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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圈水运动”
日期:2/18/2008 来源:民主中国 作者:邵震

邵震


一个新词——“圈水运动”——频频出现在近来的媒体上。什么是“圈水运动”?它没有确切的定义,却有着以下几个特征:

1.它是一场争夺以西南地区为主的各大河流域水电开发权的“圈水”运动。

2.它是以电力公司划分资源的:位于西部的大渡河、金沙江、岷江、谷脑河、怒江、澜沧江、嘉陵江、乌江、珠江流域的上游南北盘江等主干河流先后被国电集团、长江三峡总公司、华能集团、华电集团、大唐电力等纳入囊中。国电集团盘踞大渡河,长江三峡集团镇守金沙江,华能集团挥师岷江,华电集团屯兵杂谷脑河,就连大陆希望集团也悄然入主了四川水电站……与此同时,大量的民间资本则盯上了五大集团“圈”剩的中小河流。在07年6月举行的昆交会上,浙江、福建、湖南等与云南签约开发地方水电的资金就达62亿元。“千河之省”的四川现在只剩下“溪沟小河”了。

3.忽视水资源总体规划,忽视环境,不考虑环境评价。一切从经济利益出发:水电投资商要的是更多从建设项目中获利;而地方政府要的是GDP或者更明确地说,要的是水电站交的地税。

4.程序上的问题:据四川省水利厅官员透露,在四川属于“四无”(无立项、无设计、无验收、无管理)的电站就有128座,云南有21座。建在四川贡嘎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仁宗海水电站,就是违规修建的梯级电站。至于未经环境评价就匆匆上马的,更是不计其数。还有的是叫自己的“关系户”做一个假环评,欺骗政府和群众。

“圈水运动”成因

“圈水运动”虽然是一个新词,却并不是一件新事。只不过是以更大的规模重演一场老戏而已。

早在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上,就突然把电力建设的方针从“火主水从”变成“水主火从”。当时正是大跃进时期,大批水电项目盲目上马。1958年至1960年间新开工的投资在100万元以上的水电项目有53项,总建设规模为1070万千瓦。这些盲目上马的项目到了三年困难时期又被迫大批下马,造成了极大的损失。

这些项目中只有20%的项目开工后继续兴建,35%的项目在三年困难时期停建缓建之后又复工续建,其余45%的项目停工后再也没有复工而被迫废弃。

这第一次水电大高潮以失败告终。在此期间,水电比重不但没有上升,反而下降了。1962年与1957年相比,水电容量比重从22%下降到18.3%,电量比重从24.9%下降到19.7%。

此后一段相当长的时期之内,水电发展比较缓慢。其原因是建设资金不足,缺乏必要的稳定的资金来源以及政治因素的干扰,如大跃进和困难时期水电的大上大下,以及最大的水电项目三门峡的失败,造成了水电在经济和信誉上的重大损失。1958年刚刚提出“水主火从”1959年反右倾时却突然批判起“大水电主义”,使得广大水电职工茫然不知所从。文革的十年动乱更是给水电建设以沉重打击。

水电建设需要在经济发展的长期规划与水资源开发的整体规划的基础上,通过长期艰苦的勘测设计前期工作才能正式列入建设项目。在政治上的反复折腾和经济计划的频繁变更的情况下,是很难做好这些工作的。

改革开放的初期(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由于普遍缺电,电力部门不得不采取短期行为,把资金用于工期短、见效快的火电项目。用于水电的资金必然就很不够了。1949年至1980年水电投资占全部电力工业投资的31.3%,1980年后,水电投资比重逐年降低,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平均为27.4%,1988年下降到15.5%。水电投资比重减少的结果是:水电装机容量占全部发电装机容量的比重从“六五”平均31.46%下降到1988年的28.3%,同期电量比重从22.8%下降到20%。

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一些水电专家提出,应当积极扶持建设中型水电站。这些中型水电站主要建在江河的上游、支流上,对生态环境影响较小,移民数量少,工期短,见效快,集资问题比较容易解决,有利于改善一次能源结构和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实际上,所以提出这个设想,是担心在干流上修建特大型水电站其后果、影响难以估量。

