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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人：刘仲敬，现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在读博士，网名：数卷残编。1996年毕业于华西医科大学，后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某公安局担任法医长达10年，于 2012年在四川大学获得世界史硕士学位。译有大卫•休谟《英国史》，著有《民国纪事本末》。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许纪霖评价此书为“奇书”，对刘仲敬评价为 “奇人”、“通古今中西，有难得的大见识”。梁文道在《开卷八分钟》亦对《民国纪事本末》评价甚高，称其为：2013年读过的最奇特，但又让人印象最深的 书。
互联网上流传着关于他的一些事迹，比如：2009-2012年就读川大时，最常干的事情就是四处在教室走廊散步，看到听不惯的推门进去反驳完就走；考武大博士的时候，有人戏问历史学院有教得了他的人么，刘仲敬戏答武昌首义地方不错……
刘仲敬这样描述自己现在的状态：除了个人生活琐事以外，三分之一的时间用于看书，三分之一的时间用于翻译，另外三分之一时间用来上网。目前他已与广西师大出版社达成多本书的出版协议。
采访：袁训会、邵思思
如果你是一点雪花，就不要急于落在红炉上
共识网：我们注意到，您在从事学术研究有一段比较有意思的经历，那就是，您曾经在乌鲁木齐公安局当了十年法医，在我们看来，您的这份工作跟现在所做的学问简直可以说是“风马牛不相及”，不知道是什么因素促使您在人生选择上做出了这样大的转变呢？
刘仲敬：我没有变化，世界变了。在新疆的十年，我本能的感觉到了某些潜在的危险，并且法医这个职业，只是落脚于技术层面，对案件起到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绝大多数案件最终的解决并不依靠技术，而是靠政治谈判。
很多人觉得我现在学的东西跟我以前做的工作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其实，对我来说，职业根本算不上人生选择。我也没有强烈的动机，非要做某种学术不可。我真 正关心的，是我能不能控制的环境改变，如果环境恶化以致我感觉到自己没法控制，我会有强烈的动机，在环境恶化以前避开危险的位置。
职业这个词只有对新教徒创造的近代世界才有意义。职业这个词是由“召唤”这个宗教词汇转化而来的。所以切斯特顿说，美国人对工作有一种宗教性的热忱。他们 多多少少认为，工作是一种侍奉上帝的神圣举动。切斯特顿之所以对“职业”这个词感觉到不对劲，因为他是天主教徒。虽然天主教文化也主张履行许多行善的义 务，但他们觉得世俗的赚钱根本没有什么神圣可言。神圣应该具有某种高于世俗的特征，世俗的追求至多不过勉强容忍而已。
在中国而言，孔孟老庄和纵横家混合的意识形态造就了另一种行为模式，也就是一种否定公共德性的哲人。他的礼法和道德是针对个人的，而在公共事务上是世界主 义者和流浪者。你可以从卜式（西汉大臣，以牧羊致富）和汉武帝的故事中看出这种伦理。汉武帝发动战争，号召人民捐款；但他其实并不指望捐款，而是抄没工商 业者的财富满足需要。卜式居然真的捐款，皇帝惊讶地派出使者问他：你到底有什么不好说出口的要求？只管说就是。是不是有冤屈，要皇帝替你伸冤？是不是有仇 人，要皇帝替你报仇？
这种模式暴露了华夏世界最根本的习惯法：没有针对陌生人的义务，只有私人对私人的关系。即使对于皇帝，效忠也是形式，实质的付出，必须另有知遇之恩。这种 文化没有职业道德（对无名陌生人的底线）和事业心（对无形仲裁者的信服），只有等价交换的游士原则（良禽择木而栖，危邦不居乱邦不入）。这里不能产生不断 积累的知识传统，只能偶尔产生像张衡一类的聪明人。他们灵机一动，发明了某些东西，然后被人遗忘，直到下一位聪明人偶然地出现。
这种社会的聪明人是智力测验产生的，测验内容完全无关紧要。正如苏东坡所说：无论折腾策论还是经义，反正选出的人都是同一批。同一智力级数的人，肯定能在 同一层次内相互交换职业；但在更高或更低的层次内，即使保持同样的职业也不能胜任。所谓君子不器（没有专业），但必须知天命（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趋势） 就是这个意思。就像有些参天大树的根须已经腐烂，有些鲜美的果实结在寄生的藤萝上。你必须重视隐藏在外表之下的演变趋势，然后判断某种环境是否具备投机价 值。如果你是一点雪花，就不要急于落在红炉上。
