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中的“英时”是指余英时先生，“福山”是指弗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先生。余英时先生是美籍华裔历史学家，普林斯顿大学退休教授，1930年生人，是中国近代著名儒学者钱穆先生的弟子，本人也是当今海内外享有盛名的汉学家和国学大师。尤其是最近获得了两个类诺贝尔奖，传为美谈：一个是2006年11月荣获美国国会图书馆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号称“人文诺贝尔奖”；另一个是今年6月21日，荣获台湾儒商尹衍梁资助设立的“唐奖”之“汉学奖”，号称“东方诺贝尔奖”。弗兰西斯·福山先生是美籍日裔国际政治学家，生于1952年，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现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保罗·尼采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舒华兹讲座教授，曾师从塞缪尔·亨廷顿。曾任美国国务院思想库「政策企划局」副局长。他的第一本著作《历史之终结与最后一人》（1992年）让他一举成名。

“告别英时”是什么意思？

按说，余英时先生是当今海内外的“大儒”，是中国所有“尊孔”的文人们的最响当当的“楷模”，甚至“偶像”，而笔者我，则是当今在中国把“反孔、批孔、灭孔”的“口号”叫得最响，为此宁可“冒天下之大不韪”，而不惜与天下所有“尊孔”的文人们“为敌”的“傻瓜”，所以，最想要叫出“告别余英时”口号的人似乎应该是本人我。然而事实上却不然，今天在网上大叫“告别余英时”的人居然是在当今的中国把“尊孔”的旗帜撑得最高的《中国儒教网》的主编慕朵生先生（见其网上文章《为什么要告别余英时？》，并见本文后面的附录）。说实在话，我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毋庸赘言，我虽然尊敬余英时先生，但是对于他的推崇孔丘及其儒家的明显的倾向性，我是决不会恭维的，即使他屡屡把自己与中国新儒家们的关系尽量地加以别开，但是就他仍旧把儒学看作是中国走向未来的部分精神动力来看，我也难以苟同。余英时先生的著作，但凡在大陆出版的作品，我都大致翻了翻。一言以蔽之，余先生确实不愧是大儒钱穆先生的弟子。然而，在看了慕朵生先生的《为什么要告别余英时》一文之后，倒是让我对余英时先生肃然起敬了。我确实难以相信，余英时先生竟然会否定儒学对于未来中国的“治国平天下”能有任何的价值，并从而把儒学的价值仅限定在人们私人的领域，也即是说，仅仅在“修身齐家”方面还有一点点意义而已。虽然，就后面的这一点，我也难以认同，但是对于一个把自己的一生几乎全都贡献在了儒学研究领域的老学人而言，余老先生能够说出上述的一番话来，这就已经是非常非常非常地难能可贵了，确实是不能不让人，尤其是笔者本人肃然起敬。

的确也是，对于今天在中国大叫大嚷要回归儒家的“王道政治”，要兴起“儒家宪政”的新新儒家的先生们来说，余英时先生的这一番发言，无疑是对他们的一记巨大的闷棍，而且这记闷棍还是来自所有新新儒家的先生们心目中最最高大的当今“大儒”偶像余英时先生之手，这能够让他们的心里感到舒坦吗？无怪他们会在《中国儒教网》上发出如此悲凉的《为什么要告别余英时？》的叫喊了。

如此看来，余英时先生人虽已老迈，心却还年轻，至少不会像大陆中国的这么许多新新儒家的先生们那样，虽然年纪轻轻，却事实上已经是大脑昏聩到腐朽不堪的坟墓中古董的地步了。为此，我在这里要向余英时先生表示我的最诚挚的敬意。祝愿余老先生身体健康，万寿不僵。

