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对民生的归类就如同“民生是个筐，什么都能装。”（网络图片）

《人民日报》日前刊文称，2011年我国财政用于民生的支出占公共财政支出的2/3。该报称，9月13日，财政部公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公共财政收入累计74286.29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30.9%。9月19日，该报“求证”栏目刊登报导《“中国大陆税负世界第二”说法不实》，文中有专家提出，税负是否“痛苦”不应只纠缠于税负高低，更应关注财政支出结构是否合理。报道引发了社会各界对财政支出问题的关注和讨论。文章并称，2010年全国公共财政支出89874.16亿元，其中用于民生方面的支出占2/3。其中包括：住房保障、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农林水事务、文化体育、交通运输、城乡社区事务、环境保护等支出费用。

网易财经发表专稿对此评论，“2/3民生财政支出”的说法是将正常民生支出与水利、交通、环保等基础设施建设支出相加而得出来的。其中与人民群众生活直接相关的教育、医疗、就业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支出只占10.5%，若将“三农支出”也列入其中，则共占20.3%，连1/3都不到。将交通、环保和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也算作民生投入，是忽悠人民。

基础设施建设是长期工程，见效缓慢，它是政府职能的一部分，但对人民群众生活现状的直接影响不大。文章以数据列举了地方税收的返还和转移支付未用到民生领域；公务员数量庞大，单位GDP所需公职人员数量多；据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的测算，政府行政支出已经占到了所有财政支出的52%，而在发达国家，政府行政支出一般不超过10%。例如美国的行政办公费用支出占财政收入的比例为9.9%，日本为2.38%。而美国财政支出中纯民生开支达到60%。

财经评论员马光远在微博上评论指，人民日报对民生的归类就如同“民生是个筐，什么都能装。”若按照其口径，民生支出不是2/3，而是100%。他表示，很多官员动不动将与真正民生八竿子打不着的都算到民生的头上，什么交通建设，市政设施，环境治理，水利欠账等等的，甚至连政府办公楼都算在民生的账上，民生概念之混乱，可谓极致。

2009年，世界权威财经杂志《福布斯》曾经发表过一个世界有关国家“税负痛苦指数”的排名。在该表中，中国大陆的税负痛苦指数为195，在65个国家和地区中位列第二。根据这个排名，中国大陆是一个人民对向政府交税感到最为痛苦的国家之一。虽然这个排名已经发表多时，但是由于网上不断重新张贴这则消息，搞得“和谐社会”的中国大陆官方政府十分不痛快。终于，在时隔一年多之后，官方通过财政部官员、财政问题专家等在《人民日报》上的发表谈话和文章，对这个损坏其声名的“税负痛苦指数”进行了反击，声称《福布斯》杂志的税负痛苦指数的编制是不科学的，它没有反应不同国家的税务制度和各项税务征收的真实情况，高估了中国大陆纳税人的税务负担，对大陆政府的财政支出的评价也非常片面，因此这个排名是完全不可靠的，没有真实地反应中国大陆人民对税负的态度。

客观地讲，恐怕没有那个国家的老百姓是兴高采烈地向政府纳税的。从某种意义上讲，纳税时的感觉多多少少是会有些痛苦。但任何一个负责任的公民都能够理解，纳税是公民不可或缺的义务，因为人们需要政府提供警察、军队、法官等等公共服务，没有这些服务，社会将处于一种无序的状态，人类的正常生产和生活活动将无法正常进行。问题是，世界上有不同的国家有不尽相同的税种和税率，也有不同的向公民征税的手段和方式，以及不同的政府开支的重点。这些种种的不同，使得不同国家的人民对自己的税收政策有一个国际比较，从而使得自己纳税时的痛苦感觉变得轻一些或者重一些。

大陆政府的官员们和御用的经济学家们花了大量时间去考证《福布斯》的“税负痛苦指数”的统计方法是如何的不合理；收集的数据是如何地错误；分析的方法是如何的不科学，这些指责实在是“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

因为国家的民众对税收制度的评价，总体来讲是可以测量的，也是可以比较的。公民们对税收制度的的评价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在税收政策的制订和税收的支出上究竟有多大的决定权，在政府开支方面究竟有多大的知情权。税收应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要保证这一点，必须要财政制度公开透明。而在中国大陆，官员们的医疗保健、宴请旅游、豪华轿车等等都是保密的。公民们没有渠道能够得到这些财政开支的细节，公民也没有政治权利对税收政策的制订施加影响。对税率制订的无权和税收使用的不知情无疑加大了中国大陆公民的痛苦感。大陆政府与其花那么多的精力去为自己的税收政策和制度辩护，不如在增加公民制订税收政策和监督政府使用税收方面的权利上多花些功夫。