所谓的民族矛盾 其实是中国和世界结构性冲突的暴露
共识网：还是结合您在新疆工作的经历，稍许对中国政局有些观察的人都会发现，近些年来，民族问题愈来愈成为一把悬在执政者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您能否结合自己在新疆工作那些年的感受，谈谈您对这个问题的思考。
刘仲敬：这显然是伪问题。莎士比亚说过：当我们开始说谎，我们编织了多么可怕的罗网。我们必须编造更多的谎言，遮蔽原先较小的谎言。在伪问题的框架内，没有正确或有效的答案。
我认为，内亚其实只有两个问题：正统性的失败和地缘政治的紧张。这两者都不是民族问题，“民族”只是一个方便的借口而已。正统性的失败是中国整体的失败， 而地缘政治的紧张才是内亚的特殊问题。做个类比，如果德国失去了柯尼斯堡，原因不是因为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的民族问题。根本原因在于：大日耳曼的自我塑造 步入歧途，造成了德国和世界不可调和的结构性冲突，地缘政治的理由注定东普鲁士形同绝地，它像阑尾一样插入斯拉夫世界，在任何冲突中都会首先被切断。只有 巧妙的外交手腕才能勉强保全这条三面受敌的领地，即使和平时期也防止不了各方向的渗透。你只要把德国换成中国，把东普鲁士换成内亚，就会明白地缘形势的危 险性，这不是人力所能改变的。
内亚斗争的升级不是地方性因素造成的，也不可能局部解决。只要中国在世界体系内的合法性建立不起来，她最脆弱的地缘断层就会首先溃败。所谓的民族矛盾，其实是中国和世界结构性冲突的暴露。就像如果你的脚肿起来，原因其实是心脏衰竭的原因，在脚上贴膏药，基本上不起作用。
内亚只有一项真正的地方性问题：跨国走私网络的发展成熟。如果没有地方强力部门的长期参与和分利，这种情况是不会出现。但是地方政府往往是武断的、任人唯亲的、机会主义的，全中国大概都是这样。
民族是流动的 不能把它当做静态的东西
共识网：对于当前民族问题的种种症结，有人将板子打在了“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认为今天很多问题都肇始于这一政策，您怎么看？当然，也有人认为是全球化导致了问题的激化，他们主要指的是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从根上就很难认同汉族（或者所谓的中华民族）及其政权的统治。
刘仲敬：我觉得“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是否存在，不会比九三学社是否存在更加重要。除了极少数依靠统一战线基金为生的人，谁都不在乎这些政策存在不存在。这 一政策浪费了一点点统战经费，但在巨大的国库开支中只是沧海一栗。它制造不了任何问题，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难道有人当真相信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统治了新疆 吗？我从没有见过任何人相信政协会议统治中国。
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不可能跟异教徒融合，但并非不能接受异教徒的统治。他们曾经愿意接受杨增新的统治，后者比共产党更有资格称为汉族政权。列宁主义政党 基本不可能实施民族统治，除非以八千万党员自身构成独立共同体（民族）。照葛兰西的定义，共产党和群众的关系不是有机的。
全球化造成的问题在另一方面：在无根的国际资本主义刺激下，地方主义发育为民族主义的速度骤然加快了。我们必须正视：资本主义不是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 想象的普世化、理性化进程，而是一个创造民族的世界性进程。创造民族会不会导致矛盾激化，要看政治结构的包容性。比如魁北克在加拿大没有问题，但是科索沃 在塞尔维亚就有问题。
中国这套民族理论有一个概念，就是把民族当成一种静态的东西，好像挖掘化石一样，挖出化石以后给它分类，分到这一组就是这一类，分类完了以后它就永远不动 了，但是民族显然是流动的。古代有很多国其实是民族，比如在屈原那时候，楚国就是一个民族，之所以他死活不肯服秦国，是因为他跟秦国不是同一个族，而不仅 仅是不同政权。而放在元末，陈友谅的手下去投奔朱元璋大概也是没有问题的。当然后来秦和楚民族都慢慢消失了，但是新的民族不断产生，这是一个不断流动的过 程。