但是,在1992年,突然决定把一切力量集中在一项工程上,这就是三峡。(三峡问题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

现在的“圈水运动”是新形势和旧观念结合的令人担忧的产物。

所谓新形势是:
1.各行各业大跃进,如钢铁超过3亿吨,比美国多了1倍以上!其他如水泥、煤炭以及家电产品等都在急剧增长。缺电的地方越来越多,对电力的需求越来越大。为了拉动内需,基础设施大发展。还有奥运工程、政绩工程等,都需要大量钢铁、水泥、石油、煤炭、电力......空调普及,这消耗了大量电力。今年夏天电力负荷达到最高值,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空调用电。以上因素导致能源缺乏,增加发电能力,包括建设水电站成了一件迫切的事。

2.资产者阶层的形成,使得大量投资于水电建设成为可能。这里的“资产者阶层”泛指所有能自由动用大笔资金的人,无论他是私人企业主还是能随意贷款、用款的“国家干部”或“国企负责人”。按照这些资产者的说法,“圈水”就是投资者把某个流域的水利开发权全部买断,由其在未来一定时间内逐级开发。从这些资产者发家过程来看,现在转向“圈水”是一件很自然的事。这大致经过了三个主要阶段:

(1)借助于“开放搞活市场”来瓜分市场:“官倒”利用价格双轨制和控制的供销渠道办公司,从市场上赚大钱;

(2)借助于“国有企业改制”来瓜分国有企业:侵吞工人血汗,把国有企业、国有资产实质上转移到私人手里,实现“权贵私有化”;

(3)借助于“住房改革”等一系列措施,瓜分国家资源:把土地等国有资源变成官僚资本的牟利手段。

现在,他们惊喜地发现,“圈水”可能比“圈地”赚得更多,甚至会超过“圈矿山”!

据了解,参与“圈水”的投资者相当部分是多年来通过“圈地”积聚起雄厚实力的房地产企业,或参与了房地产投机事业的其他企业。某房地产公司老总坦言,如今房地产业出现饱和,越快脱身越好,而能源紧缺状况日趋明显,特别是电力,已成了地区发展瓶颈,国家现在允许并且鼓励民间资本进入能源开发领域,为何不到里面一试身手呢?目前市场对电力需求很大,投资建设电站,从投资效益上分析,建一个水电站就如造一台印钞机,投产后回报非常丰厚……

3.电力改革的新举措保障了圈水的可行性与收益期望

以前,水电建设是“抓大放小”—大型水电站由“国家队”(14个水电工程局+武警水电部队)干,私人无法插手。农村小水电难赚钱,私商无兴趣。现在电力市场放开,一夜之间出现大批“电力开发公司”,资金均在百亿以上,堪称奇迹。这些非公非私、非驴非马的公司一出生,就进入上述第三阶段:瓜分国家水力资源。

“圈水”运动始于2002年底的电力改革,从原国家电力公司分出的5家全国性电力集团相继来到了西部。以“厂网分开”为主线的国家电力公司分拆,完成了电力体制改革的关键一步,也使国内外资本纷纷把目光投向水电资源富集的四川,并在大渡河、金沙江、岷江等流域排兵布阵。据业内人士估计,其建设总投资额将超过1000亿元人民币。这无疑是我国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次水电开发浪潮。 

目前,在四川境内,国电集团盘踞大渡河、二滩水电开发公司镇守雅砻江、长江三峡集团屯兵金沙江的格局已初步形成。而几大流域“圈外”的水电资源,也相继被省内的四川投资集团、四川水电产业集团和地方电力等投资主体“圈”入版图。与此同时,浙江等沿海省市的巨额资金也源源流入。

为了抢占资源,目前很多电力企业都是全额负债投资。而五大发电公司中有些的装机容量已经超过一个供电区域的20%,这会加剧恶性竞争。如二滩水电开发公司公司到2002年底累计亏损已达23亿元。四川省电力公司安排二滩机组仅利用1600小时,不仅大大低于全国发电设备4100小时的平均数,而且比省电力公司统调机组的2900小时还要低将近一半。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二滩公司仍然积极参与圈水运动,争夺黄金水道雅砻江的开发权。在西部,大江小河的上游到下游。到处可见大兴土木,开发水电。

