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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戈
今年是改革开放的三十个年头，人们在经历了风风雨雨的三十年后，回头去看我们共同走过的这段路程，心中感慨万千。随着岁月的流逝，当年在这个舞台上叱诧风云的人物，有的垂垂老矣，有的已驾鹤西去；而当年热血青年的我们，已不再是八九点钟的太阳，不知不觉中也到了天命之年，真是“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人们以各种方式纪念改革开放的三十年，并非这是个盛大的节日，而是这三十年我们经历了正邪相搏，艰难险阻，乃至血雨腥风。虽然有过洒满阳光的日子，更有万马齐喑的严寒。正因如此，我们纪念的意义并不在纪念本身，而在总结我们的经验和教训。尤其是那些失败和挫折的教训，是我们这三十年最宝贵的财富，因为这里面不光是艰辛的泪水，还有鲜血和生命。
三十年前，安徽凤阳小岗村一些农民冒着生命危险，立下生死状，秘密地以家庭承包之名，实现了分田到户，对名为集体、实为各级政府把持的土地制度进发起第一次冲击。并由此拉开了中国改革的序幕。三十年后，黑龙江富锦市和陕西省大荔县、华阳市的农民，率先向现行的土地所有制度发起了第二次冲击，要求实现其耕者有其田的权利。紧接其后，重庆、江苏、四川等地的数十万农民单方面宣布了自己关于土地的天赋权利。他们没有对天发誓，不再恳求批准承认，而是站立着宣布自己直接拥有。这两次冲击，前后相隔三十年，看似巧合，实则有着内在的、深刻的必然联系。
纵观中国改革三十年，直接面对制度较量的改革，莫过于土地问题了。三十年前的秘密承包是对75宪法人民公社制度的无声反抗，三十年后数十万农民单方面宣布拥有土地是他们天赋权利，则是对82宪法土地归国家所有的公开抗争。如果把两次事件看作这三十年的起始坐标，并由此来理解改革的利弊成败，经验教训，作出对这三十年的总体评价；而不是从不同的角度，以枝节之论各自表述，也许更接近改革三十年的真实。说到底，我们总结这三十年，并不是总结我们GDP增长如何，某领导在何时讲了一句金玉良言。而是要总结对我们的经济运行系统来说，政治制度的保障如何，运行系统的规范如何。须知，任何经济运行系统的优劣，与政治制度密切相关。政治制度如何？取决于其法制的建立原则，而非法制的细枝末节。所谓好的政治制度，就是真诚至上地尊重人民的权利，并以人民主权原则作为一切法律的共同基础。而坏的政治制度恰好与此相反，它始终是与人民主权原则背道而驰；这种政治制度下运行的经济系统，绝不可能是良性的。小岗村的承包和最近发生的各地农民争土地权的事件，都涉及到政治制度的基本原则，因此，透过这两起事件看改革三十年，更能引起我们对政治体制本身的深思。
对于改革开放这三十年，大家都习惯称之为经济改革三十年。田纪云先生在《炎黄春秋》撰文纪念，其标题就是《经济改革是怎样搞起来的》，可见大家还是把改革开放定位在经济上。当然，这种提法并非出自田纪云先生一人之口，而是这三十年讲经济建设，除此之外不争论、经济之外避而不谈的现实，给大家留下这样的印象。也算是约定俗成吧。但事实上，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发生，则是国家的政治灾难已经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才出现了包括政治结构在内的全面改革呼声。虽然改革的起点可以从文革的结束算起，其根源则可以追溯到中共建政之初，至少追溯到57年绝非言过其实。这些问题在1979年的理论务虚会上已经提到桌面上，但邓小平的“四个坚持”却把这场走向纵深的讨论的大门关闭。四项基本原则与人民主权原则严重对立，是把改革引向歧途、最终导致寡头政治，以及权贵资本主义把持社会财富，垄断社会资源的一个根本原因。在此之前毛泽东统治的近三十年，赤地千野、饿殍遍地表面上可以说是经济问题，草菅人命、冤魂处处则是无容质疑的政治制度问题。而这些政治制度问题，无一不和这四项基本原则所坚持的内容息息相关。何况三年大饥荒不是天灾是人祸，岂能一个经济改革就天下太平、万事大吉？
