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两个偏见

二、误解孔子

三、误解礼制和孟子

四、昧于儒家文化、政治和中国历史

五、结尾

前言

福泽谕吉是日本近代著名启蒙思想家和教育家，强调学习和有用之学，提倡自由平等人权，思想上有反儒倾向，是明治维新时期反儒派的代表人物。但在思想争鸣中，以天皇为首的拥儒派始终占上风。

福泽氏发表了《德育如何》、《教育余文》两篇批儒文章后，宫内天皇侍讲元田永孚针锋相对发表《国教论》，坚决主张以孔教为国教，以儒教为“百科基础”。 日本以儒为教、以儒立国的根本没变。

日本将尊崇儒家和学习西方很好地统一起来了。明治维新是与时俱进的开新，与尊崇儒家没有矛盾。而且，在坚持儒家这个立国之本的前提下，可以更好地学习西方各种好东西。《易经》说“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这就是“明治”一词的出处，唯明治才能维新。

1882年天皇发布敕谕道：“彝伦道德是教育之本，为我朝、中国所尊崇，虽欧美各国亦有修身之学，但我国对其采用仍不得要领，方今学科繁多，本末误置者屡见不鲜。”1890年颁布“以儒教为根本，西洋哲学为参考”为原则的《教育敕语》，以最高法律形式确定了以儒为本的教育方针和立国思想。

《教育敕语》作为最高教育原则，理所当然成了全体日本人的行为道德规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美国为首的同盟国主导下，《教育敕语》从教育体系中被排除，但基本原则和主要内容由《教育基本法》保留，本质没变。日本以儒立国、以德为本的原则从来没变。

在《教育敕语》颁发之前，天皇侍讲元田永孚起草的《教学大旨》就已指出：“教育之要，在于明仁义忠孝。”“徒以洋风是竞，恐将招至不明君臣父子之大义亦不可测。”“是故自今以往，应基于祖宗训典，专一于阐明仁义忠孝，道德之学以孔子为主，使人人崇尚诚实品行。”云。在如何对待儒学方面，福泽氏与元田永孚针锋相对，在论战中属于失败方。

《劝学篇》是福泽氏的代表作，陆续发表于明治维新时期，在当时畅销日本，至今在中国学术界和启蒙派中也有一定影响。其中既有很多真知灼见，也存在一些偏见谬论，兹列举部分偏谬予以批判。

一、两个偏见

福泽氏说：

“大概世界上再没有象无知文盲那样又可怜又可恶的了。由于无知之极，就会不知耻辱，由于自己无知而陷于贫穷与饥寒交迫之境，但又不求诸自己，反而妄自怨恨邻近的富人，甚至纠集徒党，进行暴动，酿成变乱，真可谓恬不知耻，愍不畏法了。…还有些出身清白和有相当财产的人，只顾发财，而不知教育子孙。这些子孙既未受到教育，其愚蠢自不足怪。结果有不少流于游情放荡，使继承的祖业一朝化为烟云。

统治这样的愚民，决不能采取讲道理来唤醒他们的方法，只有用威力来使他们畏服。西洋的俗语说：愚民之上有苛政，就是指此而言。这并不是政府严厉，而是愚民自招的祸殃。由于愚民之上会有严厉政府，而良民之上会有良好政府乃是自然之理，因此现在我们日本国内既有这样的人民，也就有这样的政治。假如人民的品质比今天还要差，而且陷于不学文盲，那么政府的法制就会比现在更为严厉。又如人民都有志于学，明白事理，并能趋向文明风气，那么政府的法制就会达到宽厚大度的地步。可见法制的宽严，只按人民的德与无德来自然伸缩。”（《第一篇》）

这段话的中心思想在于两句话：一是“统治这样的愚民，决不能采取讲道理来唤醒他们的方法，只有用威力来使他们畏服。”二是“愚民之上有苛政”。两个观点都很偏颇。

其一，对愚民“用威力来使他们畏服”，可以，民众如果道德低劣，法律应该相对严厉。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政治不妨宽猛相济，《吕刑》主张“刑罚世轻世重”，乱世用重典。但是，“决不能采取讲道理来唤醒他们的方法”就不对了。完全否定了“讲道理”的重要意义和政治的教化作用，岂非鼓励不教而诛的虐政？

其二，政治和民德相辅相成，相互影响特别密切，一方面是“愚民之上有苛政”，一方面是苛政之下多愚民。同时，苛政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民众过度愚昧邪恶，政府和官员要负主要责任。福泽氏却认为苛政“是愚民自招的祸殃”，把民众愚昧视为政治恶劣的原因，倒因为果了。

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福泽氏的结论却是下梁不正上梁歪，何其主次不分、本末颠倒乃尔？福泽氏若明“德风德草”和“万方有罪，罪在朕躬”的政治大义，就不会如此说了。关此，详见东海《万方有罪，罪在中央》一文。

在《第二篇》中，福泽氏又重复并强调了两个偏见。他说：

“有些不学文盲，连“有理无理”的“理”字都不懂得，除饮食起居外一无所知。由于不学，所以贪欲极深，公然欺诈，狡避政府法令，不知国法与自己的职责为何物。虽然子女日繁，却不知教子之道，这就是所谓恬不知耻，愍不畏法的蠢才。他们如果子孙繁昌，对于国家是无益而有害的。要治理这些蠢才，决不可喻之以理，除迫不得已以力威摄镇压横行一时的大害以外，再没有别的办法。这就是世间所以有凶暴政府的原因。不只我国旧幕府如此，自古亚洲各国都是这样的。所以一国的暴政未必只是暴君酷吏所为，事实上又是由于人民无知而招致的灾殃。有人受人嗾使，进行暗杀；有人误解新法，掀起叛乱；有人用强横办法，捣毁富有之家，酗酒偷盗；他们的举动简直不象是人类的行为。对于治理这等蟊贼，就是释迦、孔子恐怕也拿不出什么好办法，必须施行严厉的政治。因此就可以这样说：假如人民想避免暴政，必须赶快立志向学，提高自己的才德，俾能达到和政府平等的地位，这就是我们劝学的宗旨。”（《第二篇-论人与人的平等》）

劝人民立志向学、提高才德当然有必要，暴政与愚民相辅相成也没错，但必须指出，在政府与人民的关系中，政府占主导地位，负有教育责任。如果“恬不知耻，愍不畏法的蠢才”太多，必然是政府未能尽责甚至误导所致。孔子说：“庶之，富之，教之。”教之就是文化教育和道德教导，以革新和提升人民之德。

二、误解孔子

福泽氏总是误解孔子之言。福泽氏说：

“如果人人没有独立之心，专想依赖他人，那么全国就都是些依赖他人的人，没有人来负责，这就好比盲人行列里没有带路的人，是要不得的。有人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假定社会上有一千个瞎子和一千个明眼人，认为只要由智者在上统治人民，人民服从上面的意志就行。这种议论虽然出自孔子，其实是大谬不然的。”（《第三篇-人人独立，国家就能独立》）

启民之蒙，开民之智，强调人格的独立，正是儒家努力的方向。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泰伯篇》）意谓能让民众遵守礼乐制度，不一定能让他们理解礼乐精神。福泽氏引用于此，显然误解了，以为孔子主张愚民。大谬不然的其实是福泽氏啊。

《易经》说：“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系辞上传》）孟子说：“行之而不著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孟子尽心上篇》）百姓、众和民指的都是民众，《易经》和孟子的话，正是“不可使知之”的确解。这个“之”，指的是“性与天道”，即礼乐制度的形而上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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