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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亚洲各国，称国君为民之父母，称人民为臣子或赤子，称政府的工作为牧民之职…其最初的本意并不坏，而系按照亲生父母之养育亲生子女，首先认定国君为圣明，而举贤良方正之士为辅，其间无丝毫私心，无半点私欲，其清如水，其直如矢，推己之心及人。抚民以爱护为主，饥馑则给予粮食，遭到火灾则予以扶助救济，使他们能过丰衣足食的安乐生活。国君的德化有如南风的熏陶，人民的景从则如草木之披靡，其柔顺如棉，其浑沌如木石，上下一体，以实现歌舞升平之治世，真象是一幅极乐世界的图画。
但如进一步考察事实，即知政府和人民本来不是骨肉至亲，实际只是一种陌生人与陌生人的交往。在陌生人相交往的情况下，情谊是不能起作用的，必须制定法规契约一类的东西，互相遵守，毫厘必争，反而能使双方圆满相处。这就是国法的起源。
再进一步来说，以上所说的圣明之君，贤良之士和柔顺的人民，只是一种愿望，可是究竟哪种学校才能培养出符合愿望的尽美尽善的圣君贤臣，哪种教育才能造成这样善良的人民呢？
中国自周朝以来，即曾不断为此焦思苦虑，可是直到如今，连一次符合愿望的治世也没有出现。其多次的结局，往往和今日遭受外国人的压迫一样。这也是因为那些并非神明的圣贤不明白这个道理而有病乱投医，妄施小惠以充仁政。”（《第十一篇》）
这一段话暴露了福泽氏对儒家文化、政治和中国历史的无知，可谓三无知或者“三昧”。
首先，儒家强调政治家要有仁民爱众，对人民要有父母之心，但并非单纯诉诸于“情谊”而不要“法规契约一类的东西”，不要国法。礼制包括礼乐刑政，刑就是刑法、法律。政令、法律和各种文物典章制度都有强制性。另外，《周礼》谓秋官司寇所属有司约，下设士二人及认、史、徒等人员，掌邦国及万民的“约剂”。约即契约，剂即券书。
其次，“圣明之君，贤良之士和柔顺的人民”并非“只是一种愿望”，可以通过儒学教育培养。儒学培养出来的政治家不可能都是“尽美尽善的圣君贤臣”，那是任何学说都办不到的。儒门中圣贤君子、圣君贤臣最多，这就够了。姑不论三代，秦汉以后明君贤臣层出不穷，贤良之士更是无数无量。另外，儒家政治也不一味要求人民柔顺。
第三，自夏商至明清，每个朝代兴盛时，都可以说是“符合愿望的治世”。史家公认的著名四大盛世是：成康之治、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周朝成王康王时代，海内晏然，四夷宾服，被称为历史上四大盛世之首。《周本纪》记载：“成王自奄归，在宗周，作多方。既绌殷命，袭淮夷，归在丰，作周官。兴正礼乐，度制于是改，而民和睦，颂声兴。…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
能称盛世者，必须达到六条，一曰国泰、二曰民安、三曰国富、四曰民足、五曰国强、六曰文昌。这可不是靠“有病乱投医”和“妄施小惠以充仁政”可以获得的成就。
福泽氏以有没有用、能不能活用来衡量学问，是很肤浅的，以此来论断儒学，就更浅薄了，也小看了儒学的作用。福泽氏说：
“学问的要诀，在于活用，不能活用的学问，便等于无学。从前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朱子学派的书生，在江户钻研多年，把朱子学派各大家的学说抄写成本，昼夜不息，几年之间抄了几百卷，自以为学业成就，可以返回故乡。他自己走东海道，把抄写的书放在箱里，托绕道航行的船装运，不幸船在远州洋面出事。由于遭此灾难，书生自身虽然返回家乡，可是学问则尽沉海底。这时候他的身心已经一无所有，恢复所谓空无一物的原状，其愚昧正与以前无异。”（《第十二篇》）
