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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许知远
一
他不止一次说起张岱。
在晚明人物中，张岱不是最杰出的，却可能是最令人感慨的。前半生，他纵情声色，"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
他尽享王朝末世的松弛、颓败与富足。他的精致感受力，令他成为这一时盛景的记录者。那也是一种创造性的颓败，在政治的腐朽下，是物质与文化的异常繁盛。
然后，他目睹明朝灭亡、山河破碎，个人生活则陷入极端的落魄，成为新时代的遗民，他在这落魄中顽固地书写历史，他不仅要详尽书写那个消失的前朝，还要探究其衰败的原因。
对他而言，张岱不仅是历史与审美上的个人兴趣，也映射出他这一代香港人的困境。
他 出生於上世纪60年代初的香港。他就读的新亚书院正是南下文人钱穆与唐君毅所创办，他们要在中国陷入红色风暴时顽固地保持他们认定的中国传统。这中国情怀 塑造了他这样的学生，所以在命运悬而未决的80年代初的香港，他们喊出"民主回归"的口号。在香港人普遍的"主权换治权"的情绪中，他们是一小群异端。
1989年的天安门激起了他热烈的情绪，也令他陷入了深深的幻灭。他们这一代刚刚建立起来的中国热情，就这样被挫败。之后，他把热情投入香港的民主活动，倘若中国不可改变，那就建设一个理想的香港。
他 曾是民主党中的少壮派，也是90年代媒体市场中的未来之星。我十年前认识他时，正是他个人与香港的一个转折时刻。他因对於新闻自由的坚持，与几位同道离开 商业电台，也在这一年，50万香港人走上街头，抗议"廿三条"。中国的影响正在涌来，香港发现自己仍不能主宰自身的命运。
接下来的十年中， 他离开媒体，进入政府，据说曾荫权的竞选口号正是出自他的创意。这既像是现代知识分子的"新政"理想，也象是回归到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官僚"，知识理 应塑造权力。不过，他是带着更多的失望离开。他不仅难以实现自己的志向，还发现可能被权力所扭曲。他的导师之一，香港最声誉卓著的政治学者在成为首席的官 方智囊后，开始用自己的理论为现实政治辩护，上演了一幕出色的"知识分子的背叛"。
他重操媒体旧业。他与朋友创办了网路媒体。它的形态颇似Huffington Post，内容则紧扣香港正在兴起的政治情绪，以观点与分析为主。它的名字《主场新闻》，既是他们这一代人的思想定位，也是对这城市的"主体意识"的回应。
当作家西西在1970年代宣称香港是"我城"时，她试图表明这个因难民而起、以不断移民著称的城市，不再是临时的避难所、一个通往新目的的中转站，而是他们自己的城市。一批青年人试图创造出一种既非英国、也非中国的文化潮流，尽管它甚是微弱。
比起40年前的"我城"，"主场"是一场更大的潮流。它不仅局限于知识青年中，更进入普通人的意识。这个城市不仅拥有繁荣、自由、安全与便利，经过了一波又一波的移民潮后，人们似乎更加确认了香港的身份。
但这种主体意识却又面临着更大的困境。倘若"我城"仍能在中英力量的夹缝中成长，"主场"则在单一的中国秩序中求生。这个中国秩序正日益强大、封闭、傲慢。
所以，对他与他的合作者来说，《主场新闻》也来自于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创办者们都出生于1960年代、1970年代初的香港，受惠于这个城市不断增加的繁荣与自由。而如今这种自由正在新的中国秩序中不断减少，他们应该挺身捍卫。
他 们的确得到了热烈的回应。香港正处於一个巨大的思想与价值混乱中，香港内部、中港之间的矛盾迅速激化，《主场新闻》成为这种辩论的风向标。它不仅关心香 港，因为香港问题并非孤立的，它还试图去呈现中国的内部困境，西藏僧人的自焚、新疆的暴力、还有国家领导人的个人履历，都是他们的报导对象。
但舆论成功的同时，它的政治与商业压力也越来越显著。
二
"我们也不知能支持多久"，他说，脸上带着轻微的倦怠的颓唐。那是八个月前，我们在他北角的家中聚会。桌上摆的是山西酿造的红酒，西班牙的火腿、雪梨，还有他在尼泊尔尝试的印染。他是个多才多艺之人，也是个旅行与美食的爱恋者。他的政治与思想主张，常掩盖他的个人趣味。
他也不断谈起晚明文人。似乎此刻的香港与17世纪的杭州一样，都面对一个崩坏的政治系统、即将到来的北方异族，既然外在的秩序已然坍塌，又缺乏足够的内在力量来对抗，逃入个人的感官世界未尝不是一种选择。
我 知道这种感慨，与他的事业遭遇的困境直接相关，《主场新闻》与他经营的出版社正遭遇越来越大的经济压力。昔日支持他们的金主已犹豫不决，他们都担心支持这 样一个直言不讳的媒体会开罪北京。而他的个人困境也正是香港的缩影--香港不断要试图建立起一个独立的政治与知识的人格，但却只能依附于中国秩序。
这其中颇有历史宿命的意味。张岱面对着不可抗拒的清帝国的兴起，唯有躲藏入自己的记忆中，变成新时代的遗民。而我的朋友，他多少认定这个红色的中华帝国的再度崛起，将吞噬香港在过去一百年意外获得的独立与自由，他们所继承的也正是从张岱到钱穆以来的遗民命运。
三
《主场新闻》关闭了。距离我们上次的谈话，过去了八个月。香港正陷入热锅之上，北京的姿态变得不容分说。距离中英和谈不过三十年，"一国两制"成了笑谈。
在 过分突然地关闭网站的公告文章中，《主场新闻》的另一位创办者坦诚写出自己的"恐惧"与"误判"。成长在自由社会的香港人不了解一个极权体制的特性，它如 何制造恐惧、又如何摧毁反对声音。他也承认对形势的认识不足，香港的抗争精神已经崛起，但面对一个如此强大的中国，它要付出代价之巨大与抗争道路之漫长， 则超乎想象。
我挂念我的朋友，更对他们的失落情绪充满理解。这历史的宿命感似乎正在此刻的香港与台湾上演。当我的朋友感慨这晚明情绪时，一 些台湾人将自己比作临安城--它尽力偏安一隅，但最终难逃一劫。中国的再度崛起，让香港与台湾在20世纪后半叶的优势，像是一段意外的插曲。如今，历史正 在回到它"正常的轨道"吗？
比起十年前，这中港台的叙述也在改变。那时，人们喜欢强调孙中山的香港经验与台湾的民主转型，期待这两个地区能重新塑造中国的历史。而如今，人们沉溺于另一种叙述，这两个地区不仅发现自己无法扩张自己的意志，还正丧失曾有的自由与身份。
历史宿命感令人消沉，但历史也经常充满意外，它充满了大卫与哥利亚式的戏剧。历史的价值与意义是超越成败的。
当丘吉尔（他当然是个令人不悦的帝国主义者，但此刻却颇有鼓舞精神）说"这是我们最好的时刻"时，并非他有信心战胜所向披靡的德国，而是他提醒英国人捍卫自由与尊严的信念与意义。
在某种意义上，此刻的香港与台湾正处于他们"最好的时刻"，他们要检视自己是否真的这样热爱"自由"。
我很希望，我的朋友的感受只是一时的挫败，他最终会因这窘境激发出更热烈与真挚的抗争精神。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本文责编 霍默静 mojing.huo@ftchine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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