实事求是地说，如今中国大陆人的各种税赋不仅是中国大陆历史上最多的，恐怕也在世界历史上数一数二。《福布斯》双周刊发布的报告称，在全球调查的52个国家中，中国大陆的税赋仅次于法国，位居世界第二。考虑到法国的透明和中国大陆的不透明，实际上应该是中国大陆第一，因为中国大陆有很多难以调查、甚至无法调查的税种。如果把各种巧立名目的收费、即变相收税算进去，恐怕要把法国远远得甩到后头去。

如果追问税收的用途，那就更加让人感慨万分了。法国、瑞典、丹麦、纽西兰这些税收较高的国家，都是高福利。瑞典从小学到大学，全都免费；至于说医疗免费，在所有高税收的国家都是这样，即使是印度这样的穷国家，也是全民免费医疗，而印度的税收比中国大陆低得多。与法国、瑞典、丹麦、纽西兰这些高税收、高福利的国家完全相反，中国大陆是世界上最典型的高税收、低福利的国家，这大概就是中国大陆模式的核心：取之于民、用之于官。中国大陆人中间流行很多顺口溜，几十年共产党刚夺取政权的时候，民间就流传“国民党税多，共产党会多”的顺口溜；共产党建政立62年来，“会”不仅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多，原来不多的“税”，现在也多如牛毛、不可胜数。中国大陆的官员特别不原意承认“新中国”是低福利国家，因为他们自己的福利都很高，至于说老百姓低福利，那无关紧要，因为老百姓只是屁。

国家税务总局计划统计司在税总官方网站上发文，表示我国的宏观税务水平尽管近年来有快速提升的趋势，但仍在全球处于较低水平。文章称，1990—2005年间，工业化国家不含社会保障缴款的平均宏观税负在最低值为21.8％、最高值为23.78％的区间内波动，比我国同期不含社会保障缴款的宏观税负水平高出7—13个百分点。包含社会保障缴款的平均宏观税负在1990—2005年间保持在最低值为31.4％和最高值为33.39％的区间波动，也大大高于我国2005年为19.39％的数据。老实说这个数据也是忽悠。别的工业化国家且不论，对美国的税负，手头正好有从网路取得的数据：2005年美国政府含社保缴费的税收共33935亿美元，占GDP比重为27.3％(即使加上国有资产经营收入等也不过28.8％)，比国家税务总局说的“最低31.4％”要低4个百分点强。抛去其中8748亿的社会保险缴费收入，为25187亿美元，占当年美国GDP的20.2％，这也低于总局说的“最低21.8％”有1.6个百分点。

上国家税务总局网站仔细查看原文，这才弄明白，原来国家税务总局指的是“所有工业化国家的平均数据”。而这种平均法，更是忽悠。工业化国家的情况差别相当之大，其中有一多半奉行所谓“福利国家”政策，即高税负，宏观税负最高有超过50％的，同时也实行高福利政策。在这些国家，政府几乎包办了公民从摇篮到墓地的生活。把这些国家拿来那些低税负、低福利的国家取平均值，再和中国大陆——也同样是个低福利国家——做比较，这显然有点拿橘子比苹果的意思。

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大陆和发展中国大陆家的比较研究，更把人吓了一跳，其中赫然包括了像匈牙利、挪威、冰岛这样的国家。如果按人均GDP衡量，2005年挪威为43350美元，冰岛为30810美元，分别居世界第二、第七位！它们是典型的高福利、高税收发达国家，什么时候沦落到发展中国大陆家的行列里面去了？像匈牙利、捷克等等，都是人均GDP在6000美元以上的准发达国家。恰恰是这些国家税负较高，拉高了所谓“发展中国大陆家平均税负”。如果剔除这些，只比较总局样本中和中国大陆人均GDP相对较为接近的秘鲁、泰国、保加利亚、伊朗等，立刻可以看出中国大陆的税负水平在发展中国家中居于世界最前列。