共识网：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刻意划分民族会增强他自己的认同感，原来他可能没有这种身份意识，但是因为刻意划分，就会加强对自己的身份认同，比如高考加分。
刘仲敬：现在高考的问题的确是这样。高考入学的时候让你上学好像让你占便宜，但是毕业的时候就不这样了，毕业的时候你发现让你上学你吃了很大的亏，因为没 有对接了。以前高考制度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是公务员制度，上学的时候是一个候补官僚，毕业以后就变成了政府官员，现在是后半截砍掉，一毕业的时候你就从 悬崖上跳下去了。从体制上讲，把教育制度后半截砍掉，就相当于废科举一样，把社会一个循环机制打乱了，又没有很好的替代品，这样就造成了严重的社会紊乱。
民国时期的政治动乱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毕业生没有出路了。以前科举考试出来是有出路的，他该去哪儿是很清楚，即便是回老家，他也是当地有名望的人士。但是新学培养出来的人他们去哪儿连自己都不知道，只有参加革命。
共识网：如果这个方面纠偏的话能怎么做呢？难道把原来大学的扩招再收缩回来？
刘仲敬：这样的话又很难，一旦扩招以后再收缩的话，现在大学教授怎么办？就像通货膨胀一样，开始最好就不要通货膨胀，但是通货膨胀以后再收回来就非常困难。
“大一统”只有不断破坏社会生态的自然发展才能维持
共识网：同样还是民族问题，就我们看到的一些观点而言，其中有这样一种担忧，那就是随着中国的政治现代化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的话，像新疆、西藏这样的民族可 能会闹分裂，而这样的局面是国人不愿意看到的。当然，您也曾经说“大一统”是个陷阱，但我想对此很多人还是难以理解，能否结合这个问题再谈一谈您的这个观 点？
刘仲敬：如果你用分裂、而非独立的辞令，那就说明你不是真正的民主爱好者。请注意，这里的民主只是中性词。印度独立时，宪法之父安德佩卡尔（他自己就是少 数民族）力主印巴分离。他的理由是：如果一亿心怀不满的穆斯林留在印度；印度要么不再有民主，要么不再有国家。当年邱吉尔很高兴爱尔兰天主教徒终于自己决 定滚蛋，因为他们在下议院的存在严重干扰了两党政治的和谐。本•古里安也根据同样的理由，不肯吞并阿拉伯人的土地。孟德斯鸠早就说过：共和国的主权就是公 民权的总和，将主权的一部分交给心怀贰志的外邦人无异于颠覆行动。你能想象美国人渴望吞并中国，然后让中国人做他们的总统么？民主需要价值观的高度认同， 肯定会导致小邦林立的世界。这样的世界最多只能容许雅典帝国或罗马帝国，就其根本而言，其实只是最强大的共和国对盟邦和外邦行使世界警察的权力。
大一统的意义是普世统治，就是“已知文明世界的统一”或“历史的终结”。秦始皇曾经设想，他已经终结了历史。此后的朝代政治从理论上讲都是普世统治。但是 我们必须首先明白：朝代不是地方性邦国，朝代没有地理边界，班固所谓“王者无外”就是这个意思，但是邦国肯定是要划分边界的。例如明代的琉球不是外国，而 是藩属。藩王和总督只是管理形式的不同，权威都来自天子。从历史上看，大明和大清的对应物不是英格兰和法兰西，而是神圣罗马帝国和普世天主教会。中国作为 相当于全欧洲的文明体，自居地方性的民族国家。其荒谬的程度相当于，罗马教皇自居梵蒂冈的领主。你要求共同文明传统的中国人只能建立一个地方性邦国，等于 要求全体拉丁天主教徒都是法兰西的国民。自从韩国独立以后，这种幻想本该早已破灭。
大一统从暴秦开始，从未走出秦政的阴影，给华夏世界带来了永无止境的灾难。汉儒呻吟叫嚣，举起周公孔子的旗号，号召用“周政”打倒“秦政”。三代上古的理 想世界构成儒家的核心价值，回响在二十四史当中。儒家非常清楚：周政就是小邦林立的孔子时代。周政之所以是仁政，因为天子只有礼仪性、荣誉性的最高权力。 各邦君主、贵族、国人分享权力，不时爆发《大宪章》式的阶级冲突。这时的中国酷似欧洲，充满了混乱和生命力。秦政之所以是暴政，因为唯一的君主垄断了所有 权力。儒家除了教育这头老虎爱民如子以外，想不出别的高招。这种办法的不可靠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儒生天天“是古非今”。古，当然就是三代之治。今，当然就 是暴秦开创的大一统帝国。
