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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土地到底是谁的？过去几十年里，地方政府以低价从农民处征收土地，而后翻翻加价作为建设用地对外出售。据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估算，土地价差保守估计在几十年里为地方政府大赚了30万亿元左右，钱被用来建设各式各样的“面子工程”，同时满足了很多官员的贪婪；地产商整地、盖楼把建成的房子加价卖给曾经和自己一样，都是普通人甲乙丙的其他人，并成为巨大社会收入落差的顶层一端；不是官员，也不是地产商的甲乙丙，很可能曾经是土地的拥有者，现在他们通过出卖廉价劳动力在“世界工厂”里打工挣钱，然后再把上下几辈子的收入交给地产商，住进在自己土地上盖起的格子间。这个由无声的土地和活跃的地方政府启动的“财富抽水泵”，将财富源源不断地从社会底层抽到顶层。“地方政府要想融资做建设，不能靠中央给，也不能靠卖土地获得，而是要光明正大地发行政府债券。”我针对当前现实且残酷的问题，在2013年8月推出的《郎咸平说：让人头疼的热点》一书中，给出了最具可行性的解答。以下为图书正文部分节选，以飨读者。
关于我们的政府融资问题，各位应该都晓得，我们的经济现在基本就是靠投资在拉动，而且主要是靠政府大搞“铁、公、基”这样的大投资项目。不同的是，2008年的时候，我们是靠中央政府推出“4万亿投资”的方式，发展地方基建；但是到了2012年，是我们的各个地方政府开始提出自己的投资计划，比如2012年7月，湖南省长沙市对外宣布，将投资8292个亿用来搞片区建设、基础建设，还有产业项目等。2012年8月，贵州省推出了总额为3万亿的刺激计划。各位晓不晓得这两个地方的财政收入状况是多少呢？贵州省2011年财政总收入是1330亿元，而长沙市2011年全年的地方财政收入只有668.11亿元。也就是说，贵州省要一下子花23年的财政收入来搞基建，而湖南省的长沙市打算拿出13年的财政收入来搞投资。我跟各位一样好奇，这些钱都从哪里来？
2013年5月的时候，路透社发表了一篇文章，说我们的发改委原本设计了一个40万亿元规模的城镇化建设方案，但是最终没有被认可。我怀疑这里面是不是原本有打算支持贵州省、湖南省投资计划的预算。当然，除了向中央寻求支持，它们也有自己的融资渠道，比如说仍然透过地方融资平台公司，靠出售土地这种未来收益，向银行拿贷款。
地方融资平台，其实是地方政府发起设立的一种公司模式，它通过地方政府划拨的土地、股权、规费，还有国债等资产，让其资产和现金流水平达到融资标准，然后向银行借贷，或者对外发放公司债。由地方融资平台公司发放的公司债，又叫城投债，因主要用于城市基础设施等公益性投资项目，所以又叫“准市政债”。近期，地方融资平台的融资模式，正逐渐从80%以上靠银行借贷，逐渐转变成发放城投债、打包资产向老百姓出售理财产品等方向转移。
但是，我们都看到了，我们现在正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最严格的房地产调控，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卖地不再能保证地方融资平台公司有稳定的收入。这直接导致什么后果呢？就是平台公司过去从银行借来的贷款，很可能还不上。所以，地方融资平台公司也不能像以前那样，那么容易筹措到钱了。我们发现，现在它们也在透过另外一种融资模式进行融资，那就是把这些有可能已经成为坏账的资产打包成所谓理财产品，向老百姓出售，许诺归还本金和比较高的利息回报。透过以上分析，我有理由相信我们老百姓根本拿不到钱。
地方政府想要融资，是不是可以透过其他的方式呢？是不是可以让地方政府直接自行发债？就是让省级或者市级政府公开发行自己的债券。发行的时候，把关于融资的所有信息都披露出来，让花钱买债券的老百姓晓得自己的钱将要花在什么地方。比如说，某个政府说它募集资金建一条高速公路，当地的老百姓要是发现这条规划中的高速公路完全是重复建设，是“面子工程”，那他们就可以选择不买政府债券。如果老百姓觉得有必要建这条高速公路，认为会有收益，就可以选择买政府债券。除此之外，融资成功后，发债政府必须及时公布工程的各项用款信息，做到公开透明，让第三方和老百姓真正起到监督的作用，这样还可以很好地杜绝政府在整个工程中，比如采购环节，可能出现的权力寻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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