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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权威主义兴起于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当今中国仍是有影响的政治思潮。一般而言，新权威主义的倡导者赞成中国的民主化转型目标，但又认为改革要"先 经济，后政治"，经济市场化应先于政治民主化；他们特别强调改革要在强有力的权威主导下进行，为此哪怕实施阶段性的、暂时性的强人政治垄断。不像自由主义 者，新权威主义者在中国现实政治环境中，表现出更加柔软的身段，他们希望以自己看似温和的主张影响执政当局，但又往往在坚持理想和如何揣摩、取悦、进而影 响统治者的策略性选择间左右摇摆。新权威主义的理论通常是不彻底的，因为他们不敢正面面对当今中国的极权体制这个现实，至少不敢公开揭露它。新权威主义者 的行动策略也引发诸多争议，赞成者认为这是中国现实条件下的适时之举，反对者则怀疑是向官方献媚，甚至有政治投机之嫌。在很长的时间里，作为一种转型主 张，新权威主义有着不同的解读空间。而最近，随着习近平新独裁的形成，像萧功秦这样的新权威主义者也在悄悄修正原来的主张，似有向当权者输诚之意。本文对 上述问题做个梳理。
中国新权威主义的起源
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正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走向深入、政治体制改革呼之欲出的当口，如何看待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关系？如何引领这场变革？什 么样的变革路径、变革节奏是合理的？谁来充当这个引领乃至控制节奏的主角？新权威主义正是在回答这些问题时应运而生的。我们先来看当时新权威主义的一位代 表人物：吴稼祥。
吴稼祥（1955~），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80年代后期在中南海供职，因六四事件入狱3年，后经商、著书、出国访学，至今仍活跃于京城政学两界。
年轻的吴稼祥似乎颇受美国学者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一书影响，该书强调一个发展中国家实现政治现代化，应该保持必要的节奏、使其成为可控 的政治过程。吴稼祥据此提出社会发展的"三阶段论"，即一个处于转型中的国家要从"传统的专制主义"先过渡到"新权威主义保护下的个人自由发展阶段"，然 后才是"自由与民主结合的阶段"。说得形象点儿，"民主与自由结婚之前，有一段专制与自由的调情期；如果说民主是自由的终身伴侣，则专制就是自由的婚前情 人。"转型中国恰恰需要这样的过渡。
那么"为什么不能从传统权威阶段一步跨入自由民主阶段？这个高难动作尚未有一个社会完成过。这是因为伴随着旧权威的衰落，必须有一个曾经高度集中 的权力的下落过程，但权力没有完全或完全没有落到作为个人的平民手里，而是被旧权威造成的中间社会层层截留了。权力的这种中间滞留使社会进入一种既缺乏权 威又缺乏自由的状态，既没有必要的集中也没有必要的民主，有的只是分散。分散主义既吞食集中，又吞食民主。发展民主自由的措施，会变成扩大分散的措施；加 强集中的措施，则变成进一步削减个人自由的措施。必须有新的权威来消除旧权威造成的旧社会结构，使中间膨胀的权力向两端变迁，一方面使个人自由得到发展； 另一方面利用必要的中央集权排除障碍，保持自由发展中的社会稳定。" 换言之，新权威主义的论证核心不是改革目标（目标是民主化毫无疑问）；而是改革路径（如何找到民主化的现实道路）。而且，就操作层面言--
新权威主义强调的不是政体而是领袖。新权威主义不仅强调领导人物，还强调与领袖人物配合默契的决策集团，强调英明的远见，果断的行动，排除任何障碍的力量以及高超的应变能力。
这个观点在当时并非没有争议。荣剑就在《"新权威主义"在中国是否可行？》的文章中指出："政治民主化在客观上需要一个'硬'政府，即一个高效率 的、廉洁的、法治的政府，但这个'硬'政府既不是传统的高度集权的行政控制体系，也不是'新权威主义'所设想的专制政权，它是政治民主化的产物。" 事实上，当时有许多知识分子认为，中国改革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是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且人治高于法治，因此当下最需要做的是尽快实现从魅力领袖主导的社会向 法理型社会的转变、从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的转变。"在民间和知识界几乎高度一致地要求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步伐的时刻，吴稼祥等人主张通过新权威主义来推动改 革，的确是难合时宜，难以获得大多数知识精英的支持。"