所说故事中的朱子学派的书生，能够“钻研多年，把朱子学派各大家的学说抄写成本，几年之间抄了几百卷”，其思想、见识、智慧、气质、精神和品格必然深受理学影响，与之前肯定大不一样。
学儒不会白学。只要有志于学，就有收获。即使未能通经致用，未能“活学活用”，只要“有志于学”，就脱离庸人而为学士了，就“可与共学”了，就是好事。
福泽氏不懂革命。对于暴政，福泽氏认为人民有三种选择。“如政府方面越出本分，施行暴政，这时站在人民立场，就可能采取以下三种举动。一、屈从政府；二、用实力对抗政府；三、坚持真理，舍身力争。”他反对一二，唯选第三。他说：
“坚持真理，舍身力争，是说要坚信天理而不疑，不论处于何种暴政之下，身受怎样苛酷的法制，都能忍受痛苦，矢志不渝，不携寸铁，不使武力，只用真理来说服政府。”
面对暴政，个体性的“舍身力争”值得敬佩，但以此为唯一选项则错。福泽氏反对“用实力对抗政府”的理由如下：
“用实力对抗政府，原不是一个人所能做到的事，必须纠合同党，掀起内乱。这实不能称为上策。因为既经起兵与政府为敌，就只好把事理的是非曲直姑置不论，而致力于力量大小的较量。但就古今内乱的历史看来，人民的力量常较政府为弱。而且内乱一起，那一国的原有政治机构必然颠覆。可是无论那个旧政府怎样的坏，总还有些善政良法，不然就不会维持相当的年月。因此一旦轻举妄动地推翻了它，仍难免以暴易暴，以愚代愚。再探索内乱的根源，总由于不合人情而起，可是人类世界上不合人情的事，再没有甚过内乱的。内乱一起，父子兄弟都会自相残杀，更不用说朋友关系了。真是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在这种恐怖情况下，人心越发残忍，人的举动几乎近于禽兽。弄到这样地步却希望施行比旧政府还好的良法善政，欲引导天下人情复归于善良，岂非梦想？”
福泽氏所描述的状况是乱民造反，他有所不知，“用实力对抗政府”的方式，除了造反，还有革命。革命是终止暴政和结束战乱的重要方式，如汤武革命、刘秀革命等等，既是迫不得已，也是势所必然，是当时的最佳选择。
福泽氏于佛学也是外行。福泽氏说：
“人的见识品行之高低，不能专凭谈论玄妙的理论来衡量。如禅家有所谓悟道之说，其理论玄妙无稽，看了僧侣们的行为更觉迂远而不切实用，事实上等于毫无见识。”（《第十二篇》）
这段话暴露了福泽氏于佛学禅学的外行。人的见识品行之高低当然不能专凭谈论玄妙的理论来衡量，可是也不能将两者对立起来，否定中华道学。于此可见，福泽氏所重视的实学是器物之学。
结尾
以上指出了《劝学篇》中一些明显的纰缪，但有必要说明，此书更多的思想观点是正确的，常识性的。例如福泽氏对“二十四孝”的批判就很对。他说：
“从古以来，在中国和日本，劝人行孝的故事很多，以二十四孝为最著名，这类书籍，不胜枚举。但其中十之八九，是劝人做世间难以作到的事情，或者叙述得愚昧可笑，甚至是把违背道理的事情誉为孝行。比如在严寒中，裸体卧在冰上，等待融解，这是人们所不能做到的；又如在夏天的夜里，把酒洒在自己的身体上，以饱蚊蚋，免得蚊子再去咬他父母的身体。如将沽酒的代价来置备蚊帐，岂不更为明智？再如不从事可以奉养父母的劳动，到了无法可施时，却将毫无罪过的赤子挖洞活埋，象这样的人直当认为是魔鬼、蛇蝎，其伤害天理人情，达于极点。前引“不孝有三”之论中既认为不生子是大不孝，现在却又将生下的儿子挖洞活埋以绝其后，究竟怎样做才算是孝行，这岂非前后矛盾的谰言？”
关于“二十四孝”，东海也有相关文章予以批判，兹不赘。
《劝学篇》尽管存在一些错误，但误少正多，对提升日本民德民智居功至伟。从本书中可以了解到，不仅幕府时期，日本国民素质极其低下，即使明治初期，国民素质也普遍不高。明治维新，既有效革新了政治，也逐步革新了人民。2014-12-2余东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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