“告别福山”是什么意思？

福山先生的最重要的观点，即是他的关于“历史终结”的结论。由于他１９９２年出版的第一本书称作《历史之终结与最后一人》（中文译本见远方出版社，１９９８年），他的声名也因此而鹊起。至今，福山先生已俨然美国，乃至西方最重要的政治思想家之一了。“历史的终结”是什么意思？随着上个世纪两大阵营冷战的结束，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预言以失败而告终，因而共产主义的理想也已成为了虚话，因此在福山先生看来，人类的历史将以“福音”的形态最后终结在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社会的模式之中了。说白了，当今西方，尤其美国的自由民主社会，将会成为全世界人类最终理想的模式了。所谓“最后一人”，是指最后的文明理性之人，人类将会因为今后“自由民主”的无尽地重复再现而最终回归最初的自然之人。作者在给出了福音之后，却又为人类的未来发出了无尽的悲声。

在今天的文章之中，我不想对福山先生的观点作出太多的批评，而只想指出，福山先生赖以作出这种结论的哲学理论本身，就是偏颇的，所以其结论，其实是错误的。什么哲学？西方哲学。大家知道，我曾经出版过一部名为《西方哲学死了》（2003年，工人出版社）的著作，其中批评的即是当代西方哲学的二元逻辑的方法论已经终结。即是说，按照西方哲学的方法，已经不可能完备地讨论任何问题，最终一定会产生对于自身永远都不可能自圆其说的悖论。诚如福山先生的著作，也是这样。他一方面说“历史已经终结”，而另一方面又说，“最后一人”，将不得不回归最初的自然之人。究竟是历史的终结，还是人的终结？实际上，无论历史，无论人，都不可能会有终结，除非人类最终彻底地死亡。按照老子的“全息逻辑”理论，宇宙本身即是一个巨型的永动机，而由它所繁衍的后代——物质、生命、人类，包括人类的历史，也将仍然是不同层次的巨型的永动机。

诚如福山先生自己所讲，他的著作的目的本身，就是一种煽动，而不必是一种最后的结论。而我今天要说的是，历史不可能终结，人更不可能终结，真正可能终结的只是人们在生存的过程之中阶段性地坚持的某些（人为的）难以变更的具体的“方法”、“结构”、“程序”，或者统一讲：（人为的）“模式”。例如我始终都在加以批判的孔丘及其儒家的“模式”，事实上早就已经终结了，实质上是死亡了，不仅躯体死亡了，而且灵魂更是死亡了，因此必须尽快在中国今后的历史之中实际上加以大扫除，彻底地加以肃清。这里所说的终结，不仅仅是停止的终结，更是死亡的终结。可以说，迄今为止，人类给出的任何一种（人造）模式都将不可能是永恒的，而一定是会死亡的，因此，它们不可能成为最后终结一切，并被其他一切所追寻的东西，包括西方现代的“自由民主”模式。因为只有自然、上帝的造物才可能是永恒不灭的，才可能是最终无垠的终极。而人不是上帝，何况人类本身也是“上帝”（自然）的造物。告别福山先生，即是告别他的关于“历史的终结论”，告别他的“最后的人”的观点。

当代的历史现实，实际上也已经显示，即使现代美国、西方的“自由民主”“模式”，也并不是什么真正人类终极“理想”的东西。此外，马克思的历史预言，对于批判资本主义的部分，仍旧是有效的，并没有完全过时。今天美国、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民主”，并不就是人类社会终极的“自由民主”形式。更关键的问题还在于，西方思想家按照西方哲学的二元（形式）逻辑所推演的“自由民主”理论，其中不少的说法即是经不起推敲的，例如自由主义的政治，自由主义的经济，等等的说法，在我看来，就是完全违背全息逻辑的说法。因为在老子的全息逻辑的理论看来，真正的“自由主义”只能适用于“文化”，更只能适用于人类的“精神、智慧”的范畴。而政治，经济，原本就不可能是“自由”的。凡是在这两个领域谈到的所有关于“自由”的问题，都将不可能不加上许多限制性的条件。与其加上许多累赘的限制性的规定，还不如重新进行符合全息逻辑的全新的定义和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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