嘉陵江:从重庆至广元740公里河段,已规划为17级开发方案,马回枢纽和东西关枢纽已建成。

岷江:自上游至汶川河段,实行六级开发方案,太平驿和映秀湾水电站已建成,正在建设的紫坪铺水库装机76万千万,坝高186米,都江堰近在咫尺。在都江堰以上区域,岷江流域将建设27个电站,其中15万千瓦以上的电站9个,5万—15万千瓦的9个,5万千瓦以下的也是9个。在岷江干流上已开工和准备开工的有6个,支流黑水河上3个,杂古脑河4个。其中最近的两个工地距离不过10公里!这些水电站多为引水式的,河水将从钢管中流过,岷江将只剩下堆满乱石的干涸的河床!

大渡河:干流已规划十七级开发方案,河口的龚嘴、铜街子电站已经建成。独松马奈、大岗山电站正准备开工。

汉江干流:在陕西安康境内,将有喜河、蜀河、白河三个水电站上马。

澜沧江:规划了15级梯级电站。漫湾电站已建成,小湾电站已开工。铁门坎、黄登、托巴、糯扎渡电站正准备开工。

金沙江:梯级开发也在进行当中,金沙江下游的向家坝、溪洛渡电站,已列入开发规划。金沙江中游规划了一库八级的梯级开发方案,金沙江第一座大坝云南省金沙江金安桥水电站要争取在“十一五”期间投产。白鹤滩、乌东德、虎跳峡电站在准备开工。

雅砻江:已建成江口的二滩电站,正在做前期准备的锦屏一级是目前亚洲同类型中的最高一个水坝。雅砻江干流拟开发21个梯级电站,总装机容量相当于1.5个三峡电站,总投资至少是1200亿元。

怒江规划进行13级水电开发,坝址分别在松塔、丙中洛、马吉、鹿马登、福贡、碧江、亚碧罗、泸水、六库、石头寨、赛格、岩桑树和光坡。

面对着新形势,却仍然保持着旧观念,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所谓旧观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苏式思维:半个世纪之前的“全盘苏化”影响深远。至今我们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以至于种种思路仍然不能脱离苏式框框。我们模仿苏联,也把水电站放在过于重要的位置上,却没有去想想其原因。苏联斯大林时代指导经济工作极其笨拙,能够吹牛的项目不多。显示“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项目靠的是老三样:古比雪夫水电站、马格尼托格尔斯克钢铁厂、顿巴斯煤矿。(古比雪夫水电站实际上是建立在大量劳改犯的奴隶劳动之上的。)于是我们也把钢铁厂、煤矿和水电站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

当然,在苏联人大搞水电的时候,水电对环境的影响尚未引起人们普遍重视。在苏联的教程中忽视了这个问题,于是我们也对此忽略不计。

2.鲧式思维:改疏为堵。建国初期,连续发生的几场大水灾(1949年长江水灾、1950年淮河水灾、1954年长江洪水、1957年松花江大水、1958年黄河大水等)引起了领导人对水利的重视,却忘记了大禹、李冰等有中国特色的以疏导为主的治水方略,而学习苏联经验,改疏为堵,实际上是回到了鲧的错误路线上。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的造坝运动从未停止过。全世界有大型水坝45000座,中国占了22000座,占45%(国际上大型水坝的定义为:从地基算起水坝高度大于或等于15米,厚度在5米至15米之间,总储水量超过300万立方米的水坝。),国土面积与中国相当的美国为6575座,同为发展中国家一样人口众多的印度为4291座。全世界有一半的河流至少建有一座大型水坝,中国几乎没有一条江河是无坝之河。

3.跃进思维:大跃进包括三大内容:大炼钢铁、兴修水利、深翻土地。其中大炼钢铁炼的尽是废铁,深翻土地把死土翻上来,这样的蠢事早已批臭,不再重演。唯有以修水库为中心的兴修水利仍被肯定(包括水电站)。

