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害怕政治競爭，習慣用武力及高壓去維持政權，壓制反對聲音。資料圖片 

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香港特首的政改報告結局，將對香港的未來產生不可估量的影響。「事緩則圓」，此前我一直希望人大常委會將此項議程擱置到中共十八屆四中 全會後，當下大陸政局處於高度敏感的階段，顯然不是對香港問題做出決斷的最好時機。

中共習慣於「黨領導一切」的傳統思路，不容香港政治有任何超越 其掌控的可能；他們擔心香港真普選可能在大陸民間引發骨牌效應，導致局面進一步失控，必須堅持嚴防死守。人大常委會僅僅是一顆橡皮圖章，廟堂袞袞諸公是否 意識到，僵硬地否決港人的民意訴求所引發的公民抗爭，也可能在大陸激發骨牌效應，反過來影響高層的權力博弈。

或許某些中共人士認為：「不怕，老子有槍。」大不了出動駐港部隊宣佈緊急狀態。這種想法一點不奇怪，在中共歷史辭典裏，天下是打出來的不是選出來的。這種迷信暴力傳統由來已久，「弓馬得天下」的大清到末年，攝政王載灃回應張之洞對時局擔憂時也是這句：「不怕，有兵在。」

歷 史學家錢穆先生認為中國歷史上的蒙元和滿清，是兩個最自私的部族政權，因這兩個游牧少數民族創立的朝代，都是由血緣族群所把持。另一位歷史學家余英時先生 將其定義為「族天下」。這種由一個群體執掌權力並世代分享血酬的政治形態，與後來的「黨天下」十分相似，其實就是擴大了的「家天下」。

某些大陸高官很有游牧民族征服者心態，將香港視為一塊天朝從夷狄手中收回的肥沃疆土，可不按規則地予取予求。這種心態之所以比航海民族殖民者還要糟糕，蓋因殖民者懂得養雞下蛋，而征服者卻往往只懂得殺雞取卵。

資 本主義文明最講究契約精神，農耕文明次之，而游牧民族歷史上背盟紀錄最多。近代以來香港社會繁榮發展，背景是源自西方世界商業文明。香港資本主義制度下的 法律體系和地方自治傳統，不僅與中國封建專制主義的農耕文明格格不入，更與列寧主義、史太林主義暴力傳統下的黨文化相互衝突。

中共建政前不僅祖述 馬恩列史，也曾倡導普世價值、憲政和普選。1937年中共陝甘寧邊區委員會發佈《民主政府施政綱領》，承諾實行普選制度與議會制度。1939年1月中共 《陝甘寧邊區抗戰時期施政綱領》規定採用「直接、普遍、平等、不記名的選舉制」，選民可直接選出被選舉人。中共領袖毛澤東、周恩來多次倡導「新民主主義憲 政」和「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

1949年建政時，中共承諾建立聯合政府，保留私人資本主義工商業10年至15年甚至20年；但僅3、4年後毛澤東就背約，廢棄聯合政府框架，提前實行「對資改造」；其後弁髦憲法，發動各種政治運動，踐踏人權無所不用其極。直至今日，普世價值、憲政和普選在大陸仍是禁區。

長期一黨專政使中共政治競爭能力退化，全憑高壓維穩掌控權力；同時也失去了政黨特質，逐步蛻化成為一個政權。外無競爭的後果是黨內矛盾激化，殘酷的權力鬥爭周而復始，至今仍在歷史怪圈中不能自拔。

政黨生命力在於競爭。中共執政64年卻一直致力於消滅競爭，同時消滅一切可能的競爭者。怕競爭、重掌控的糾結心態，也是中共在香港普選爭拗中進退失據的重要原因。從強調「全面管治權」到以「宣佈緊急狀態」相威脅，越是恐懼政治競爭，就越迷信暴力工具。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一國兩制承諾，原是為海峽兩岸「和平統一」做給台灣的示範。「50年不變」的愛情婚約，僅僅17年變得讓人不敢相認。基本法會不會變成白條？「佔中」抗爭會不會導致六四重演，甚至再度引發中共與整個主流文明世界的對抗？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

章立凡

北京獨立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