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鄢烈山
唐代诗人白居易在后期得志优游卒岁之前，写过大量讽世忧时的“新乐府”。其中有首《秦吉了》，以鸟拟人，“哀冤民也。”我有时疑心，白居易是以“能言鸟”秦吉了在讽刺喜好舞文弄墨却于事无补的如我之辈。
诗云：“鸢捎乳燕一窠覆，乌啄母鸡双眼枯。鸡号堕地燕惊去，然后拾卵攫其雏。（鸢、乌显然是土豪劣绅、贪官污吏等恶人的代名词）岂无雕与鹗，嗉中肉饱不肯博。（雕、鹗是有能力制裁鸢乌却被喂饱了的身居高位者）亦有鸾鹤群，闲立高扬如不闻。（鸾、鹤是德高望重的清流名士）秦吉了，人云尔是能言鸟，岂不见鸡燕之冤苦？吾闻凤凰百鸟主，尔竟不为凤凰之前致一言，安用噪噪闻言语。”
白居易生活在“一日不可无君”的帝制时代，不能责备君主昏昧，只能怨怪谏臣未能尽言责，使小民冤苦上达“天听”。我们现在依法应当享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舆论监督的权利，按理可以选择向上进言或诉诸新闻传媒的渠道，表达“鸡燕之冤苦”,乃至径自选择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方式，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然而，现实却并不这么简单明了，简捷痛快。如果司法救济的途径是畅通的，那么，本文就是庸人自扰，没话找话说。但是,不自欺欺人,便要承认如今“司法腐败”、“打不起官司”的现象相当普遍，确有“我们现在怎样做冤民”的问题。
倘若不幸做了“冤民”，第一个选择是“忍”，打落牙和血吞。不要以为祖先比我们蠢，或者是天生的奴才！世代相传的民谚“屈死不告状”，无非千千万万先人用血泪凝成的生活经验，告诫后人不要与官斗，与强者斗；斗不赢，得不偿失，不如“忍得一时之忿，免得百世之忧”。
忍不下去，不甘于饮泣吞声，还心存一线希望，那便寄希望于青天大老爷，寻求司法之外的解决途径。虽然心底明白小官是大官选拔的，小官是向大官负责的，但是相信人和人总不会一模一样，或许苍天有眼，自己能碰上一个讲良心的老爷呢？于是，冤民倾向于选择上访。从前兴拦轿喊冤、击鼓鸣冤。如今，拦轿车违反交通管制法规，且有被撞死的
危险，“拦”不成了。“登闻鼓”变成了报纸、电视等传媒；但从前的鼓槌是搁在衙门前，由自己取下就敲；如今的传媒不是你想“登”就可以“登”的，即使是“登”网络，也要经“网管”把关才能传播出去。
在今年第8期的《南方人物周刊》上读到陈丹青教授答记者的一段话，我想了好久，心中仍是一片迷惘。
“人物周刊：那您是否就这些问题，给教育部门写过信？”
“陈丹青：没有。我不愿意。写信上访是对行政权力的确认，而不是对问题的确认。”
陈丹青答得斩钉截铁，一针见血，达到了哲理的高度。当然，这个观点并不新鲜。不少人主张撤销信访机构，将它们纳入人大系统或法院系统，其理由与陈丹青差不多。甚至有人透辟地指出：不找法院去上访，无非希望上级批示，取得“尚方宝剑”，以大官压小官，不是“青天”意识是什么？对呀，上访不是“青天”意识作祟是什么？
这让我想起“文革”时期的批海瑞批“清官”。至今，我也不认为批得一点道理也没有：寄希望于“清官”，也就是确认这个体制还是有希望的还是有可能辨黑白判良莠的；这样，“清官”客观上可不是起到了粉饰现实、麻痹人民革命斗志的作用？那么，与“清官”相对立的“贪官”呢，反而是我们应当欢迎的？贪官横征暴敛，激得天怒人怨，将老百姓逼得没有活路，不得不揭竿而起，反面成了推动革命的功臣？可这种“深刻”，违背常情常理，怎么着也不像是人话呀。