税务总局的研究不但在收集统计国外数据时，存在上述明显的硬伤，对自己的数据统计也有疏漏。据总局网站介绍，此次比较是不包括“非税收入”，然而中国大陆和许多国家不同的一个特殊“国情”，正就是政府有大量非税收入。比如说，国有资产经营收入在美国非常小，可以忽略不计。但中国大陆就不一样，2005年度仅169家中央企业就赢利6276.5亿元，相当于当年中央政府收入(17250亿元)的36.4％。即使为避免重复计算税入，只算其净利润，也有3361亿元，相当于中央政府收入的19.5％。又比如，美国的税收包括地产税(财产税)，但是在中国大陆，地方政府通过一次性收取土地出让金，实际上相当于预征了70年的地产税。有报道曾引用国土资源部财务司官员之语，称在2005年全国土地出让总收入5800多亿元，相当于当年中央政府收入的33.6％。假若总局对中国大陆税负的计算，没有考虑上述以及其它政府收入，则对中国大陆人所承担的税负，显然是大大低估了。

之所以近两年人们对中国大陆的税负多有抱怨，一个直接的原因，就是很多人从自己的切身感受中，觉得中国大陆税负较重。拿个人和美国比较，假若是在中国大陆缴税，会比在美国缴的税高出不少。拿企业和美国比较，中国大陆是增值税制而美国是销售税制，中国大陆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也较高。国家税务总局的研究结果，却一直在说中国大陆的税负较低，这和人们的直观感受相悖。加上国家税务总局自身部门利益所在，它下属的研究部门立场也很难说是中立的，提出这样的结论更属于忽悠。

早在2006年8月，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就撰文说，税收，加上8000多亿元的预算外收费，以及征收的社保基金，已相当于GDP的33%，这一实际负担远远超出了发展中国大陆家的正常水平。当时，很多媒体刊登了一条消息：在中国大陆的纳税企业中，房地产行业的纳税大户很少，与这个行业的利润状况不匹配。据他了解，房地产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向政府缴纳的费用特别多：首先是他们取得土地使用权的价格很高；再一个就是房地产配套设施的费用，如交通、绿化、管道等，本来是应该由政府承担的，他们也承担了很多。当时周教授就想到，中国大陆在衡量企业税负时，不能光看税的负担，还要看费的负担。

他说，现代经济学证明，在一定的区间内，也就是税收达到一定水平后，税负越重，对经济发展的负作用越大。所以，中国大陆要关注的是，中国大陆的税负有多重、它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如何、怎样才能减下来。现在有一些人，包括财政部门的人也说，中国大陆的税负并不重。他们所依据的是预算内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但实际上中国大陆企业的税费负担远不止预算内的财政收入。但除了税收，中国大陆有8000多亿元的预算外收费，加上征收的社保基金，几项加起来相当于GDP的33%，这一实际负担远远超出了发展中国大陆家的正常水平。更重要的是，在比较税负的时候应该把公共福利的开支和行政开支区分开来。例如，在美国2004年国家财政支出结构中，行政支出部分占14%。而在我国2003年国家财政支出结构中，加上预算外支出进行调整以后，行政公务的实际开支比例是37.8%。

周天勇当时说，曾经有国内学者指出，2003年中国大陆内地公务员人数是653.67万人，官民比例为1:198。而美国的政府公务员人数为310万，官民比例为1:94。因此他们认为，同美国相比，中国大陆的官民比例还比较低。实际上，这是一种口径不同的错误比较。美国的公务员不仅包括联邦和地方政府中的所有公职人员，还包括公共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及国营企业的管理人员，甚至为政府工作的医生、工程师、清洁员等都包括在内，工种达数百种之多。如果按照美国的公务员范围界定，中国大陆的公务员人数远不止653万人。根据他的估算，中国大陆财政供养的人员，包括党政机关的公务员，行业协会、学校、医院和科研单位的行政管理人员，国有企业中有公务员性质的官员，工商管理、派出所、城管等机构的执法人员，县、乡、村基层中靠收费和罚款供养的非编制管理人员，享受机关离退休干部的人员等，总共近7000万人。按照这样的计算，中国大陆的官民比例不是1:198，也不是当年两会期间人大代表议论的1:26，而是高达1:18。

总的来说，他认为中国大陆的税负非常重，结构上也有问题。拿企业所得税来说，一般认为，正常的税率应该在27%左右，但目前国内企业的所得税率是33%。这实际上是考虑到国有企业不向国家上交利润，所以把5%作为利润加到里边。但作为民营企业，必须对投资者上交利润，所以对他们来说，33%的所得税率就太高了。特别对于个体企业，既要收企业所得税，又要收个人所得税，实际上是双重征税。另一方面，企业的税外收费层出不穷，而且征收极不规范。这在中小企业身上体现得特别明显。比如你想办个茶馆，工商、质检、城管等部门马上过来收钱,不交钱根本办不下去。如果收不到钱，就有人查你的账。在国外，税务部门查账的话，查完的内容就不再重新翻账。而中国大陆的做法是，今天查一遍，明天再查一遍，一直查到你交罚款为止。