并不是没有经验教训,只是没有认真总结。实际上,乱修水库的恶果并不次于大炼钢铁与深翻土地:

淹没大量宝贵的农田,大量移民被迫迁居,生活困难无人过问;

扰乱地下水分布,造成内涝和土壤盐碱化,特别是平原水库,如河南、安徽、河北等;

水坝建设质量差,大量豆腐渣工程,一旦垮坝,人为鱼鳖(1975,河南);
不再有原生态河流:生态环境破坏严重。

建了8万座大坝,却连一座也不做后评估!没有科学的总结经验,只有老概念:修水库(大坝、水电站)就是好!

这里仅举几个案例:
(1)黑河流域从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在主要支流上建设拦截水库98座,目前33条支流相继断流,除开季节性排洪输水外再也没有流水汇入干流。黑河来水量的大幅减少,使天然植被明显萎缩,绿洲面积缩小,河道萎缩率达45%至70%,西居延海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一直是黑河下游最大的终断湖,时至1960年尚有水面213平方公里,1961年秋干涸至今。(国家环保总局自然保护司杨朝飞司长:《水坝建设的生态困惑》,《世界自然保护信息》总第20期,2003年6月出版)当丰水期时,黑河流域的年径流量没有发生显著减少现象,当地降雨量对径流量影响不大,因此,引起上述地区生态环境变化的主要原因,就是中上游水土资源大规模开发利用和流域内的各种水坝工程建设。
.河西走廊的民勤县林业和水利工作者说,石羊河上游地区在八条支流出口处修建了10座水库,水文资料显示,石羊河流域在上世纪50年代时年平均径流量为17.8亿立方米,90年代下降到12亿立方米;流进民勤县的水量从50年代的年平均5.9亿立方米降至如今的每年1亿立方米。望着干渴而死的胡杨,民勤人说:“水库把我们逼上了绝路!”

(2)新疆艾比湖的灾难是从入湖河流上筑坝截流,大规模的水土开发开始的。20世纪60年代前有23条入湖河流,目前只有精河、博尔塔拉河两条河流入艾比湖,且水量也与日俱减。上世纪80年代的统计显示,较之50年代,艾比湖流域人口增长9.7倍,耕地增长8.8倍,引水量增加7.1倍。专家的估算是在艾比湖流域每增加1万公顷耕地,湖面便缩小40平方公里。现在艾比湖只剩下一湾浅水,淤干不久的大片湖泥上有白色的盐渍,还有一些不知名的荒草。

(3)广西西津水库库区的生态恶化,除了大坝本身造成的影响外,主要因为移民在耕地淹没、后靠搬迁后的贫困所致。西津水库位于广西横县,装机容量23.4万千瓦,工业总产值19.3亿元,相当于投资的10多倍,当时为了减少资金困难,采取移民就地后靠搬迁,涉及横县、灵山的19个乡、113个行政村,淹没耕地7.6万亩,移民总数为8.1万人,后靠移民5.5万人。西津现象相当具有普遍性:水库建成了,发电开始了,成本回收了,移民贫困了,生态恶化了,西津水库仅横县库区12个乡贫困人口已达4万多人,占全县贫困人口的71%,为生活所迫,这些移民被迫毁林开荒,大面积森林植被遭到严重破坏,他们的耕地大部分在坡度30度以上,水土流失严重,生态与经济的恶性循环愈演愈烈。

当然,最大的教训莫过于三门峡水库,有不少文章详细叙述过这个问题,这里不再重复。

4.战争思维。古人尚且知道:可以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而我们伟大的军事家治理国家的时候,却把战争思维用于和平建设,这就不可能不失误。
所谓战争思维,有如下几个特点:

(1)是为了胜利可以不惜任何代价。如在淮海战役前夕,邓小平说,只要打赢这一仗,就是把二野三野全拼光了也无所谓。这种思想带到建设中,就是一定要建三门峡水库,迁移人口90万,淹没350万亩耕地也在所不惜;一定要建三峡水库,就是让下游数以亿计的人生活在恐怖袭击的威胁之下也在所不计;一定要上怒江梯级电站,宁可牺牲掉怒江州最宝贵的河谷地带!从整体上来说,只要GDP能上去,能超英赶美,就是把自然资源全耗光,生态环境全破坏掉也无所谓!