大一统是在野心家谋杀众多有机共同体的血腥现场建立起来的，只有不断破坏社会生态的自然发展才能维持。没有秦政的残酷收割，民间社会势必不断发育产生富人 和强人。这些土豪注定会变成郑成功和钱王，割裂帝国的疆土。一旦割草机停止运转，多国体系就会永久化。小邦的国民注定像屈原和项羽的同胞，不能安心服从邻 国的统治，犹如波兰人不会热爱俄罗斯的和平。大一统需要另一种居民，他们完全不在乎统治者的更换，大一统需要的是顺民。而顺民在大一统之下享有的自由，远 远低于古今大多数被征服民族在征服者铁蹄下享有的自由。举例为证，犹太人在波斯人和罗马人的统治下，仍然产生了自己的评议会；而所谓的英印帝国只有六万军 人，总督只拿走了外交和战争的权力，像对待女王一样对待襁褓中的土邦王子。对比我国，明清帝国的臣民至多担任地方政府的临时工。如果他们有幸科举成功，那 么永远不能在家乡任职。短期在任的流官非但不能为居民着想，反而以破坏为主要任务。他们不能允许民兵太强，如果他们还能允许民兵存在的话；不能允许土豪太 富，如果他们还能允许土豪存在的话。
任何地方的超前发展，都是统一的隐患。向上看齐很难，向下看齐很容易。举个例子，就拿吴国来说，如果贸易和矿业使他们不用纳税，那么“大一统”要做的就是 应该消灭他们，使他们跟内地小农一样贫困，反向的改造却做不到。只有在分裂时代，小邦为了竞争的理由，才会允许昙花一现的经济进步，例如吴越和闽国。宋朝 的时候其实是有过机会的，杭州和泉州就是他们留给宋朝的遗产，宋朝却用吏治国家和垄断贸易制度将他们渐次削平。在他们眼里，除了京师，谁也不应该强大，除 了官吏，谁也不应该富有……结果就是鸦片战争，英国人的军舰打进国门。
反观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当年吴越的人口远远超过英国、泉州的人口远远超过伦敦。如果大一统帝国曾经为吴楚、七国、南朝、十国、郑成功父子留下机会，世界 并非一定属于欧洲。相反，欧洲人知道他们应该感谢谁。如果奥兰治亲王或其他人宣布，他保障了欧洲的自由，意思就是他保障了欧洲的分裂，阻止了某些雄主统一 欧洲的邪恶企图。
在思想史上 马克思主义远没有有些人看得那么重要
共识网：下边这个问题，还是同您的个人选择有关，我们注意到，您曾经说过，正规教育对于“情境模拟能力”没有任何帮助，还说高学历的意识形态教育会培养出大批“人类的祸根”，那么为什么您会选择读研进而读博？这似乎是一个矛盾的选择啊？
刘仲敬：我经常分析环境，有时利用环境，从未改善环境。除了顺水推舟和撒手不管以外，我迄今没做过别的事情。
共识网：刚才那个问题，提到了意识形态，我们有一个感觉，现下意识形态给人感觉日趋式微了，虽然执政者也在某种程度上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似乎一时半会还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您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我们还很关心，您个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
刘仲敬：马克思主义本来就是边缘理论，只有非主流人群才会认真对待。人类的绝大多数始终相信宗教。极少数自以为特别聪明的世俗人文主义者当中，有极少数曾经相信马克思主义。仅此而已。
据我所知，冷战结束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已经很难凑钱维持同仁杂志。当今绝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资金都在中国。问题不是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衰落，而是为什么唯独在中国似乎没有衰落。答案当然是：强制力和资金。
我读过几乎所有的马克思著作，敢于断定他是优秀的杂文家和政论家，但其他方面都是杂凑起来的。他在广泛的政治和社会活动中，以笔为批判的武器，配合武器的 批判，因此并不重视前后连贯和体系建构。他的哲学是剪刀加浆糊，没有个人独创的部分，而且剪贴的各部分并不协调。他的经济学偏离了最近百年的主流，变成一 种民科亚文化。由于数学方面门槛的上升，他的门徒大概不可能回归学院了。马克思主义者残余的空间在文化批判方面，因为这里几乎没有任何专业门槛。
我相信：在苏联势力不及之处，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曾有过变成主流的机会。有些人把马克思主义看得很重要（很伟大或者很邪恶），是因为他们对世界思想史缺乏了 解。他们就像没有出过远门的乡下孩子，以为村里的老师非常伟大。其实这位老师只是落第秀才，在名流大儒的圈子里地位很低。（未完待续）
袁训会、邵思思，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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