邓小平与新权威主义
据说，八十年代的邓小平也曾赞成新权威主义。法律出版社2011年出版《走向宪政》一书，收入吴稼祥"从新权威到宪政民主"一文，该文称：
中国经济改革在1986年实际上已转入新权威主义主导的经济政治综合改革。正是在这一年，邓小平至少10次倡导政治体制改革；1989年3月6 日，他有机会对他倡导的综合改革进行总的定性和命名，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向他汇报思想界流行的新权威主义思潮，他斩钉截铁地说，"我就是这个主张。"
其实，邓小平赞成的，并不是那个"先市场化、后民主化"的新权威主义，他只是强调要用强有力的领导力推进经济改革、加快中国的发展。即便是政治改 革，在邓小平的理解中，也是为了"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而绝不是"削弱"或"否定"党的领导。在邓看来，没有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中国就要"四分五 裂"。 这和民间一些新权威主义者所憧憬的通过可控改革走向民主化完全是两回事，而且是正相反对的。
专制统治者也能接受新权威主义这个提法，证明"新权威主义"的确可以从不同的立场、不同的角度去解读。民主化的赞成者把它理解为一个专制社会走向 民主的过渡；专制统治者也可以把它视为既定政治框架内推进经济发展和行政制度改革的路径或策略，目的则是为了延续中国共产党的党国体制。
萧功秦："超越左右激进主义"
现在让我们看另一位新权威主义的代表人物：萧功秦。
萧功秦（1946~），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上海交通大学政治学教授。记得几年前在香港理工大学出席中欧论坛主办的民族问题研讨会， 休息时几个朋友互相拍照，萧功秦坐在远处，忽然发现自己成了别人拍照的"陪衬"，遂赶紧抽身过来，加入拍照行列，笑言曰"我还不至于在那么个位置。"
萧功秦鼓吹新权威主义已经有四分之一世纪之久。2012年8月，萧教授出版《超越左右激进主义：走出中国转型的困境》，是近年来作者新权威主义观 点的系统表述。萧认为，"自中国进入改革时代以来，就存在着两种激进主义思潮，一种是要回到毛时代去的左翼激进主义，另一种是主张全盘西化的自由主义的右 翼激进主义，虽然它们在十年前已经逐渐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被边缘化了，然而，随着中国改革中出现的困境与矛盾日益突显，它们重新在社会上活跃起来。如果不 能及时进行进一步深化的改革，化解社会矛盾，而是固步自封，一旦改革进入锁定状态，矛盾将进一步激化，长此以往，中国有可能在左与右的激进主义--民粹主 义的夹攻与冲击下，陷入严重的危机与陷阱。" 鉴于此，萧强调"中国既要避免激进的西化自由派鼓动的'颜色革命'，也要防止极左派鼓动的教条主义者的'文革'复辟"。
萧功秦还从认知层面对两种"激进思潮"做了些分析。他认为，无论左右，激进主义在方法论上都有"建构理性"和"制度决定论"的特征，"以为只要建 立好的制度，例如激进自由派心目中的议会制或民主程序，或激进左派心目中的'一大二公'，就可以重建新社会。但他们都忽视了制度必须与习俗、传统、文化与 发展水平对接，才能有效运作。失去与本土条件对接的新制度，就如同牛脚上装上马蹄，不但徒劳无功，而且破坏原来的社会有机体的正常生命。"而萧主张要"秉 持中道理性，从经验与试错中渐进走向民主与现代化"，他又称之为"温和的渐进主义"或"渐进主义的务实理性主义"，在哲学上也可以叫"新保守主义"。萧强 调，"渐进主义的务实理性主义"就是"主张在尊重历史上已经存留的传统的历史连续性的基础上，通过稳健的变革，逐步地摆脱旧秩序，向民主宪政的新秩序软着 陆"。"在这一过程中，历史上形成的整合秩序的政治权威、传统的文化整合力与对人心的聚合力，均是实现稳定秩序与渐进发展的重要保障。"在这个意义上，萧 高度评价邓小平的威权式改革，认为"邓小平改革就是超越左右之争的新威权政治"。
应该承认，像萧功秦这样的新权威主义者，至少在他写作如上文字时，骨子里还是赞成民主宪政的。在强调社会变革需要一定条件、强调渐进改革是中国实 现民主转型的可操作、低成本路径等方面，萧功秦的观点和自由主义中的温和派有某些相似之处。但萧教授的身段确乎过于柔软了些。比如，这位新权威主义者一方 面大力论证必须发展中国的公民社会，以实现"强社会"对"强国家"的制衡，这是中国实现民主宪政的必由之路， 另一方面又对刚刚发生不久的政府对"茉莉花散步"、对公民运动的残酷打压视而不见、不置一词，这就显得不够诚实、甚至自欺欺人了。需知就在萧功秦这本书出 版前不久的2011年，北京和江浙、华南、西南等地都发生了对自由知识分子和民间活动人士的大规模抓捕、打压，但我们没有听到萧教授对此有任何反应。他反 而在指责阿拉伯的"茉莉花革命""进一步刺激了原先已经温和化的自由主义思潮重新转向激进"， 照此逻辑，官方的镇压反倒成了合理的，因为它有助于防止"社会激进参与"的"井喷效应"。
