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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小凯:浦志强案──又一个政治路标
日期:6/14/2014 来源:东网 作者:项小凯

  因5月3日参加一个纪念“六四”的研讨会,北京5名人士,被当局刑事拘留。目前为止,其中4名已经陆续取保获释,唯有律师浦志强,仍在羁押之中。如此看来,浦志强极可能会以刑事罪名被起诉。

  作为律师的浦志强,曾经代理过多起维权案件,包括着名的湖南唐慧劳教案,以及重庆任建宇劳教案。2011年9月,还在薄熙来主政重庆的时候,重庆市彭水县,担任村党务助理的大学毕业生任建宇(在大陆,这种职务常被称为大学生村官),因为在网络上发布多条有关政治的言论,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刑拘,并被处以两年劳教。浦志强随后代理此案。2012年9月,重庆市劳教委以“处理不当”的理由,撤销对任建宇的劳教处罚。

  所谓劳教,是一种中国曾经特有的“劳动、教育和培养”的制度。该制度源于上世纪50年代,中国对苏联集中营制度的复制修改。根据劳教制度,公安机关无需经过司法程序,便可将公安所认定的嫌疑人,强行收监在劳教所,并实行可长达4年的剥夺人身自由、强迫劳动、思想教育等强制措施。简言之,劳教制度,就是一种设定了时限的集中营制度。

  由于种种原因,劳教制度被中国政府于2013年正式取消。而在此之前,携公共舆论之力,成功“解救”任建宇的浦志强,自然成为人们心目中破除劳教恶法的英雄。在2013年,大陆着名的门户网站网易,为浦志强颁发“英雄盛典”的年度大奖,并热情洋溢地称赞到,“浦志强——从重庆到唐慧,他揭去了不合法的劳教制度最后一片遮羞布,一记重拳让劳教所的围墙轰然倒塌。”

  很难说清,在废除劳教的实际过程中,浦志强的真实作用有多大。但这种被强烈符号化的公众形象,显然带来不可忽视的社会影响。而这种影响,也深为当局所忌。

  2012年7月,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刊登署名袁鹏的文章《中国真正的挑战在哪里》,认为在未来数年之内,美国为确保霸权地位,滞缓干扰中国崛起进程,将采取多种策略方法,包括“以维权律师、地下宗教、异见人士、网络领袖、弱势群体为核心,以期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渗透中国基层,为中国的改变创造条件”。该文章所提到的5个“核心”势力,被网民戏称为“新黑五类”,以对应于文革时期的专政打压对象“地富反坏右”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在新黑五类中,“维权律师”赫然处于首位。

  维权律师,并不是一个严肃的学术名词。在中国语境下,该术语指的是通过法律途径,为代理人争取权益或为公共利益抗争的法律界人士。官方智库,将维权律师放在危及体制因素的首要位置上,看似难以理解,其实暗含深意。

  中国当下的政治体制,脱壳于毛泽东时代的共产极权,并在邓小平时代,成功与资本主义市场机制结合,形成人类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一种新极权体制。不同于“决议治国”的毛时代,市场机制,必须在较为稳定的秩序框架下,才能得以有效运转。因此,规制社会秩序的法律体系,是新极权体制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但是,与真正意义的法治国家不同,中国的法律体系,必须接受政权的指挥,绝对服从于政权的意志。这是新极权的一个鲜明特征。

  新极权之下,法律与政权,天然存在冲突的潜因,而维权律师的存在,则又将这一冲突推向激化。众多大大小小的维权案件,浓缩了维权律师试图将司法固化于程序的努力,而这些努力的聚合,又必然指向削弱甚至取消政权在法律体系中的指导意志。由于这一冲突关系的存在,无论是否出于自身意愿,维权律师的身份,或多或少,就已经包含了挑战政权权威的色彩。

  而在官方智库所定义的新黑五类之中,其馀的4类,大部分从属于较为边缘的社会区域,而唯有律师群体,属于新兴的市场化中产阶层。由于拥有更广泛的社交脉络与渠道资源,律师群体,可以打通社会底层与中层甚至上层的联系,也因而极有可能,成为未来整个抗争网络的中枢层面。在过去的多个有影响力的维权案件中,也确实观察到了这种现象的存在。

  而最重要的一点,恐怕是历史为维权律师这一角色,所赋予的象征意义。在韩国与台湾的民主化进程中,一部分勇于抗争的律师,起到了非常突出的推进作用。例如,在台湾的美丽岛大审中,“维权律师”谢长廷、苏贞昌、陈水扁等人,借助于法律平台,与昔日的国民党独裁政权分庭抗争,在海内外引起激烈的回响,并由此拉开了台湾的民主化大幕。而这一部分中坚律师,也成为未来民进党的核心人物,推动了台湾的民主化进程。

  官方所定义的新黑五类,实际上不过是新极权下的思想界与社会群体,对权力压制的一种自发反抗,但这种反抗,已经被官方视作心腹大患。由于维权律师的特殊身份,自然很容易成为打压的重点。

  实际上,就目前所观察到的现象而言,对网络大V的肃整,对微博微信的清理,对众多教堂的拆除,对越级上访的强化限制,以及当下对维权律师的打压,完全符合“打压新黑五类”这一方针的展开与细化。而且很显然,打压的目标,并不仅仅在于消灭眼下的反抗。只有消灭了社会对未来反抗的期望,才具有更大的策略意义。

  对于社会而言,维权律师这一身份,或许包含了太多的远景期望,而这种被历史以及社会所赋予的未来期望,恐怕是导致维权律师遭受打压的更重要因素。在这一点上,浦志强的符号化形象,既为他本人带来了卓着的社会声誉,也由此而招致了巨大的政治风险。无论当下他本人的意愿如何,恐怕已经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他的案件被当作一枚路标,高高地钉在社会公众的面前;而这枚路标所指示的方向,已经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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