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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国内官方与非官方教会的合一，陈天祥神父分别叁种不同方式。第一种是非官方教会向官方教会合一，第二种是官方教会向非官方教会合一，第叁种是两者共存，大家合作做福传工作不要互相指责。陈神父认为，第一种荒谬，第二种不实际，都不能实行；唯一可以实行的，是第叁种，但是也困难重重。陈神父先後陈述非官方和官方教会的艰苦处境，他谈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教会中国各地的不同遭遇，也提及一种令人兴奋的新模式，说那是一种反常现象。陈神父不相信，现在革新教会已不革新；对官方教会神父私下求得与教宗共融和非官方教会神父去官方教会服务那样的事，他也持怀疑的态度。他的结论是："总的来说，大陆天主教会问题因各种原因非常复杂，看来非要中梵建交後，才能得到比较妥善的解决！"
官方教会与非官方教会的共存
第叁种方式是官方教会与非官方教会共存，大家和和睦睦做福传工作，一如天主教与基督教之间的关系。这种模式目下看来似乎比较可以探讨。但由於四十年来，一系列的风风雨雨在双方间已酿成一种很难说清的关系，更有国外一些好心人士因不谙真情在公教刊物上公开评论，导致火上加油越帮越忙！
非官方教会的艰苦处境
首先要知道非官方教会虽然是公开了，但是不为政府所承认，当局不承认非官方教会的主教是主教，不准他们祝圣神父。主教神父仍在家中做弥撒时经常被骚扰。向当局请求拨一处教堂为教友举行圣祭亦被拒绝。虽然各地情况有松、有紧，但非法这一顶帽子始终无法脱掉。人们就在勉强被容忍的状态下勇敢地做福传工作。有些城市当局掌握政策比较有水平，讲灵活，讲现实，他们承认天主教信友在居民中犯罪率最低，连六、四事件中也未乘机起哄，符合社会主义安定团结的要求，所以不必采取激化矛盾的措施来处理。但在内地，若干当局所执行的政策不得人心，逼得教友群众忍无可忍，为了获得最起码的信仰空间，往往亦有公开对抗的事例，但责任决不在非官方教会。所以非官方教会在上述那种处境中可能与官方教会在福传工作上进行合作吗？
官方教会的艰苦处境
另一方面官方教会神职人员是否完全自由了呢？据云他们接见外宾时按规定要有爱国会干部在场，要向有关人员汇报谈话内容。如经常接触非官方神职人员就可能被怀疑与质询。（当然在改革开放的氛围中，不同时间不同地点有松有紧。）所以有些官方教会的神职人员抱怨说"地上不如地下自由，地下人家管不到。地上却处处有爱国会干部关心！"除了互相监督之外，还有那麽多的眼目在无声地注视你，简直成为二等公民，与管制份子相差无几！在这种情况下，谈得上地上地下合作吗？这些不易被觉察的内情，外来的兄弟姊妹是很难意识到的，当其他公民享有比以前多得多的生活自由时，教会组织却被特别对待，在挣扎中求生。
教会在各地的不同遭遇
九十年代以後大陆两个教会的关系，南北不同，沿海与内地有异，城市与乡村有别。少数的地区非官方教会暂时几乎不受骚扰。有些地区官方与非官方严重对峙；有些市镇爱国会教堂门可罗雀，而非官方教会神父家中陆续来领圣事者日近千人。在有些革新教堂内教友不望主教的弥撒因为他结了婚，却望由官方教会修院培养出来的年轻神父的弥撒，因为他公开声称参加弥撒的教友不能脱离教宗。有些城市里爱国教会教堂满堂教友，但几乎都声称不参加革新，只因不易找到忠贞神父，所以按教廷八条指示（真）的条件去他们的教堂，而该处神父也从不劝人参加革新且宣称拥护教宗。有的出狱的主教自称政府许可他们不脱离教宗、不参加爱国会，可以公开传教但应在爱国会教堂内进行等等。正因为上述各地教会的情况千差万别，评论时不能一刀切，也不能据一地之情况或一二人的谈话来对全局下结论。据上所述我们可以考察以下几个问题。
中国的革新教会与一般的基督教会有什麽区别？
（甲）中国的革新教会与一般的基督教会有什麽区别？基督教的领导层即神职人员与其信友在信仰上是完全一致，属於一个教派，一个信仰整体。而革新教会的领导层与其信友不必是同一信仰，他们的神职人员与爱国会本部是一个政府控制的机构，政治属性显着。信友群众虽不得已进他们的教堂祈祷，领受圣事，但除爱国基层教友之外，他们并不脱离教宗，对爱国会的性质知道非常清楚，告解时总是找堂中较正统的神父。所以领导层与信众不是一个信仰整体、一个教派，因此革新是在领导层而不在教堂内的信友群众，这是与基督教的基本区别之一。另外官方与非官方教会在信仰伦理，礼仪与牧灵方式上都基本相同，分歧处是在承认教宗首席辖治权问题上。决定分歧的不是神学而是政治，所以两个教会合一的障碍应该没有天主教与基督教之间的障碍那麽复杂困难，只要政治宽容，问题谅可迎刃而解！
最近出现一种新模式