事实上，在中国1978年后的三十年，并没有单纯意义上的经济改革。从那场呼唤改革的四五运动——即所谓的天安门事件起，经济就和政治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人们在呼唤“四个现代化一定要实现”的同时，不是还发出“秦始皇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的雷霆吗？矛头直指毛泽东极权专制的血腥政治，这是四个现代化的前提，谁说不是与政治制度相关？紧接其后，打到四人帮，平反冤假错案，邓小平的复出，给右派平反，给地富摘帽，对真理标准的讨论，凡此种种，哪一件哪一桩不涉及到政治制度？然而，正是这些政治禁区的突破，为改革开放作了思想和舆论准备。正如田纪云先生所说：“试想，如果没有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在传统观念的束缚下，还是‘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年年抓、月月抓’，谁敢越雷池一步？！如果没有平反冤假错案，一大批革命干部还在蒙受不白之冤，还是‘走资派还在走’，依靠谁去搞改革开放？！”从这个意义上讲，改革开放三十年，就是从政治禁区的突破开始的。没有这个基础，改革开放无从谈起。虽然这种突破与今天谈论的政治体制改革尚有相当的距离，但它毕竟解决的是政治问题，而不是经济问题，分清这个界限非常必要，也无须什么高深的学问。这是对毛泽东近三十年在政治上倒行逆施的否定，并不只是对文革的否定；虽然不彻底、很勉强、羞羞答答，留下后患无穷，但总算是爬出了毛泽东血腥政治的泥潭。之后也许并非是康庄大道，是坎坷或泥泞，总比在毛泽东那个罪恶滔天的政治泥潭里打滚的好。所谓毛泽东的血腥政治，就是指“文革”革委会为标志的血腥社会政治体制，是以中国皇权政治下的中央集权制和斯大林主义为根据，以马列主义话语为外衣的政治体制；对于这样一个千夫所指的政治体制的突破，是以革委会的解体为标志，并成为改革三十年的前提。无论这个前提的构成的原因如何的复杂，但毕竟是当时全民的共识。包括党内那些“左”兄“左”弟，在这一点上并没有更多的反对声音，至于走多远，如何走则是另外一回事。
如前所说，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一九七八年安徽凤阳小岗村一些农民冒着生命危险在全国带头实行“秘密承包”，进一步发起了对旧体制的冲击。人们之所以把小岗村的“秘密承包”，看作是里程碑式的壮举，其原因就在于他们敢于以命相搏，抱定饿死不如拼死的决心，给了所谓一大二公，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制度致命的一击。这不但在当时是惊心动魄，时至今日也令人敬佩万分。因为人民公社制度纳入当时的宪法，这个“秘密承包”对人民公社制度的冲击，其矛头最终指向的是75宪法第七条。好在75宪法既不合时宜，更不得人心；加之当时在安徽当省委第一书记的万里坚决支持，在四川当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的遥相呼应，终于打响农村改革第一炮。他们勇敢探索农村改革之路，大胆支持农民的改革之举，实行包产到组、包产到户，让农民重新获得生产自主权，粮食增产，很快吃饱肚子。最终把那个千疮百孔、坑农害农的制度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小岗村“秘密承包”打响了改革的第一枪，而由此带来的人民公社的撤销，也是改革三十年来唯一一次向政治制度开战，并取消了这一政经合一制度的大事情。虽然这次对制度的改革有相当的局限性，仍然抱着那个所谓的集体所有不放手，但毕竟在政治制度上接近、而不是疏远人民主权的原则。
如果说改革三十年有一个胡赵八十年代奠立的经改框架，那么这个框架的基础只能是取消人民公社制度，把土地使用权还给农民。正是因为这唯一一次具有制度意义的改革，才使人们对这一改革有了一线希望。而这一线希望，最终转化为10年左右的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的驱动力。就农业而言，连续五年大丰收，并出现了前所未有全国性的卖粮难、卖棉难、卖肉难特殊形势；这对穷怕了，饿怕的中国人来说，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奇迹。由此可见，一个制度的变迁，所释放出来的能量有多么的巨大。而农村的这个发展态势，对一个农耕为本，并长期为粮食所困扰的国家来说，怎么估计也不过分。它安定了社会，为城市改革提供了保证。