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观念广泛地流行在我国地下反对运动的思想脉络之中，即将今天人们所遭受的人权灾难归罪于传统的君主制度，认为中国近百年以来宪政民主之所以迟迟不能开花结果，其根源在于中国的专制主义传统根基太深太厚，西方的研究学者将此种现象称为之“东方的价值观”。无数个生动的政治迫害案例表明，许多致力于民主事业的政治异议者和人权活动人士，一方面受到来自共产党政权的残酷迫害，另一方面，却将导致这种迫害的祸根记在传统的君主制度的帐单上。

有关这方面的政治评论已经数不胜数，当代“自由派”领军人物李慎之先生的观点具有典型性，李慎之先生在《中国文化传统和现代化》一文中写道：“中国人民一百几十年的维新、革命并没有改变两千多年的专制主义的本质，只是革掉了一个皇帝。”接下来，他分析了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源，“同日本比起来，中国停滞的主要原因只能归咎于我们的文化积淀太厚，我们的文化传统太深、我们的专制主义的生命力太顽强。”

有意思的是，近年以来，官方舆论导向也有意识的投向我国的传统，宫廷戏、帝王戏、各种花里胡哨的“传统”文化大行其道便是明证，在正统意识形态濒临破产的情况之下，“传统”暂时弥补了这种残缺的意识形态“伪文化”，勿庸置疑，无论是共产党政权还是反极权的民主的政治反对派，都在有意无意地强化这样一幅表象，将今天的政治形势当成传统专制主义的自然延续，以及“传统”对于当代政治、社会、文化各个方面的影响力，我认为，这种观点的流行是非常有害的——如果说今天的政治局面是由传统的君主制度所造成，那么无形之中证明了这个“制度”的存在便具有某种合理成份——像共产党所宣传的那样。它反馈给社会一种隐性的心理暗示，即这个“制度”之所以存在是由两千年以来历史、政治、文化、社会发展的自然延续，是今天人们头脑中的专制主义成份过于浓厚的缘故，归根结底在于我们自身咎由自取，即便要怪，也只能怪到我们老祖宗的头上（他们没有能力为其子孙后代开发出一套现代民主宪政的政治治理模式），而不是这个“制度”本身存在的问题，在无意识之中为这个“制度”作廉价的辩护。

事实上，传统君主制度下的权力观与共产主义制度的权力观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将两者混为一谈，抹杀它们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甚至认为后者的根基是建立在前者的基础之上，这完全不符合客观的历史事实。在传统的君主制度下，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虽然受到自然因素和历史条件的客观制约，但与此同时他们或多或少地保留着某些自然人的特征，而在极权主义制度下，人们则完全被有意识的改造成这个“制度”的工具，一个符号，他们被教化成一种具有全新价值观念的社会主义“新人”，生活在一座由唯一的群众政党、舆论一致、秘密警察和告密制度为建筑材料的密闭的黑囚笼中，几乎所有的共产主义国家都呈现出相同或者类似的制度特征。他们与外部世界完全绝缘，是一种被意识形态化的新型物种，其存在的全部价值和意义在于倾力建立一个传说中的 “科学”社会主义社会，这条道路一直通向被称之为“自由王国”的共产主义，这是经过精心的科学论证和严密的逻辑演绎形成的必然结果，体现出完全正确的历史法则。

如果说传统的君主制度主要表现为对于人类自由的限制和压制，那么，极权主义社会则是以完全根除传统社会一切政治、社会、经济、文化要素特征作为其存在前提，它要求每一个人都“积极的不自由”（雷达里赫语），他们或许拥有唯一一种自由，即拥护这个“制度”的自由，这种权力迫使每一个人以一种积极参与的方式和这个“制度”融为一体，这是传统的君主制度的权力范畴所不可想象和无法抵达的日常领域，一种全面的、无所不在的人身绑架。

在传统的君主制度下，权力的主要敌人来自于那些试图攫取政治权力的个人或某些小圈子，权力赖以存在的基础是依靠赤裸裸的强权和暴力，而极权主义则是建立批判近代资本主义的思想基础之上，是具有超前意识的“先进”政治制度，这种“先进”政治制度除了传统的统治手段之外，最根本的区别在于它拥有一套完备的、封闭运行的意识形态价值体系，这套价值体系建立在“先进”阶级和历史法则的基础之上，使得它清除其政敌方面具有了某种形而上的、高于一般意义的世俗权威的内在合法性。在这种政治制度的运作模式下，权力的主要敌人并不因为政治上的反对力量被彻底清除而告终，相反，随着这个 “制度”的延续，它的内涵变得更加不稳定和带有随意性，内化为一种普遍意义上的对于隐藏在个人内心世界的某种精神状态，即对于人类思想的天然敌视，而非像表面看上去一样侧重于政治权力层面。