之所以出现这些情况，根本的原因是政府在预算外养了很大一批人，甚至很多预算内的机构也没有给足经费，而是“给政策”，让他们去收费。这部分人员的实际情况是自收自支，但财政系统又实行收支两条线，费先收上来交给财政，财政再返给他们，这等于把不合理的东西合法化了。更恶劣的是，还实行超收奖励。本来就不合理的收费，今年收了100块钱，明年让他收150块钱，多出的50块五五分成，作为奖励。这样一来，企业和老百姓面对的收费负担可想而知。周天勇当时说，粗略估计，在中国大陆政府8000亿元的收费中，工商系统有500个亿，质检收费达200多亿，其它如城管、派出所等的收费加起来，总共有3000多亿。如果政府能够把这些收费取消，按2万元容纳一个劳动力就业，马上就可以增加1500万人就业。据此，我个人估算，中国大陆企业的平均税负在31%-32%，很沉重。

由于“收支两条线”把不合理的收费合法化了，中国大陆的政府机构人员越来越多，每年都说精简，每年都精简不掉。很多机构收上钱就养自己，人养多了，钱不够，又去收，由此构成恶性循环。最后的结果，大家都想当官，都想吃皇粮，没有人想去创业。所以整个社会的就业机会增长缓慢，居民不敢消费，经济增长老要靠投资来支撑。

周天勇当时说，目前，中国大陆对政府机构设立和人员编制没有法律约束，因此应该制定一部《国家政权和事业人民供养法》，明确纳税人供养的范围，严格经费拨款、增加人员的程序，严格控制机构和人数膨胀。还必须清理政府各部门税外的收费项目，不合理的坚决取消，合理的要通过听证和人大审批，并转为税收，杜绝一些执法部门通过执法收费和罚款来供养自己。他特别建议，在“十一五”期间应该制定一个清理政府不合理收费的规划。因为政府各部门收费后面存在着数百万甚至上千万被供养的吃“准皇粮”的人。8000亿元的收费实际已经进入了供养机构和人员的支出盘子，想通过一个文件和一场运动，彻底清理收费是根本不可能的。如果搞不好，就成了做做样子，走走过场，最后不了了之。所以，中国大陆需要有一个系统的、各部门配套的改革方案：第一步，先解决工商、质检、城管等系统的收费，进行财政、工商等系统机构配套改革，将其收费抑制住；第二步，进行燃油费改税，清理交通乱收费；第三步，治理整顿教育和卫生乱收费，把政府管理和市场改革结合起来，建立一个人民满意的教育和医疗体系；第四步，彻底清理涉农乱收费。

但如今都进入“十二五”了，官方除了会忽悠人民外，看不到什么进步。看来，中共中央党校的作用也很有限，其教授都是这样的窘境：既教育不了这个体制，也教育不了这个体制下的官员，甚至连教育官媒与时俱进地“忽悠”策略都阙如。

从根本上说，征税是一个国家利用公权，收取公民财产的一种行为。在现代社会，收税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情，这种行为首先要征得公民的同意。而且政府花钱要透明，要受民意制约。在西方，民意是通过议会来反映的；但在中国大陆，制度决定了民意就是个屁。

不过，如今中国大陆人已经不好怎么“忽悠”了，民智已开。网路上一则“奇迹怎样创造”的微博，就充分说明了“忽悠”末路：世界上没有一个城市化率低于50%的国家实现高铁总里程全球第一，中国大陆做到了；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均GDP排名100位但奢侈品消费额全球第二，中国大陆做到了；世界上没有一个股市以下跌方式跃升全球股票市值第二大国家，中国大陆做到了！奇迹如何产生？一靠储户，二靠农户，三靠散户：推导过程从略。

而且，参与解体这种“忽悠”体制的，甚至还有体制内不少良知官员，比如最近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特约研究员王锡锌就说：我国公款吃喝、公费出国、公车开支的费用，一年19000亿元。美国大选一次平均开支不到30亿美元。即使按30亿美元算，19000亿元人民币摺合成美元，大约可选97.44次。美国大选4年一次，就是说，中国大陆一年“三公”经费可供美国390年大选。……

《人民日报》忽悠人民，结果会致民心尽失。苏联就是如此“忽悠”人民的。

《人民日报》，还是多想想前苏联是怎么垮塌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