这就是说，中国的改革首先是从土地的私有化着手的。而这一私有化进程带来的巨大变化，就成为城市改革的重要铺垫。后来有些领导对粮食生产过分乐观，认为粮食问题已基本解决，不能再继续鼓励农民多种粮食，并采取了一些限制粮棉生产的措施，如不再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的余粮，取消奖售物资等，挫伤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则是另外一回事。其根源恰好在于人民公社制度之外的其他制度，在国家或社会主义的幌子下并没有改革；无论是金融还是流通，依然笼罩在政府把持，计划经济的阴影中。
中国有73％的农业人口，农业发展没有相当的速度很难想象全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改革起初的10年农业繁荣了，是因为取消了公社制度改善了农村的激励机制。尽管在农田水利、化肥、机械和运输方面没有投资，农业生产还是出现了大飞跃。但是这种好事情不会这样继续下去。因为中国农业体制的无效弊端并未从根本上清除，主要是产权问题；产权问题不从根本上解决，谁都不会成为农业投入的主体。把持国家经济命脉的政府不会去投，农民没有产权凭什么去投？即使他们愿意投也没有钱。那时，邓小平就承认，对于金融我们不懂。银行不过是个出纳员。至于金融信贷覆盖网络，城市都没有形成，更何况农村？农村最需要货币，但货币和信贷离他们最远，是被货币和信贷抛弃的地方，这是导致农业生产的进一步增长缺乏必要的投入另一个关键所在。胡耀邦、赵紫阳、万里之所以在改革中留下一个巨大的足迹，就在于他们以变通的办法，将农民从公社制度的摧残下解放出来，最终导致公社制度的瓦解，奠定了80年代改革构架的基础。但现在，从已公布的全国经济增长率来看，并不包括农业的增长率，而农业增长率事实上早已处于停滞、甚至负增长状态。因此，官方公布的经济增长速度应当视为城市经济而不是总体的经济增长速度。
公社制度的无效率通过制度的废止而消除，但国家把持和垄断经济命脉的现实并没有改变。无效率转为有效率无疑是个进步，但这种效率和进步毕竟是有限的。因为效率的提高与投入的关系密切，进步的大小则与制度变革的彻底与否有关。随着城市改革的开始，官方在投入上明显地向城市倾斜——尤其是东部沿海城市，进一步拉大了城乡收入的差距，这就是说，城乡二元结构并没有通过公社制度地废止而改变。而这样的经济结构，必然引发70％居住在农村的人口涌入城市，这就是所谓的民工潮。农民工大量涌入东部沿海城市，虽然可以使出口外向型企业获得廉价劳动力的一时之利，但从长远来看，随时可能引发严重的社会危机。要化解这种危机，保持社会稳定，对农村的投入应当引起高度重视。这涉及到政府的金融信贷和投资政策，同时也涉及到对农民投资农业的激励机制。无论从哪方面讲，都离不开土地的所有权问题。农民所能得到的无非是城市居民的支付减去运输和销售成本，目前这种成本太高，它消耗了农产品的大部分价值。对农民来说，这种成本过高，不值得把自己生产的东西去销售。他们只能被迫保留自给自足农民的地位，结果与货币经济脱离。与货币经济脱离，意味着中国的农业与现代性无关。当现代意义上的货币——信贷覆盖网络与农民无关的时候，中国经济的现代性也就无从谈起。改革三十年的问题，归结起来不外是三条：农业日趋紧张，移往城市的人太多，经济发展向西部推进的速度太慢（或者说是重东部沿海，轻西部内地），其实，三个问题从根本上讲都是三农问题，是城乡二元结构不是缩小，而是加大的关键所在。
市场经济成功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必须明确谁拥有什么，但在我们这个所谓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拥有一切，使市场经济成功的必要条件不在了。市场经济的赛局必须始于最初的收入和财富的分配，农村改革在80年代初期效果明显，其关键就在于触动了制度，最终将其废除，明确了农民应该拥有什么。因为人民公社制度的废除，其实就是对农民发出了“你们拥有土地”的信号，或者是给农民带来“你们自己拥有土地”的希望。虽然事实上他们并没有真正拥有土地，只是拥有使用权，但这对近三十年失去自己的根本的农民来说，仍然具有失而复得的喜悦。为什么一个很好的开局，走到后来就变味了呢？这不得不说到79年理论务虚会上邓小平提出的“四个坚持”。