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衣


这是20年前写的一篇短文，现张贴出来，以求更多同道——周义澄


一


一年一度春风柔。各式各样的人物又在想着用各式各样的方法纪念“五四”了。我也在想。想的一个问题是：何时我们能不再纪念“五四”。

人真了不起。人会把一个人（例如无产阶趿革命领袖）变成神，也会把一件事（例如某个革命运动）变成神。于是，诸神们一一凌驾于活生生的人之上。一批又一批的个人在神的阴影下生活和思想。哲学上。这叫“异化”或疏远化（alienation ,отчуждения）。

首先把“五四运动”编入《中固圣经故事》的是中国共产党人，是毛泽东。他们把“五四” （包括新文化运动）说成是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准备和思想准备。五十年前毛泽东就宣布“五四”运勋的方向是中国青年运动的方向。这个方向一直被坚持到六、七十年代百千万知识青年超大规模的上山下乡。五月四日还是中国的青年节，它成了共产党改造青年学生的好机会。


二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共产党领导人害怕纪念“五四”了。一九八九年四月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的一个议题就是如何对付即将到来的“五四”。

而在另一批人群中。纪念“五四”的兴趣却越来愈浓烈。不过，“静默三分钟，各自想拳经”。有人着眼于思想启蒙，声言亟需一次新启蒙运动，呼唤人们的忧患意识；有人落笔于文化传统，倡导新儒家，盼望再来一次“打倒孔家店”；有人直言借助波澜壮阔的民众政治，冲涮现今中华大地沉重日加的污垢；更有人试圆重新挥舞那民主和科学的两杆大旗，为今日的政治改革装置新的助推火箭。总之，现实感都很强，政治针对性也大多明显。   

双方心中都有数，当权者更害怕。

一九八八年初，离开纪念“五四”七十周年还有一年多。各路杂志、研讨会已经纷纷约稿、组织选题。许多人在莫名其妙地盼望着那一天。

这一天竟然提前来到，很快结束。结果是“五四”之后加了一个“六四”。又一个失败的纪念。我真担心再来一个“七四”。这种纪念日太多，中国人吃不消。 


三


“五四”运动和天安门紧紧联系在一起。人们一说起“五四”，就会想起天安门，提起“六四”也是。

天安门广场太大，世界第一。西欧北美国家的首都广场暂且不说，连得如此辽阔广大的俄罗斯，它的首都莫斯科的红场，也祗不过是一条稍宽一些的街。广场越大，民主越小。这是我的怪论之一。因为现代民主政治不是广场民主，街头民主，而是议会民主、庙堂民主。民主要讨论，几十万人在广场上如何讨论？民主要表决，人山人海之中如和表决？

某次理论讨论会上一批人在争论：八九天安门广场运动是“民主运动”，还是“争取民主的运动”，还是“反对不民主的运动”？起因是对“什么是民主”的理解。真是个难题

难题没完全解开。伹人们大致知道了实施民主本身舆争取民主的过程不全是一回事。

几年前看到大陆报纸采访复旦大学历史系名教授周予同。这位历来被称为“反动学术权威”的统战对象原来是“五四”运动的参加者，火烧赵家楼的勇士之一，当然的民主先驱者和革命斗士。“历史跟历史学家开了一个大玩笑！”当时记者不无感叹地说。时至今日，我心中冒出的另一个大问号是：民主是否需要火烧？或者说，火烧算是民主么？（掀餐桌、砸玻璃当在此列。）


四


饿汉们喜欢画饼。因为没有民主和科学，所以国人对七十年前“五四”请出的这两位先生愈加心向住之。倘若我们身处广泛的民主政治和昌明的科学环境之中，也就不会有那么大的动力再去做各种纪念了。国家强盛之日，肯定不必“外争国权”；国内政治清明，也无需再“内惩国贼”。

我最怕看到人们悼念亲人，因为那时总会有人伤心地痛哭。我曾经主张祗纪念诞辰，不纪念忌日。而“五四”就像一个忌日。

中国有许多节日可资纪念和厦祝。元霄、端午、中秋、重阳、还有那春节。再可以加上一些外来的如圣诞节、父亲节、母亲节，以及有许多人手捧鲜花的情人节。

纪念胜利，不纪念失败。纪念诞生，不纪念死亡。我知道这是近乎童椎的幻想。伹我还在等待这个时代：中国人不再纪念“五四”。我想它总会到来的。


（原载《中国之春》1990年5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