除了不惜任何代价,还有不怕任何风险。横断山脉地区地层活跃,地震频繁,在这里的金沙江、澜沧江、怒江上修这么多梯级电站,会出现什么情况,地质会有什么变化谁也说不清楚!现在世界上有70多个水库诱发地震,基本都是由于坝高超过100米产生的,而我们的大坝修的基本上都是超过100米的,水库最大的一个地震,67年在印度河的地震造成180多人死亡,1500多人受伤,我们国家有14座水库诱发地震,最大的是62年3月诱发了6.1级地震,已经导致了20多个县市受灾,房屋倒了1800多间,死亡85人。最近云南昭通地区一次并不算太大的地震就使得周围几十个水库成了危库。那么今后更大的地震会对那一串串的梯级水库起什么作用,产生什么后果?是很难想象的!

二是绝对服从命令:多年来形成了一个定式—修大工程是国家的需要,政府怎样定,百姓就怎样做,没有商量的余地。过去的口号是:“国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自家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其结果是,数以千万计的居民被迫迁移,遇到困难只能自行解决。50年来,中国大型水电工程共有1600多万移民,其中有1000万人仍处于贫困之中。

现在有些做法甚至比过去更虚伪:不再像以前那样对移民说:破私立公,舍小家为大家,等等。而是好话说尽,然后撒手不管!

这也许是战争思维的第三条原则:兵不厌诈。在一开始的时候不能让人们明白是怎么回事,等到明白过来,一切都已经成为既成事实,想反悔也晚了。

(2)例如澜沧江漫湾电站。18年前动工兴建曾经喊出“漫湾发电之日,也就是百姓富裕之时”的口号。当时漫湾电站因为投资最省、见效最快而成为中国“七五”、“八五”期间的重点水电站建设项目“五朵金花”之一。

(3)漫湾电站建设前,是当地政府‘替’农民跟水电公司签订的协议,很好的生存条件用很低的价钱卖掉了。直到后来,看到库区移民日益贫困、生计无着、就业无门,很多人靠捡拾垃圾维持生活的悲惨处境,县乡政府官员才有所醒悟。但真正受苦的是上万移民。这也是最不公平的事。1993年漫湾正式发电后,老百姓的土地、森林、牧场、渔业和水资源普遍减少,生计来源变得狭窄而又充满风险。在1993年蓄水后的很短时间内,就发生了100多处崩塌滑坡,1995年3月一个短期的水库调节,水位线下降数十米,竟然造成多处山体整体滑坡,许多移民的房子被损坏,涉及移民上千人。  

尽管电力公司承诺将发电量的3%~5%返还当地百姓,帮助他们“以电代柴”。但是没有人出钱为这些生活在高山上的农民架线输电。电站就在身边,但移民用电没有什么优惠———从漫湾水电站到漫湾镇供电所,再到村,然后到农户家里,电价已经从每度0.17元涨到近2元。

(4)红水河两大电站“水电扶贫”却引来了天价电的问题,在澜沧江漫湾电站同样出现了。原来在这些水利资源丰富的山区,已经建设了不少小水电,有些甚至不用建坝就可满足当地用电,那些架设在山溪、小河上的微型水电站对生态和环境的影响接近零。电费很低,农民都用得起。但大电站卖的电一是用不起,二也用不上———没人出钱给农民往高山峡谷上架电线送电。

移民问题,不是给一笔钱就能一了百了的。发给移民的钱通常够用一两年,以后没了生计,必然陷入贫困。像漫湾的一些移民完全失去土地,虽被改了城镇户口,却领不到城镇贫困补助。多数人没什么文化,就业机会很少。这些问题,水电公司不考虑,政府事前也没想到,现在全压在农民头上。瀑布沟即将移走的10万人也同样面临这些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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