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十月，两岸中国人都各有各的国庆假日。今年是辛亥革命百年，不胜感慨之余，也生出一个问题，中国人会不会再弄出一个国庆假日，也就是说再来一场大革命？我相信，今年想到这个问题的人会格外多。因为当前中国的情势，实在与晚清有太多的相似。

最大的相似之处就是难以化解的政权合法性危机。回顾百年前的辛亥革命，人们最容易想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当年搞君主立宪究竟有没有真实的机会？倘若慈禧不废除科举，倘若她死后不搞“皇族内阁”，而是继续大胆任用汉人的能臣，中国，或者说大清的君主立宪之梦依然是不可能的吗？

对这个问题的争论无疑将持续下去，但今天的主流看法是革命无法避免。当然，理由各有不同。一种理由就是，改朝换代是中国的传统，改革再得力，这个传统也会最终胜出；另一个理由，就是当时世界的合法性理念是民族国家，作为一个少数民族统治的帝国，君主立宪难有机会。不过，近年来中国精英阶层中也有另一种思潮在流行，革命皆因改革，如果晚清不改革，中国人今天还会拖著一条辫子。

正如哲人所见，所有的历史，其实都是在说现在。以上的几种说法代表了今日中国人对中共政权合法性危机的思考。那么，这几种说法谁是谁非？这些想法又将如何影响中国大局的走势？这才是我们今天关心的问题。

晚清的历史和中共自文革后的历史究竟揭示了一些什么道理呢？首先，不管你喜欢不喜欢，西方文明的强势扩张树立了一种全球性的合法性理念。中国不承认这种合法性理念，就无法与外部世界打交道，因此，在现实利益的压力下，中国不可能不改革。但是，改革可以改变中国与外部打交道的能力和相对实力，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中国政权自身的合法性危机，因为中国传统的合法性定义不但不可能因改革而得到巩固，反而因改革而被颠覆。这就是晚清和中共政权共同的遭遇。

正因如此，早有明白人指出，中共不改革亡国，改革要亡党，也有人指出，中共不改革是等死，改革是找死。也正因为信了这种逻辑，当改革带来国力增长，反而削弱了上层改革的动力。那种认为大清不改革就能坚持下来的看法，折射了六四之后中共上层的普遍心态。

这种逻辑究竟对不对呢？现在看来，由于满清和中共政权存在的深刻的合法性危机，改革避免不了政治革命，但由此就推出不改革也能长期混下去的结论，则完全是自欺欺人。现在，这种自欺欺人的逻辑已经导致了极其严重的后果，中国出现了危机全面爆发的危险。但既然不论改还是不改，横竖都是死，我们有什么道理来规劝当权者去改革呢？

从当权者的切身利益考虑，改革是否就真是一种非理性选择？历史事实表明，那种“改革是找死”的说法，严重夸大了当代改革者的个人风险。今年是苏共政权垮台二十周年。苏联的轰然倒塌，是当代最惊人的历史事件。其惊人之处，不仅在于事发突然，更在于事变竟如此平和，完全不像许多人想像的那样血腥和混乱。对此，苏联时代的文明进步是一大原因，戈尔巴乔夫也功不可没。他的改革不成功，但他的真诚和超脱，使整个帝国和他自己都避免了一场血光之灾。

台湾的例子自不待言。这个例子说明在民智已开的时代，中国人可以凝聚足够的集体理性，走出成王败寇的历史陷阱。而蒋经国明智地看到了这一点。他不仅成就了台湾的民主，也给国民党带来生机，给蒋家后人，留下一条抬头做人的生路。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国际环境从来没有这样好，中国的民智也从来没有这样开化。今日中国，揭竿而起，上山为寇已经不可能，更重要的是，中国人已经有了两次大革命的历史经历。这两次大革命留下的集体记忆，是中国人最大的集体财富。如果当权者有足够的智慧调动这笔巨大的财富，则中国的改革可望大步推进。改革的推进虽然不能避免政治革命，但当权者须知，惟有真诚的改革，才可能成功，也唯有真诚的改革才可能带来一场光荣的政治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