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有关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息：毛泽东时代要知识分子改造思想，与工农相结合。文革期间，知识越多的越反动。邓小平复出后说，知识分子也是劳动者。最近，有中共的县委书记说，没有强制拆迁，知识分子就会没饭吃。本台记唐琪薇就此邀请在美国的中文期刊《北京之春》主编胡平和在中国的唐荆陵律师讨论中国知识分子的定位和社会责任等问题。


记者：“非常感谢二位参加我们今天的讨论。我想首先请教一下在纽约的胡平老师，您能不能和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知识分子？什么样的人才称得上是知识分子呢？”

胡平主编：“知识分子这个定义很多。通常也并不是说只要是受过一定的教育，具有相当的知识就称作知识分子。而知识分子一个更严格的定义通常还是指他对社会的公共事务表示关切，并且对这个事情发表自己的意见。对整个事务保持一种独立的批评的精神。这也就是我们后来讲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定义比较类似。”

记者：“胡平老师刚刚提到了公共知识分子。我们知道在中国最早是《南方人物》周刊提到公共知识分子这个概念的。我想请教一下广东的唐荆陵律师，在您看来公共知识分子这个词这两年被越来越多的提及呢？”

唐荆陵律师：“这个可能跟中国多年专制，拥有知识的阶层它已经彻底的被奴役化了有关系。今天随着社会逐步向民主化，向一个自由的国家去前进的时候，这样的国家它需要一些拥有知识的人同时对社会的前途比较关心。它对权力保持警惕和批评的立场的，他可以为民间指明道路。这才是知识分子应该去承担的责任。拥有知识的人，他只是权利的附庸的话，那么他不可能为社会的改变带来独特的贡献。同时，他恐怕只是服务于权势阶层，并不是服务于整个社会。但是我们讲到公共知识分子，或者有人给他描述成知道分子。他是以一种相对独立的立场去提出自己的见解。对权势甚至包括对大众的偏见，他都会勇敢的指出来。当然，有的人会对这种问题关注比较多，有的人会关注比较少。但是，要评判一个人是不是有这样一种公共的负担，就看当这个问题摆在他面前的时候，他是不是有意去回避。如果他有意回避的话，那么可以基本上断定这个人很难说他是一个有公共价值的知识分子。他可能只是一个作家，或者说只是一个写作者。但是他不会成为一个正真的公共的知识分子。当我们讲到知识的时候，我们认为它会给人类带来幸福，是促进人类走向更美好的一个世界。但是今天这些人如果把他拥有的专业跟权力结盟危害这个社会的话，那实际上它背离了它存在的意义了。就像国内有很多专家学者，今天已经被民众叫为砖头的‘砖’的这个‘砖家’教授被人称之为叫喊的‘野兽’的那个‘叫兽’。实际上指出知识作为权力的附庸的时候，它会成为社会的阻碍，而不是社会进步的推动力量。所以今天又有人把有公共负担的知识分子称他们为‘知道分子’，普通的拥有一定专业知识的人就通称为知识分子。”

记者：“我们知道现在的大环境相对来说是比较恶劣的。那想首先请教一下胡平老师您觉得在中国要成为一名真正的知识分子，是不是会面对很多的阻力和压力？”

胡平：“要做知识分子是要冒一定的风险。这个时候实际上也是这个社会最需要知识分子的时候。一些人放弃知识分子的职责，对公共问题保持沉默。另外还有一些人固然他们也常常对公共事务表达他们的意见，但是，他们并不恪守这种那么是起码的言论自由的立场。当他们面对各种各样锵锵侵犯自由的这种罪恶的时候，故意假装没看见，沉默不语。这个我觉得是我们当前面临的很大的问题。”

记者：“说到有责任的知识分子，我就想起旅美经济学家何清莲女士曾经跟我谈到过结石宝宝之父赵连海的例子。她跟我说赵连海现在被判了刑，赵连海的妻子在网上呼吁要求结石宝宝家长一起来帮助赵连海，何女士当时跟我说，她说她对几十万甚至几百万的结石宝宝家长都保持沉默，最后只剩下一个赵连海表示奇怪，她认为这样对赵连海是不公平的。何女士的观点就是她觉得中国应该进入权利意识觉醒的时代。每个阶层都应该意识到自己有资格要求权利，而不要把所有的责任都寄希望到公共知识分子身上。那对这些公共知识分子来说，风险会很大，对他们来说也不是很公平。我想请教一下广东的唐荆陵律师，您是怎么看待这个观点的呢？”

唐荆陵律师：“我也是赞同这个观点的。这个社会的责任肯定不是单纯的由知识分子来承担。赵连海先生或者像刘晓波先生的例子，其他很多在牢的良心人士有谭作人，说起来有一大批了。他们已经承担他们的份额了，甚至说超出了他们个人承担的份额了。民众其实并不是向有人们想像的那样，我们什么都不能做。实际上非暴力不合作它是民众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去参与、去做起来的。今天中国的苦难能持续这么久，很大程度上是跟我们民众，当然也和我们知识分子比较少敢于去承担这种公共责任的人比较少是有很大关系的。但是在改变这个局面方面，我认为拥有知识的人可以做的更多。因为我们有责任去说明这一点，就是我们民众是可以站出来反对的，是可以改变的。而不是说不能改变。”

记者：“最后，我想请教一下胡平老师，您觉得当今中国的知识分子应该怎样更多的、自觉的承担起社会责任呢？”
胡平：“他们应该加强在公共事务上的发言。因为在这一方面，更需要更多的人来参与。这么多年来，国内一直有这么一些知识分子仗义执言，在每一件权力侵犯自由的情况之下都不沉默。但现在问题就是坚持这种立场的知识分子还太少。大部分知识分子，他们明明懂这些道理，但是就是故意采取一种沉默的态度。怎么样让更多的人来加入到这个行列中间来，就公共事务发表自己的看法，对公共社会的进步这是一个当务之急。”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唐琪薇邀请在美国的胡平和在中国的唐荆陵律师讨论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