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5月3日参加一个纪念“六四”的研讨会，北京5名人士，被当局刑事拘留。目前为止，其中4名已经陆续取保获释，唯有律师浦志强，仍在羁押之中。如此看来，浦志强极可能会以刑事罪名被起诉。

　　作为律师的浦志强，曾经代理过多起维权案件，包括着名的湖南唐慧劳教案，以及重庆任建宇劳教案。2011年9月，还在薄熙来主政重庆的时候，重庆市彭水县，担任村党务助理的大学毕业生任建宇（在大陆，这种职务常被称为大学生村官），因为在网络上发布多条有关政治的言论，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刑拘，并被处以两年劳教。浦志强随后代理此案。2012年9月，重庆市劳教委以“处理不当”的理由，撤销对任建宇的劳教处罚。

　　所谓劳教，是一种中国曾经特有的“劳动、教育和培养”的制度。该制度源于上世纪50年代，中国对苏联集中营制度的复制修改。根据劳教制度，公安机关无需经过司法程序，便可将公安所认定的嫌疑人，强行收监在劳教所，并实行可长达4年的剥夺人身自由、强迫劳动、思想教育等强制措施。简言之，劳教制度，就是一种设定了时限的集中营制度。

　　由于种种原因，劳教制度被中国政府于2013年正式取消。而在此之前，携公共舆论之力，成功“解救”任建宇的浦志强，自然成为人们心目中破除劳教恶法的英雄。在2013年，大陆着名的门户网站网易，为浦志强颁发“英雄盛典”的年度大奖，并热情洋溢地称赞到，“浦志强——从重庆到唐慧，他揭去了不合法的劳教制度最后一片遮羞布，一记重拳让劳教所的围墙轰然倒塌。”

　　很难说清，在废除劳教的实际过程中，浦志强的真实作用有多大。但这种被强烈符号化的公众形象，显然带来不可忽视的社会影响。而这种影响，也深为当局所忌。

　　2012年7月，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刊登署名袁鹏的文章《中国真正的挑战在哪里》，认为在未来数年之内，美国为确保霸权地位，滞缓干扰中国崛起进程，将采取多种策略方法，包括“以维权律师、地下宗教、异见人士、网络领袖、弱势群体为核心，以期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渗透中国基层，为中国的改变创造条件”。该文章所提到的5个“核心”势力，被网民戏称为“新黑五类”，以对应于文革时期的专政打压对象“地富反坏右”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在新黑五类中，“维权律师”赫然处于首位。

　　维权律师，并不是一个严肃的学术名词。在中国语境下，该术语指的是通过法律途径，为代理人争取权益或为公共利益抗争的法律界人士。官方智库，将维权律师放在危及体制因素的首要位置上，看似难以理解，其实暗含深意。

　　中国当下的政治体制，脱壳于毛泽东时代的共产极权，并在邓小平时代，成功与资本主义市场机制结合，形成人类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一种新极权体制。不同于“决议治国”的毛时代，市场机制，必须在较为稳定的秩序框架下，才能得以有效运转。因此，规制社会秩序的法律体系，是新极权体制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但是，与真正意义的法治国家不同，中国的法律体系，必须接受政权的指挥，绝对服从于政权的意志。这是新极权的一个鲜明特征。

　　新极权之下，法律与政权，天然存在冲突的潜因，而维权律师的存在，则又将这一冲突推向激化。众多大大小小的维权案件，浓缩了维权律师试图将司法固化于程序的努力，而这些努力的聚合，又必然指向削弱甚至取消政权在法律体系中的指导意志。由于这一冲突关系的存在，无论是否出于自身意愿，维权律师的身份，或多或少，就已经包含了挑战政权权威的色彩。

　　而在官方智库所定义的新黑五类之中，其馀的4类，大部分从属于较为边缘的社会区域，而唯有律师群体，属于新兴的市场化中产阶层。由于拥有更广泛的社交脉络与渠道资源，律师群体，可以打通社会底层与中层甚至上层的联系，也因而极有可能，成为未来整个抗争网络的中枢层面。在过去的多个有影响力的维权案件中，也确实观察到了这种现象的存在。

　　而最重要的一点，恐怕是历史为维权律师这一角色，所赋予的象征意义。在韩国与台湾的民主化进程中，一部分勇于抗争的律师，起到了非常突出的推进作用。例如，在台湾的美丽岛大审中，“维权律师”谢长廷、苏贞昌、陈水扁等人，借助于法律平台，与昔日的国民党独裁政权分庭抗争，在海内外引起激烈的回响，并由此拉开了台湾的民主化大幕。而这一部分中坚律师，也成为未来民进党的核心人物，推动了台湾的民主化进程。

　　官方所定义的新黑五类，实际上不过是新极权下的思想界与社会群体，对权力压制的一种自发反抗，但这种反抗，已经被官方视作心腹大患。由于维权律师的特殊身份，自然很容易成为打压的重点。

　　实际上，就目前所观察到的现象而言，对网络大V的肃整，对微博微信的清理，对众多教堂的拆除，对越级上访的强化限制，以及当下对维权律师的打压，完全符合“打压新黑五类”这一方针的展开与细化。而且很显然，打压的目标，并不仅仅在于消灭眼下的反抗。只有消灭了社会对未来反抗的期望，才具有更大的策略意义。

　　对于社会而言，维权律师这一身份，或许包含了太多的远景期望，而这种被历史以及社会所赋予的未来期望，恐怕是导致维权律师遭受打压的更重要因素。在这一点上，浦志强的符号化形象，既为他本人带来了卓着的社会声誉，也由此而招致了巨大的政治风险。无论当下他本人的意愿如何，恐怕已经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他的案件被当作一枚路标，高高地钉在社会公众的面前；而这枚路标所指示的方向，已经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