反反复复地引为“志同道合”者，说他是中央领导人中“坚定支持改革的人物”，并提及那些著名的事例：八七年不赞成“反自由化”、学潮初期不赞成北京天津两市委的“阶级斗争意识”、预定召开人大常委会讨论从法制轨道解决学潮，等等。万里后来在压力下沉默了，邓小平去世后，赵紫阳又呼吁万里站出来，“小平在时不可能有别的说法，小平不在了，我觉得万里不应该再有什么顾虑了。谁能怎么样他？”但万里依然沉默，其实他已噤若寒蝉。一九九七年九月赵紫阳给十五大写信，再次要求重新评价“六四”，宗凤鸣请张广友将这封信送给万里，据说万里看到此信后，神情紧张，叮嘱不要外传......。
“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这个传世佳话，后来被“六四”阴影所蒙晦，象征着一个时代的死去。时光不能挽留，人格却永存历史，赵紫阳不玩阴谋，没有私党，对后果承担到底，且毫不畏惧，堂堂正正地做个现代政治家，在中共他是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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