（乙）对最近出现一种新模式的探讨。据云在南方某教区一位主教出狱後自称政府准许他不脱离教宗，不参加爱国会，可以公开传教，但必须在爱国会教堂内进行。又据"铎声"33卷四期1995年何贵一文"与全国教友楷模商榷"之四，称去年12月5日保定教区潘德世在东闾圣母大堂内当着数千教友、四位主教和十多名该市宗教局官员的面用扩音喇叭广播说"我们信仰绝对服从教宗，坚持与普天下圣教会共融，我们永远相信教宗是圣教会之首，他根据圣经圣传正式宣布信德道理永不能错，因此我们信仰上永远跟着教宗走，即使丢掉性命也不能离开教宗。"
现在革新教会已不革新吗！
上举二例从政府对天主教一贯的政策看来是极不平常的，简直是宣布现在革新教会已不革新！人们已重新回到普世教会的怀抱里来了！当然从政府近期在19号、3号、6号等文件（见"谁主沉浮，天主教当代历史反省"林瑞琪）中所提出的宗教政策与动期阶段相比，在其语调上，总的来说，因接受历史的教训似乎变得温和、理解、现实得多。但万变不离其宗，一切都在统战这一上定音。文件中反覆提及"……天主教地下势力主要是由罗马教廷秘密委任的主教和由这些主教晋升的神甫及受其操纵的骨干份子。他们中多数出於宗教上对教皇的信仰，不赞成中国自办教会…因此对他们要积极稳妥地开展工作、争取团结；多数坚决打击个别反动份子…对地上主教神父，本着积极争取区别对待的方针，一个一个地进行争取分化工作"（叁号文件）。"…团结和依靠宗教界爱国力量分化瓦解敌对势力，把受他们影响控制的群众争取团结过来，把少数首要份子孤立起来"（六号文件）。我们知道政府的政策向来是有联贯性的，据以上两文件所载可知，与教宗共融与否是政府打击与团结的标准。上据二例无异放弃了这个标准，切断了政策的一贯性。所以理智地说人们应该要求核实那两位主教改变立场的真实性，但核实本身是非常困难的，地下教会既不为政府所承认，所以无从做到主教与主教间的对话，其次为了确保信仰的纯洁性，为了保证牧灵工作的安全性，有四十馀年经验深知宗教局与爱国会各种统战策略的地下教会主教们自应负责地，谨慎地对待这一反常现象。看来除非得到教廷方面明确、有根据的核实信息，他们决不会轻信。按例政府在重大事件上改变政策必先通过文件公布於众，为什麽政府一反常例只在一、二个教堂通过个别主教以个人的名义来宣布呢？这样做令人信以为真吗？当然如果是真的，肯定会解决地下教会与政府之间的最大障碍，这也是全国地下教会所日夜期盼的！政府既做了深得人心的事，威信大大提高，从而化解地下教会对政府久存的反感而有利於团结！但对此大多数人认为这仅系分化瓦解地下教会策略的一次实施。正因为爱国会主教公开并在政府、市宗教局官员前声明与教宗完完全全共融，永远跟随教宗，即使杀头也在所不惜，既有政府官员在场就等於打下官方认可的印记。因此可能有一部份地下教友误以为既当众宣布服从教宗，他已成为按教律合法的主教，可以名正言顺地参与他们教堂的弥撒，而且要服从主教的命令。但极大部份地下教友持否定意见，这样地下教会就在分裂了，是之谓分化瓦解。对上述情况，国外天主教会反应不会一致，桥梁教会隔岸了解未深入现场难以洞察细微，何以别真伪？而教廷当局处於更难地位，既无法对该二主教深入详细作有效、可靠、经过一段时期考虑後的核实，因为对象是在爱国会控制下生活，难以直接接触。若凭表面有限的第二叁手材料作出肯定之结论则局面将变为更复杂，一面地下教会明知在爱国会控制下的主教的声明为不可靠，或至少难以令人相信，且出狱主教为爱国会所利用着不乏其人，另一面又碍於教廷当局已下了肯定结论以致地下教会不知所措，於是少数人承认，多数人拒绝，这样教区便陷於分裂。
官方教会神父私下求得与教宗共融
传闻若干官方教会神父私下求得与教宗共融，他们本人得到良心上的平安，也给地下教会带来无限的喜悦。但究竟不是公开的，所以在具体牧灵操作方面产生了一些困难。人还在原来的岗位上，仍是寄人篱下，怎样兑现自己的诺言，怎样澄清地下教会对自己的看法。看来这些问题只能让他们自己的良心与上主的默默引导来解决了。可是由此也产生一些混乱，由於大多数教友不知其详，仍视之为属於地上，部分教友得知其详，就去他们教堂望弥撒领圣事，因而又引起了分歧。
非官方教会神父去官方教会服务
另有一则事件，某教区有一非官方教会神父被官方教会所邀去主持一个堂口，答应不要求他加入爱国会，不要求他脱离教宗，可以随意安排堂区牧灵工作。那位神父经考虑後，毅然前往一试。结果大失所望，爱国会干部形影不离，包括出去终傅也要尾随。经很短一段时间後，该神父实在忍无可忍，愤然离堂回家，还因此受到爱国会的威吓，声言要处理他。
中梵建交
上述新模式的出现，实际上到此为止并未影响非官方教会的原状，只在极小围内引起争执。显然以这种方式分化瓦解忠贞教会起不了多少作用。总的来说大陆天主教会问题因各种原因非常复杂，看来非要中梵建交後，才能得到比较妥善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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