萧功秦对所谓"激进自由主义"的批评其实是非常不客观的。事实上，正像本书前面几章已经指出的，绝大部分生活在中国大陆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既不 "激进"，也不"极端"，他们充分意识到了中国政治转型的艰难，需要创造条件一步一步去做；也几乎没有人认为把西方的制度简单搬到中国来套用，"一切问题 就可以迎刃而解"，这不过是党国统治者用来诋毁自由主义反对派的似是而非之词。萧功秦竖起一个并不存在的靶子加以抨击，在学理上是不严肃的。自由主义学者 徐友渔曾这样批评这位新权威主义者--
萧功秦口口声声反对政治激进主义，但中国的现实是政治体制改革滞后，长期没有动静，还是太匆忙、太草率？中国政治激进主义派别在哪里，其主张和代 表人物何在？与公认的老左派和保守分子一样，他把人们的民主追求偷换成"一夜之间实现民主"的天真主张，把变革的要求偷换为主张"大破大立"的激进革命。 他鼓吹新权威主义的过程，就是不断扎稻草人挥舞拳脚的过程。
萧在《超越左右激进主义》这本书中对邓小平的赞美、特别是对邓氏"四项基本原则"的一厢情愿式的解读，亦显得十分滑稽，牵强中透着迂腐。萧功秦 称，邓的"四项基本原则"的内涵是"奉行'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马克思主义"、"'走市场经济道路'的社会主义"、"'坚持改革开放道路'的共产党 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 这当然是为了让"四项基本原则"向萧功秦诠释的邓氏开明威权靠拢，却全然不顾邓小平发明"四项基本原则"的真实语境和根本目的，那就是打击并防止"资产阶 级自由化"，不允许任何力量挑战中国的既定政治制度和共产党的执政地位。
然而，就萧功秦而言，问题还不止于此。
习近平与"新权威主义的2.0版"
中共十八大结束、习近平上位以来，萧功秦对中国政治局势又有新的解读，那就是他的"新权威主义2.0版"之说。在2013年12月凤凰卫视组织的 一次沙龙中，萧功秦论证了中国需要"铁腕改革"和他所说的"新权威主义2.0版"的含义。他首先赞扬"习近平新政"有八大特点，诸如"通过新的八项规定， 理顺民气，缓解社会上的焦虑心理"、"提出新整风，通过克服官僚主义，通过官员的自我改革，自查自纠，来整顿官风"、"加大打击腐败的力度，老虎苍蝇一起 打，打击腐败不但可以赢得民心，而且可以树立中央权威和威慑力，从而打击挡道的保守势力，起到敲山震虎作用"、"整顿网络环境，主要目的是为了避免极端主 义利用网络，引爆社会政治参与爆炸，保持改革所需要的政治稳定环境"，等等，甚至连"强调执政党'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在作者的解读中 也成了"压抑无序政治参与的膨胀和井喷，进而维持改革开放所需要的政治稳定"的必要之举。至于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建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与深化改革委员会，萧 的解读是"中国政治制度不同于发达国家的常态政治，常态政治需要制度性分权，而中国的转型期则属于非常态政治，需要运用更有效率的'看得见的手'，去推动 改革进程，发挥集权统筹功能，才能防止各管一摊、'九龙治水'式的各自为政，避免'号令不出中南海'的现象出现。 综合以上这些，萧功秦断言"习近平新政"代表着一种新形式的新权威主义--
如果说，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波新权威主义，是新权威主义的1.0版本；那么，习近平新政，可以理解为改革开放以来第二波新权威主义， 是新权威主义的2.0版本。1.0版本和2.0版本的区别何在？概括地说，第一波新权威主义，就用政府这支看得见的手，去启动市场经济改革；而第二波新权 威主义，用政府这支手，去完善市场经济的改革，使市场经济起到决定性作用，克服前一阶段改革所面对的矛盾，即政府主导改革造成的近水楼台效应与利益垄断与 利益固化。
好像是在回应自由主义者对习近平"左转"的批评，萧功秦解释"习近平强调意识形态管理，决不是要回到改革以前去，从（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 六十条来看，习近平决不是原教旨主义者，而是要用坚持党的意识形态来防止政治参与爆炸，影响改革稳定，目标是为了实现中国民主与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萧同 意一位外国记者的说法，即"习近平是萧功秦心目中的模范领导人邓小平的新化身"。"事实上，我也确实认为，习近平深刻地理解了邓小平思想的精髓。习所做的 是正是邓小平思想的体现。" 萧总结说，无论邓小平的"1.0版本"还是习近平的"2.0版本"--