总之，这个“制度”并非传统的君主制度的自然延续，就其最初的策源地来说，它是社会化规模生产、人类现代文明与人性中间某些东西合流的基因突变，而非公元五世纪的老祖宗们留给我们的政治遗产或者甩给我们的历史包袱。从真实世界的角度上进行观察，它是建立在高压的专政政治与商业文明相结合的时代背景下，以集体主义价值观和道德观作为人类行为的基本准则，使得每个个体从他自身的真实境况中剥离开来，最终摧毁个体存在的责任感和真正价值，而在以农业文明以基础的传统君主制度下，这些问题都是不存在的，至少超出了当时的人们所能想象的能力范围之外，正因为如此，它从最初反对资本主义的不合理现象开始，最终转向反对以个人为价值本位、尊重人权和公民权的现代民主制度。因此，与极权主义的斗争，本质上就是争取人权（而非政治权力）的斗争。

如何看待我国的文化传统，也许仲维光先生的见解能够给我们一些启示，他写道：科学认识论基础上的多元文化观使人们看到，不同文化有不同的前提和规范，不同文化对于人、以及人和自然的价值观也不同。如前所述，两千年前，我们的先辈选择的人和自然的观念和希腊的先哲不同，致使中国的历史走向了另外一条道路。但是在这个自洽的文化传统中，也有自己调节自己的机制，有肮脏，也有高洁。这在现今西方也是一样，每张牌都有它的正反面。在西方，被攻击为现在资本主义的卫道士的科学哲学家波普也只是说，和人类历史上的各种制度相比，当代西方民主制是最好的。他的好处在于能够调整自己，逐渐纠正弊病。

爱因斯坦极为推崇印度圣雄甘地，认为西方知识分子应该把他视之为楷模、反省自己。但是，甘地最重要的思想就是，他一直认为西方文明对于人欲的解放，对于自然的攫取可能会把人类带入绝境，那些全盘西化者的追求是飞蛾扑火。无论是爱因斯坦还是甘地，还是波普，都是在更高意义上关照人类的各种文明和文化传统。每一种文化都有它的几面，有积极的，有消极的，有他能够解决的问题，有他所不能解决的、乃至陷于背谬的问题。在这种意义上波普强调西方，甘地强调东方，爱因斯坦则对科学所解放出来的力量和人类的控制能力怀疑、忧虑。当你攻击中国的文化传统时，你应该想想西方是否也有这种现象，当你批评西方的时候，则想想中国的传统怎样。这能使你心态平和地对待不同传统。

共产极权主义之所以反对一切传统，是因为任何传统文化的伦理价值、思想规范都和极权主义的文化不相容。极权主义社会是个一元的、封闭的社会，这个一元的、封闭的思想精神，不能够容忍任何其他因素的存在。

之所以要强调“传统”的君主制度与共产主义制度存在本质上的区别，除了抹杀这种区别有为这个“制度”本身的邪恶作开脱的嫌疑之外，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将今天人们所面临的困境归罪于“传统”和历史形成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将我们作为本体的存在推到了历史的客体而非历史主体的位置上，使人们站在一个局外人（而非当事人）的视角来看待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一切，无视自身在道德和精神上受到这个“制度”侵蚀造成的催残和心理危机，形成某种定势的“历史决定论”的潜在意识，最终为推卸在这个时代下生活的公民个体应当承担的人类责任找到借口。

显然，在今天这样的政治局面下，发生“革命”的可能性是难以预测的，事实上，隐性暴力、泄愤心理、极端的埋怨和由于社会不公造成的焦灼和忧虑感在普遍蔓延，并且呈现出一种可怕的迅速流传的社会趋势，我们无法估算这种潜伏在社会深处的被压抑的真实情感最终将在何时、何地、以何种可能的方式和面目公开的暴露在人们面前，以及它将给整个社会和人类前景带来怎样的深远后果。

埃德蒙德-胡塞尔在1935年讨论欧洲局势时曾经预言：“欧洲的未来无非走向两端，要么在仇恨和野蛮中沉沦，要么在哲学的精神中重生。欧洲面临的最大威胁，是自我懈怠。”如今，同样的问题也摆在我们每一个人面前，因为这个“制度”根植在剥夺个体权利和良心自由的基础之上，相应地，人们也会以各种形式公开或秘密地抵制和反对它。今天，人们在日常领域中每一次对于自由与尊严看似无望的不经意的放弃，都将以某种秘密的形式存储在社会思想领域的某处地方，平静的发醇，最终会在未来的某个历史时刻以更加猛烈的方式爆发出来，如果人们不愿意看到那一天最终蜕变成社会现实，那么，我们就有责任在日常领域中承担起各自的责任，不放过任何一次捍卫自由与尊严的机会。

2010年11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