无论“四个坚持”提出的动机和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它客观上使本可以使改革引向纵深的观念和理论突破，扼杀在摇篮中。使中国的经济运行名为市场，实则是国有垄断——计划经济的变种的尴尬境地。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市场经济真假如何，说到底也是一个所有权问题。这里不得不涉及到所谓的“鸟笼经济”。有人认为，在毛泽东那种极端的计划经济模式下，“鸟笼经济”无疑是开明的，而在市场经济下，“鸟笼经济”则是保守的。但这个对于市场运行有害的模式，不但没有遭到应有的抛弃，反而在“四个坚持”的保护下，尤其在所谓社会主义以国有经济为主的托词的掩护下，悄悄地滑向权贵资本主义的危险境地。这既是导致当下整个社会冲突的要害所在，也是改革三十年中，所谓双峰政治给这个社会留下的一笔负资产。正是这个“四项基本原则”，使政治体制改革成为一句空话；正是这个“四项基本原则”，成为党内保守势力打压改革的筹码。并以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为由头，迫使邓小平自断其膊，最终酿成89悲剧。
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不能笼而统之一概而论。地区间发展的严重失衡，差距之大令人吃惊。所谓货币的过量供应只能对东部沿海而言，而不是对整个中国的经济而言。东部肥得流油，西部穷得伤心。如何将经济繁荣向西部并引向中国内地，如何创造农村的繁荣？我们不得不从我国的投资和货币政策上反思，也只有在这里寻找出路。简单地讲，就是从目前回报快的东部沿海产业的投资抽出一部分来，把资本用于西部的基础设施和农业方面的长线投资，而且要投向西部的消费市场。也就是说，要把东部的经济过热的温度降下来，把西部经济的温度升起来。从理论上讲，一个理想、良性的经济运行系统，其标志就是生产和消费两个市场的完整对接。虽然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并非那么简单，但这毕竟是任何一个人类共同体经济良性运行的目标。虽然这样做会使经济增长的速度放慢，但只要我们不是GDP崇拜者，就不得不这样，因为城乡二元结构已经以东西部贫富悬殊的特殊形式表现出来。正因如此，才有数以亿计的农民工涌入东部沿海城市，并出现每年春节人员大流动的世界奇观。这种对民工的强烈依赖与需求的出口加工经济，事实上是建立在对农民的残酷盘剥的基础上。92年邓小平南巡以后中国经济增长很快，其主要原因是绝大多数的工业化国家当时正处于衰退之中或处于低增长时期。典型的莫过于日本的经济衰退，这对改变64后经济发展的低迷无疑是次机会。邓小平南巡最大的功劳，就在于他及时、果断地制止了经济改革的倒退，并让中国抓住了这次差点失去的发展良机，而不是其他。抓住了这次机会，使中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地位扩大了；真实情况就是如此，而不是某些所谓学者神侃的南巡之路是邓晚年的“天鹅之舞”，“经济体制改革大踏步的前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幅度、广度、深度远远超过第一场改革”。（朱学勤）既然改革的幅度、广度、深度远远超过了第一次改革，那么日渐激化的社会矛盾乃至冲突又该做何解释呢？这种夸夸其谈的胡扯，把中国经济的重要性和成就都有所夸大。除了沾沾自喜、自我陶醉一番，对于我们看清自己的成败、优劣的要害所在，采取有效的对策并无多大用处。
改革的头十年的成就与社会进步相一致，其根据在于这些成就是建立在对政治禁区的突破、公社制度的废除的基础之上。这就是说，这些成就则是国家的政治灾难已经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并逼迫政治体制不得不进行局部调整得到的。虽然不彻底，不那么尽如人意，但这个社会进步却是真实的。冤假错案的平反，右派的平反，人民公社制度的废除，都是在政治制度层面上对人的解放。尤其是公社制度的废除，土地分到每个农户，实行家庭责任制。从1978年到1984年，因为土地使用权私有化带来的激励机制，农业产出增长了2/3。而城市和工业方面的改革，就是在食品供应充足的时候展开的。农业的私有化引出服务业的私有化，然后再带出中小型零售业和小型制造业的私有化。所谓万事开头难，没有这个开头，我们怎么有条件来谈论、并最终承认市场经济呢？