这两个版本都是新权威主义，因为都是要坚持党的执政地位，力求避免传统集权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往往容易陷入的政治参与井喷和连锁效应的陷阱，都是要通过大幅改革，来实现中国的全面现代化，其最终目标是在条件成熟时实现向中国特色的民主体制的软着陆。
新权威主义是目前中国发展的一个阶段，最终目标还是走向更开放、更民主、更自由的社会主义民主体制，这一过程可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需要不断的经 济发展和社会变化。习总书记说，"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而深化、、、、、、改革永无止境"，我从这些话中，看到中国现在的体制对环 境挑战的适应能力与发展弹性。中国的未来是大有希望的。只要我们有足够的耐心。
"基因突变"：新权威主义者向权力的输诚
对于萧功秦的上述说法，细心的自由主义者马上发现了其中的重要变化，那就是在似乎不经意间，作者把原来自己反复论证的民主化的最终目标从"宪政民主"偷换成了"中国特色的民主体制"或"更开放、更民主、更自由的社会主义民主体制"！
北京老资格的民间反对派人士江棋生（1948~）把萧功秦的这一变化称之新权威主义的"基因突变"。在《也说萧功秦》这篇文章中，江棋生不无惋惜地谈到：
在着手构思这篇短文时，我对萧功秦先生至少还有两点是肯定的。一是认为他身上多少还一直存有学术良心。根据是，他明确认定中国现行社会制度属威权 体制而不是民主体制，他坚决主张中国应该告别威权体制，走向宪政民主体制。这就使他明显区别于论证和吹捧中国模式万世永续、毫无良知可言的御用学者。凭此 一条，中共中央组织部将判定他是西方民主的应声虫，而不是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的应声虫。二是他与一般地表个态而已的亲民主人士不同，对于中国如何从威权 走向民主这个大课题，他还真是魂萦梦绕，自上世纪80年代至今，一直不惜心血和精力，决意要为中华民族找出一条唯一可取可行的民主转型路径来。
不曾料想，当我读到去年12月15日刊发于《共识网》上的"从邓小平到习近平：中国改革的再出发"一文时， 竟发现萧功秦坚持20多年的新权威主义出现了不容无视的基因突变。在文中，萧功秦说：新权威主义，"其最终目标，是在条件成熟时，实现向中国特色的民主体 制的软着陆"。很快他又说："新权威主义是目前中国发展的一个阶段，最终目标是走向更开放、更民主、更自由的社会主义民主体制。"我没有想到，我想天成 也不会想到，这位萧先生居然初衷尽失，自废武功，将中国未来的远景目标，从宪政民主改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而地球人都知道，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民主"，不就是一党统治下的开明专制，或者如天成所说，是一党统治下的软性威权体制吗？这种体制，言禁报禁党禁三禁俱在，三权不分立，大选无踪影，与民 主何缘？与民主何涉？
江棋生还谈到："新权威主义的基因突变，首先被秦晖教授指出来了。去年12月27日，在凤凰财经峰会午餐会上，当着萧功秦的面，秦晖先生说：'我 注意到萧功秦以前讲的和现在讲的有一个不同点。他以前讲的新权威是走向自由民主或宪政道路的过渡阶段，现在却讲新权威是走向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的过渡阶 段。新权威主义的最终目标已经有了某种变化，从一般意义上的自由民主变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秦晖先生点到为止，但话是讲得再明白不过了。在随后的当 面回应中，萧功秦先生十分诚实，不仅对他的观点变异毫不赖账，而且干脆把话说得更为具体直白：我相信随着中国社会的进步，新权威主义会走向中国特色的民 主。将来的民主不会像西方那样，而是会出现贤人政治，十年轮换制度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有了贤人政治的萌芽。贤人政治加上协商民主，就是中国特色的政治。行文 至此，我忍不住几声感慨，几声悲叹。多年来，萧功秦先生算得上是一位多少具有独立见解的学者，他不是从投政府的机出发，而是从自己个人的历史研究出发，正 面肯定和赞美新权威，论证新权威主义是最为可取的走向宪政民主的过渡阶段，立志要为中国找到一条可行的民主转型之路。尽管正如天成所道破的那样，萧的主张 其实是回避和延缓民主转型的。而现在呢？久服并痴迷地兜售新权威主义鸦片的萧功秦，沉湎于浪漫和有毒的玫瑰梦中的萧功秦，竟颓变成了一名归化于新权威麾 下，主张取消民主转型，追求和完善一党统治下软性威权政体的、自带干粮的编外'智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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