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新中国的儿童，我们青少年的先锋，团结起来继承我们的父兄，不怕艰难不怕担子重，为了新中国的建设而奋斗，勇敢前进、前进，跟着毛泽东。”我八岁戴上的红领巾，这首少年先锋队队歌伴随着我渡过了少年时代。每每唱起，都会热血沸腾。“跟着毛主席，革命到底！”这句话出现在我参加工作后的每一篇日记上，下笔时，我总是热泪盈眶。那时我真诚地希望在我死后，人们会从我的日记中发现我这个“狗崽子”是真心革命的，会将我追认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毛泽东曾经是我欢乐灿烂日子里的太阳，是我凄苦暗淡日子里的北斗星，是我心中的神明，是我愿意为其献出一切乃至生命的伟大领袖。我曾由衷地相信我们这一代人因为生活在毛泽东时代，比中国历史上所有朝代的人们都幸运，比世界上一切国家的人民都幸福。

这座神像是哪一天在我心中彻底坍塌的呢？确切算来，应该是1976年的4月5日。那天晚上，我和那时还是我的男朋友的悌忠站在我们所在的三线工厂的山坡上，听着高音喇叭中传来北京的声音，宣布对天安门广场上“反革命分子”进行了镇压。夜是那样黑，风寒得让人打战，我说“中国反革命复辟了，我们要吃二遍苦，遭二茬罪了。”在那一刻我认识到的是——毛泽东走到了自己的反面。我比很多同时代的人懵懂得多，但是我开始梦醒了。

接下来的八月唐山大地震，悌忠家的房子山墙在地震的那一天倒了，悌忠和我先后回到北京帮助家里修房子。9月9日，在北京从广播里听到了毛泽东去世的消息。这一刻，我已等待了许久，好朋友间也议论过许许多多次，我们这一代人将经历毛后的时代，将亲眼看到没有毛的中国往何处去，我们是幸运的。但是当这一刻真正到来时，我很难说心中的感受是什么。我的中学好友丹华，很是失魂落魄地一头撞进了悌忠的家门：“毛主席去世了！”跟她满脸的惊惶一比，我才意识到自己竟然心静如水。“我已经听到广播了。”我的平静，甚至有些无动于衷地对待毛泽东的去世，让丹华一下镇静下来。我们开始谈论那已经谈论过太多次的话题：“中国将向何处去。”我和悌忠后来到天安门照了像，无论如何这是一个空前绝后的历史时刻，应该记录下来。

说来就那么巧，悌忠的中学好友迎潮和他的女友，就在那一天那一时刻走进派出所办理结婚手续。前脚刚踏进门槛，后脚就跟来了毛泽东逝世的消息，婚当然没有登记成。接下来的那几个星期对于全国人民实在是太难熬了。一切文艺演出都停止了，一切娱乐活动都被禁止，人们脸上不能有笑容，甚至一点点似乎是笑意的表情都会被人举报，遭到灭顶之灾。有人因为实在熬不住那没有音乐，没有消遣的生活，偷偷在家里打扑克，被当成现行反革命抓了起来。那笼罩着全国的肃杀、毫无表情、甚至一声咳嗽都会让人胆战心惊大概是“十年浩劫”恐怖的顶峰了。“于无声处听惊雷”（打倒“四人帮”后的第一个独幕话剧就是这个名字），那打倒“四人帮”的霹雳在人们的神经已经崩得要断裂的时候到来了。它先是以小道消息的方式在朋友们中悄悄传播，就像是雷声由远处沉沉地低声地轰鸣着，然后一声炸响，电闪雷鸣，撕开了亿万人的胸膛。我记得那天是好朋友槿长从他二楼家里的窗口高声向对面四楼“七。二一”大学的宿舍叫我，都岔了声儿：“有好消息告诉你！”我曾经设想过千千万万的可能，就是没有想到这么快，毛泽东去世还不到一个月，“四人帮”就完蛋了。那天我们“七。二一”大学的校长，中国汽车工业的鼻祖——孟少农先生买了酒和我们一起痛饮，那天朋友们好像要把一生一世的笑都笑尽。

接下来是对真理标准的讨论，平反冤假错案，邓小平复出，我万万没有想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会把彭德怀庐山会议的案子都翻了过来，我自己的家庭出身一夜之间从“黑五类”变成了“红五类”。然后是右派一风吹，农村地主、富农统统摘帽，无论出身，适龄青年都可以参军、上大学。1980年邓小平作了要彻底肃清封建专制主义的报告，中国向世界打开了封闭三十年的铁幕。那些过去背着沉重的海外关系，香港、台湾敌特关系的人成了最受人们艳羡的一类，首先蜂拥出国门，或者投奔亲友或者留学。人们真地以为中国自此将彻底走出毛的时代。

晃眼间，毛泽东已经是110岁的逝去之人了，我自己的青春岁月也早已流走，进入知天命之年，方晓得我们还是生活在毛泽东的时代，并没有跳出如来佛的手心。

去年我在大陆出版了我的第一本书《我有这样一个母亲》。在书稿交出之前，父亲和悌忠都对我说，书中的有些说法太过，应该改写。我执意不肯，觉得时代变了，应该是可以说实话，可以提诚恳的意见的时候了。可是书刚刚发行不到两周，就被禁了，据说中宣部的批示是：“放肆地攻击共产党”。这个结果在父亲的意料之中，但是实实在在于我的意料之外。