如果不忍不上访，那么，冤民的第三种选择便是“拼了”，“个体复仇”，拼它个鱼死网破。这种选择在古代经典中叫“与汝偕亡”，在民间叫“打死一个够本，打死一双有赚”。
《凤凰周刊》2005年第10期的封面专题文章是“湖南永兴法院爆炸案”。讲的是永兴县法院执行局副局长曹华在担任鲤鱼潭镇法庭庭长期间，主持审理童工黄虎伤残案，知情者说“看卷都能感到判决明显不公，曹遭到黄家人的激烈指责”，黄虎父母四处上访，“一年多的努力归零”，并受到羞辱。黄虎之父黄运财精心设计制作了触碰式的礼品盒，在法院家属楼将曹华当场炸死，另有院长李开清等受伤。如果这种作案嫌疑被司法部门最终确认，等待黄运财的命运可想而知，黄虎与他的母亲今后的日子也会更艰难。这种同归于尽的伸冤玉石俱焚，对谁有好处呢？也许能震慑一两个胆小的法官，今后不要欺人太甚，但对改变司法制度增强社会对“法治”的崇信并无半点裨益。
快意恩仇之快只存于金庸式的武侠小说之中，只能是一种幻觉中的心理补偿。
冤民的第四种选择是联合起来寻求正义。古老的中国冤民联合，是瓦岗寨与梁山泊式的啸聚，是陈胜吴广李自成式的“农民起义”。对此，人们已有共识，即这种没有先进理论指导的“革命”，不过是以暴易暴，为一家一姓改朝换代而已。血沃中原滋肥的只是劲草。参与者类乎以生命在赌博，战死便输光赔尽，打下了江山便出将入相封妻荫子，等于中了六合彩。伸冤不伸冤已不重要；治乱相循，于社会不过是冤冤相报。
上个世纪前半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按照经典的马列理论，本质上是一场阶级斗争，武装夺取政权以后，要靠无产阶级专政来维持，所谓夺取政权靠枪杆子，巩固政权也要靠枪杆子。这与西方自由主义学者所说的，以暴力夺取的政权只能靠暴力来统治实际上是一脉相通的。今天，我们当然不需要这样的暴力革命了。你便衔冤如林冲，上梁山试一试！不等聚合起一个连的武装，当今高科技的快速反应部队一日就可以将其荡平，使之无所逃于天地间。
还有一种联合抗争，就是圣雄甘地和曼德拉式的非暴力不合作，组织和平的请愿、抵制与谈判。但不要忘了那是在标榜民主、自由的英国殖民地。如果是在萨达姆铁腕统治下的伊拉克，谁敢大声说不？
左思右想，我想不出我现在怎样当冤民，假如冤案不幸落在我头上。也许只能尽人事，听天命，盼望出现奇迹。佘祥林“杀妻案”的沉冤得以昭雪似乎提供的就是这样的范例。如果不尽“人事”，没有佘母不屈不挠地寻找出走的媳妇，没有天门县村民仗义提供的证词，佘祥林早已魂归离恨天。如果不出现奇迹，冥冥中有声音指示出走山东已１０多年的佘妻张在玉回到京山探视女儿，佘祥林将要永远背着杀妻的黑锅。
然而，从佘祥林案引起的强烈反响，看人们对司法不公的制度漏洞的穷究不舍，我们分明可以感到中国走向法治的巨大可能性。在最近的一期的《三联生活周刊》上我读到记者对现场的描述。张在玉愤怒地对钟祥县公安局政治处的来人说：你有什么权力闯进我的家里盘问我的客人？你有什么权力干涉记者采访？你知道公安局应该干什么？……不要以为我还是１０年前的张在玉！从这名村妇义正辞严的话语中，我们难道不能看到司法正义降临的曙光吗？
“寄希望于……人民”曾经是一句官话、套话，但我们不寄望于民众的权利意识和法治意识的觉醒，又能寄希望于什么呢？
２００５.4.23
——世纪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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