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宪政的讨论，近几年来一直在中国的意识形态争论中酝酿发酵，好像是低温徘徊，挥之不去。

宪政是一个当今的问题，但更是一个历史问题。二十世纪共产主义革命三大经典的历史--俄国、中国和古巴--都是把宪政翻过来，在它的背面书写下来的。

俄国1917年的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君主制，临时政府立即筹办建立共和、制定宪法的立宪会议，布置全国范围的立宪会议代表的选举。十月份发生的布尔什维克推翻临时政府的武装政变之所以非常顺利，并不是列宁如何得民心，而是很多人都认为列宁赶走的是临时政府，不过是一个看家的代替了另一个看家的，反正立宪会议就要举行，到时由选票来定“终身”。

由4000多万选民选出的立宪会议代表中，布尔什维克占约四分之一，落后于占40%的社会民主党。列宁立即发表文章说：“一切权力归立宪会议”是反革命的口号。1918年一月五日，立宪会议在彼得格勒的塔里达宫开幕，当列宁确信会议的选举结果对他的党不利时，立即让等候在会场外的士兵驱散了代表，并对会场外支持立宪会议的示威群众开枪镇压。义愤填膺的高尔基在他主办的《新生活报》上发表了“一月九日和一月五日”的文章，把列宁比作1915年镇压示威群众的沙皇。在这个意义上，高尔基把“一月九日”和“一月五日”相提并论是饶有深意的：俄国近代民主宪政的曙光现于1915年，终于1918年；1915年沙皇虽然镇压了群众示威，但后来有限让步，允许成立杜马，建立了君主立宪制，但1918年列宁的镇压却建立了长达70多年的布尔什维克的一党专制。

中国的情况是：辛亥革命推翻君主专制后，由于内乱外患，宪政制度一直没有机会在全国范围内确立起来。抗日战争给中华民族提供了一个内部团结，外部赢得尊重的绝好机会，抗战胜利后，本来应该是代表全国各个政治势力坐下来商谈制宪的政协会议由于国共的分裂而瓦解。但即使无心宪政的共产党，在夺权后也不能无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立宪要求，于是成立了“新政协“，制定了《共同纲领》，在正式宪法制定以前这就是宪法，虽然它从来就没有真的实行过。但很快，在坐稳江山后制定的1952年宪法中，人们已经看不到几年前允诺的宪政的影子了。但即使是那个宪法，如果真的实行的话，虽然不至于有宪政，但至少不会出现大跃进，反右，大饥荒和文革这样的灾难。

古巴的情况更是如此。卡斯特罗当年发动革命的口号有两条，一是实现社会公正，二是恢复被军事强人巴蒂斯塔1952年政变所中止的1940年宪法，也就是恢复宪政。当时恢复宪政是所有民主派和自由派的共同目标，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反独裁政府的统一战线。但在赶走了巴蒂斯塔之后，卡斯特罗的“七二六运动“在掌握军权的情况下又大打民粹牌，劫富济贫，最后逼走自由派和民主派，用群众大会上领导人和民众一问一答的方式治国，说这就是民主。宪政在古巴就这样成了历史。

如果让俄国、中国和古巴那些失败的民主宪政派（用今天网上五毛党对异议分子蔑视的称呼，他们都是loser）坐在一起的话，他们的共同语言一定是“没想到”。没想到大家都还沉浸在废君主立共和的喜悦中时，列宁会用武装政变上台，没想到大家都把普选看得如此认真时，列宁会用机关枪把它驱散。没想到前两年还呼吁多党竞争全国普选敬佩美国民主的毛主席，1949年后摇身一变，变得让当年破口大骂蒋委员长独裁的人大气都不敢出一口。没想到口口声声要恢复1940年宪法的卡斯特罗总司令，一旦大权在握会把群众大会当作国家的议会。

不过靠破坏规则当上了winner，日子也不是这么好过的。回顾历史，再看共产党国家政治的演变，改一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的话，可以说是“一个幽灵，一个宪政的幽灵，一直在共产党国家上空徘徊。”这个幽灵就是这些国家政权合法性焦虑的最终来源。当年用枪杆子和民粹主义赶走宪政，心里一直不踏实，知道天下得来靠的是江湖手段，所以对这段历史一直遮遮盖盖，语焉不详。其实，斯大林的“堡垒最容易从内部被攻破”，毛泽东的“资本主义复辟”，卡斯特罗的“不是社会主义就是死亡”，都是合法性焦虑的症状。

这种合法性焦虑不但影响国家政权和社会的关系，也决定了统治精英内部的关系：大家都不是靠选票上台的，野一点是谁的拳头大胳膊粗，文一点是谁被老头子看中，谁的人脉广血统纯，或者谁运气好最后在黑匣子里摸到了彩票。所以，谁都没有绝对的安全感。

在这些国家，曾经有过的宪政—不管是长是短，有的可能还是允诺多于制度—就像被从书上撕下的纸页，在它的背面写下了革命的煌煌历史。用反帝反封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等一大套去掩盖八个字：宪政民主，现代国家。撕完写完之后，那只手又将这张纸死死按住，唯恐一阵风刮过来，让人们看到它背面原来还有另外一番文字。

我多年前在国内学世界史，讲到十月革命，老师从来不讲“制宪会议”是什么意思，只是含含糊糊地说是要建立资产阶级政权，我们更不知道有制宪会议代表选举这回事，当然也就不会有列宁用机关枪驱散这个会议的历史。其实，只要脑筋急转弯，把制宪会议看作人民代表大会就行了。多年后在美国，第一次看到这回事，恍然大悟之后，写了“布尔什维克的机枪和俄国民主的丧钟”一文，今天在中国网上也传播甚广。前些日子因《上海书评》之约写古巴革命，提到卡斯特罗当年的口号是恢复宪政而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很多人也像自己当年一样恍然大悟：原来这历史不是简简单单就“革命”两个字。

一笔巨债欠在那里，不但心里不踏实，而且将来总是要还的。苏联垮台前后，对斯大林时期罪恶的控诉固然起了很大作用，但对当年十月革命武装夺权、后来又驱散立宪会议这段历史的重新审视从根本上颠覆了体制的合法性。不要说什么民主派自由派，就是真正的民族主义者也会发问：难道从19世纪上半期开始，整个俄国民族为之奋斗了将近一百年的目标，就给你用机关枪这么乒乒乓乓一阵给干掉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