上个月回国出了趟公差，到晓梦那里拿一些积压在她手里的《李锐其人》一书，帮助她在朋友中推销，听到了另一个想不到的故事。彭德怀的一位警卫员看到了这本书，他一边看，一边落泪，激动得不得了，看完书就找到晓梦，说他要一千本，要拿到彭德怀家乡的彭德怀纪念馆去出售。那个纪念馆是他从朱熔基的手里搞到了特批的四千万人民币修建的，当地的政府和老百姓对他是感恩有加，他对这件事有完全的把握。晓梦还是保留了一下，只给他发去了五百本。结果这位警卫员刚开口向当地官员介绍这本书，就被硬硬地堵住了：“李锐是反对毛主席的，这本书不能在我们这里卖！”彭德怀可是被毛整死的呀！他家乡的父母官要纪念彭德怀，可是不许说毛有错，彭德怀地下有灵，会作何感？

认真想想毛泽东时代留给我们这些过来人最深入骨髓的东西是什么呢？是十亿国民的头脑要统一在一个思想下，即：毛泽东思想；全体人民的社会行为要服从于一个意志，即：党的意志，亦即第一把手毛泽东的意志。也就是说，除了毛泽东有随心所欲的自由，生活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每一个其他人都没有思维和行动的自由，哪怕你官位高至国家主席，也是个呜呼哀哉的刘少奇！记得父亲说过，毛泽东曾经问过黄克诚（可能记忆有误，是个别的什么人）：“你说总统—President，主席——Chairman和皇帝——Emperor的区别是什么？”黄克诚认真地回答：“总统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统治镇压人民的，主席是人民民主专政的人民领袖，皇帝…”，毛一挥手打断了他的话：“都是一回事。”毛确实从来就认为自己是个可以“无法无天”的真命天子。那么这个情况现在有了根本的改变吗？邓小平先可以以军委主席的身份包揽国庆35周年大典的一切程序，把国家主席李先念晾在一边；后又可在退出政治局后，以一介普通党员的身份统领全军。为什么？他是无冕的皇上，就这么简单。可他毕竟还是打天下的一员，为中国开创了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将中国推向了市场经济的世界潮流，有他功勋极其卓着的一面。而到了江泽民，用李慎之的话“没有尺寸之功”的他，竟然也当起了太上皇，以一介普通党员的身份占住了军委主席的位置，而且处处对新的领导班子掣肘。不管是否真做得到，宣传上还是全国人民必得遵循一个思想：江的新发明——三个代表；全国人民还是得服从一个领导：共产党的领导——不管这个党的腐败已经到了“处级以上的干部全杀了可能有冤枉的，隔一个杀一个肯定有漏网的”程度。

是呀，时代是进步了，四个伟大没有人提了，小红书也不再摇了，人们不需要早请示晚汇报了，余杰也有了用两支笔（一支大陆，一支海外）写文章的自由；老百姓的生活与毛的时代不可同日而语，农民也可以走出土地到城里做工了。但是政治制度改革的那条腿太短了，短的有些地方、有些事还不如毛的时代。比如三峡工程，父亲只要有机会就会对人说：“我要告诉你，毛泽东和周恩来生前从来没有说过建三峡。”毛周是知道三峡的份量的，在有了原子弹的时代，即使浪漫如毛泽东，“高峡出平湖”他也知道是个永远的梦。到邓当了一把手，“好嘛！”轻轻一句话，三峡就上了马。这次回国听有人说李锐没能阻止三峡上马是因为他太直，其实稍稍拐点弯儿，邓老爷子未必听不进他的话。我拿这话去问父亲，他立即激动地说：“这是根本不可能的，邓小平根本不会听进我的话。”周恩来曾评价邓小平有时会“举重若轻”，这位第一把手的个性决定了父亲不可能再有一次“御前辩论”的机会，因为邓认为建个三峡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到了以江为核心的时代，父亲再次上书中央，力陈三峡工程不可上之原委，希望立即停建，他得到的是朱熔基总理的电话，让他不要再说话。至此父亲对三峡的一切意见完全被封杀。当年毛听说有个三峡反对派李锐，请他出席中央会议，让他发言、写文章；四十年后，父亲却不许作声了。

父亲说“建立一个合理公正的、不使领导人由于其个性而作出的错误决策或者由于其个性而无法纠正错误的制度，是当代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第一要务，也是改革中国政治体制的根本目标。”这话精辟之至。可我们现在还是不得不把政治体制改革的期盼寄托在新一代领导胡温的个性上，我们也确实没有别的选择，因为我们还是生活在毛泽东的时代——一把手说了算的时代。但是我是乐观的，因为今天的青年一代和大多数的国民已经不再像我们年青的时候那样激情地关注国家命运，狂热地投身政治运动，他们关心的只是自己的衣食住行、奔的是自己充裕的物质生活。在我和父亲最后一次探望病中的王若水先生的时候，他曾叹息这是一种精神的堕落。但我却不做如是想。我觉得这种非政治的、以物质追求做动力的人生努力和美国的现状非常接近，这种追求的力量是实在、韧性和巨大的，它使任何要将中国从市场经济的轨道上拉出去的企图都成为螳臂挡车。于此同时，现在的中国有一批知识精英们在注视着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这其中有我父亲为代表的老一代，虽渐斯人已去，以王若水和李慎之先生的最近过世最为可惜，但是这些耄耋之人还在奋勇向前，且完全不势单力薄；在他们之后有一大批中青年的精英，年轻如余杰，方29岁。这些知识精英们是国民的头脑，国家的脊梁。头脑清，脊梁硬，中国就充满希望。精英们的思考是理性的、深刻的、专注和执着的，他们不会盲目地发动“运动”，因为他们懂得中国的事情不是一、两个运动就能解决的，由占人口少数的他们来思考中国的问题，社会就不会出现大的动荡。在我有生之年，也许不能看到中国完全走出毛泽东时代浓厚、绵长的阴影，但是一定会看到中国离开那阴影的最深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