对于92年邓小平南巡后的改革，情况与前十年有很大的不同。诚然，这一阶段的经济发展有目共睹，只要不抱偏见都会承认这个事实。但这个发展不过是中国这十多年的改革，集中集中全国的财力，打造了几个以上海、北京、广州这类中心城市现代化的橱窗，但这毕竟中国的表面，大多数的中国人并没有生活在这样的中心城市，而是生活在这些城市以外的农村。只有知道这些人的生存状态，才知道中国经济发展的真实；才懂得这个发展的背后又存在着什么样的伤痛，以及这个发展又是如何得到的。所谓中国的经济发展，不外是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的增长模式。而这个经济增长模式，并不是市场经济自身运行的结果，而是各级政府干预的产物。这个增长是以牺牲西部的发展，牺牲农民的利益，以西部的荒凉落后，农民的背井离乡、屈辱和血汗换来的。所谓社会主义公有经济为主的口实，使中央政府和各级政府依然掌握着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力。比如说信贷资源，因为我们银行体系、金融体系在所有制上并没有实质上的改革，国家对整个金融系统事实上的把持垄断，所以各级政府依然对于信贷的发放有着很大的影响力。在这种影响力的作用下，无论是投资的效率还是投资的方向，往往存在重大的失策、浪费。当然，这里还有一个历史传统留下的、或者是自私的人性这些方面的原因，就是被形容为所谓区域性经济割据的存在，使这个问题难以解决，耗资更多。地方官员企图垄断他们管辖地区的经济成长，不愿意把钱化在合作性的区域基础设施上，虽然这些合作项目最终可以降低大家的成本，但他们却一定会以自己辖区发展为由，各自为战自行其是，这就是大搞重复建设，浪费资源、耗费投资的官场规则。有经济学家所谓的产能过剩、最终需求不足等经济问题，其实根子也在这里。经济发展、运行的内外失衡，往往又和这些失策和浪费密切相关。甚至可以毫不客气地说，社会分配的不公，贪污腐败不断，都和这个政府垄断把持重要的社会资源密切相关。而在这个表面繁荣的背后，则是普通人的巨大代价。1999年，德国总理施罗德访问上海时说：“上海发展真快，有些发达国家也达不到这个水平。”而徐匡迪对此答道：“你光看到我们好的一面，没看到我的困难，一是几十万人下岗，这是个大问题；二是交通拥挤，你来了有开道车，你看不见，市民上班是很拥挤的；三是环境严重污染。”上海的表面繁荣的背后尚且如此，那西部和几亿农民又如何？当然比上海的情况更糟糕、更麻烦。表面的繁荣天壤之别，背后的麻烦天壤之别。徐匡迪一番话，道出了经济繁荣背后的真实。这就是说，92年后这一阶段的经济运行本身就具有两面性，表面是中心城市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如雨后春笋，GDP高速增长为的虚假繁荣，背后则是的失业、环境恶化，西部的贫困和农业的萎缩，血汗产业农民工的悲惨的沉重代价。在过去的这些年，数量巨大的农民工涌入城市，尤其是东部沿海城市，导致农田荒芜，加之对农业的投入长期不足，导致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十分薄弱，处于“望天收”的状态。中国农业生产以灌溉为主，目前占全国耕地46%的灌溉面积，肩负全国75%以上粮食、90%以上经济作物的生产。全国433处30万亩以上的大型灌溉区的有效灌溉面积，只占全国耕地面积的12.5%，但就生产了全国约25%粮食，占全国农业生产总值三分之一以上。在工业急速发展、农地不断被开发成工商用地的趋势下，中国农业还面对着水源和土地污染等问题。根据中国国土资源部去年公布的数据，全国有1.5亿亩农地受到污染、污水灌溉污染耕地3250万亩、固体废弃物堆存占地和毁田200万亩。就是这样一个大环境，使农业生产明显出现停滞，甚至倒退；而农民工是以加工企业的廉价劳动力的身份，其的收入低廉得令人难以置信。官方统计数据称，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的收入的比例已从58％下降到30％，而真实的下降则远远超过这个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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