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在缺乏制度的、程序的保障的情况下，那些能对现实权力产生某种规范作用的观点，只可能是一种最简单、最传统的观点。这就导致了儒家批判现实政治时的保守主义特性，而这种过分仰赖于既往的思想权威的状况，本身无疑是不利于智性的积极运用的。

    现在，我们或许可以对历史上的「儒表法里」或「儒家法家化」的现象有较多的理解了。照我看来，「儒表法里」并不仅仅是帝王们的统治术，也不仅仅是少数曲学阿世的冒牌儒生的晋身之道，实际上，它很可能是历史上大部份士大夫的共同特点。一个公开的法家很难立足，一个彻底的儒家则难免四处碰壁。那些能在实际生活中扮演一定角色的人物，大都是儒法两种思想的混血儿，程度不同而已。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的确有不少互相冲突对立之处，但人们可以把它们各自放置于不同的地位上从而相安无事，乃至互相补充。作为一种社会理想，儒家的学说被认为是好的，是值得追求的，放弃了它无异于堕落为禽兽，但是在现实之中，法家思想则是必不可少的。对于历史上的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而言，此世与彼世的冲突并不强烈，因为他们一般对彼岸世界并不信仰；灵与肉的冲突也不十分严重，因为按照传统的标准，做圣人不一定非跟自己的肉欲闹别扭不可。他们最常见的内心苦恼，就是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他们并不认为他们的社会理想是像天国一样缥缈，但他们分明发现他们所身处其中的社会远远不是如理想描绘的那般美妙。于是，坚持理想，应当坚持到什么程度；与现实妥协，又应当妥协到哪步田地，就成了一个最折磨他们的问题。圣贤的教诲不可不信，否则精神上没了支柱，但也不能全信，否则只会到处碰钉子，劳而无功，甚至身家性命难保。在他们看来，作为一种给全社会树立的共同理想，儒家那一套是正确的，但在实际中，采取一系列法家的主张则肯定是必要的。一个是正确的，一个是必要的，这就把两样互相对立的东西统一在一起了。

    不错，像孟子一类儒家对于智性、对于知识无疑有着强烈的追求和信仰。但这并不等于说他们的学说一旦实行起来就必定会造成主智的现实而不是相反。我想，余英时先生的疏漏之处也许就在于把这二者混为一谈了。

    假定一个社会长期标榜自己奉行某一种学说，而到头来这个社会又闹出了许多严重的毛病，那么，应该如何解释这种现象呢?肯定那个学说是好的(或大体上是好的)，宣布一切毛病都出在实行的过程中，或者断言这个社会所以没搞好恰恰是没有真正地奉行该学说之故，这种解释很难令人信服。我并不是否认有些学说可能在实际中被盗用、被误用，如俗话所说「挂羊头卖狗肉」，我甚而可以承认，一种学说之能被作为招牌使用，总还得有若干好的因素。可是我们必须追究的乃是另一个问题：为什么这种学说能够被利用?尤其是，在中国历史上出现过那么多次机会，原有的政权被破坏，占有主流地位的儒家思想为什么不能因势利导而别开生面?

    这里，我们就接触到儒家政治思想的一个根本缺陷了。儒家从来不认为一个理想的社会就是让其中的每个成员享有最大限度的自由，让每个人都尽可能地(在不妨碍他人的条件下)自由发展。儒家总是认定一个理想的社会应该是按照预定的正确的原则加以构建，使其中每个人都按照预定的正确的方式生活。仁政也好，王道也好，养民也好，教民也好，尽管不同的儒者对它们的具体内容有不尽相同的理解，但是这些主张在逻辑上要求有一个高高在上的、全能的权力则是共同的。不错，儒家并不主张在每个细枝末节上政府都必须管，儒家的理想国蓝图的细部向来是模糊的，但是，政府在实际上不去管并不意味着它在理论上不能管，没有必要管不等于没有权力管。从理论上，儒家政府的权力是无限的。有人说，儒家希图用道义原则来限制君权，这是误解了「限制」一词的词义。应当说儒家希图用道义原则去指导君权。换句话，儒家希望君主成为仁慈的君主，但并不是要他成为有限的君主。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确实可以说，中国君主专制的传统在精神上是靠儒家支持的。至于说专制一旦确立，君主们往往不理睬儒家关于要施仁政的谆谆教导，那不过是无限权力自身演变的固有逻辑，它是儒家思想自身由于自己的不严密而造成的前后脱节。在这里，否认儒家思想的良好意图是不符合实际的；同样，否认儒家思想的不良效果也是不符合实际的。从知识、从智性的角度讲，正如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过的那样，儒家的基本错误在于误解了知识的性质、智性的性质，它对于它所掌握的关于理想的社会的知识抱有一种简单化的、绝对化的、静态的、独断的看法。在这个既定的社会---政治---文化框架之内，知识会有增长，但很难有真正的发展，会有扩充，却不大可能有革命。

    概括地说，儒家学说强调知识在社会中的作用，强调人民意见的重大意义，强调知识分子应当批评现实政治，这些都体现了它主智的倾向。只是由于儒家对政治科学、对权力、制度等问题缺乏细致的分析讨论，致使自己那些很好的原则处于孤立状态而不能作为一个严格体系中的有机部份，结果应与它对立的某些相应的法家思想乘虚而入，这就引出了一系列反智的消极后果(或至少是相当地冲淡了它的主智色调)。就这一点而论，我们很可以套用梁启超关于「言仁政者只能论其应如是，无术使其必如是」的批评。此其一。第二、由于儒家对于智性的功能、对于知识的性质存在着一些严重的误解，因此也造成了若干反智的后果。这个错误更严重，因为它是一种思路或曰思想方式的错误。


    (一九八七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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