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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8月以来，中国GDP总量跃居世界第二这条好消息伴随着各种生态灾难接踵而至。表面上看，这两条消息似乎并无关联，但如果了解中国模式的特点，就很清楚在中国这两者如一枚硬币的两面，因为持续30余年的经济发展，恰好是以过度透支生态环境为前提。各种不期而至的生态灾难正向中国人发出警示：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失去了环境依托。
GDP作为经济核算指标的几大缺陷
中国将 GDP作为国民经济的核算体系，其功能主要是衡量经济规模的大小。
中国的GDP崇拜带来诸多问题，近年来受到多方质疑，质疑的焦点是数字注水问题。但其用来衡量社会发展的几大缺陷却少有人提及。
六年以前我在《雾锁中国》一书中专列“中国的GDP高速增长神话”一章谈统计数字的宣传功效，曾列举过GDP作为经济核算体系的几大缺陷：
GDP不能衡量资源配置的效率。中国政府主导的投资建设中，几十年以来一直无法纠正的毛病就是重复建设，产能过剩。其原因就是这种巨额浪费永远不会体现在各级政府用于考核官员的GDP指标当中。
GDP不能衡量社会总体福利的增长，因此中国成了一个社会福利只覆盖党政事业机关工作人员、而大多数民众却与之无缘的制度。
GDP不能衡量社会分配是否公平。在GDP总量上升的同时，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切走了GDP这块蛋糕的四分之一，而劳动者的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近20年来始终徘徊于12-16%之间。官员腐败获取的巨额“灰色收入”，导致贫富差距过大。高低阶层收入差距达55倍，基尼系数已达0.5，整个社会进入动荡前期。
GDP更不能衡量经济发展付出的生态成本。早在五年前，世界银行作出测算，中国空气和水污染造成的损失要占到当年GDP的8%；中国科学院测算，环境污染使中国发展成本比世界平均水平高7%，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损失占到GDP的15%。
资源配置的效率、社会分配的不公平甚至大政府小社会与恶劣的人权状态等，中国人都可以寄望于政治体制改革加以改变，但被“GDP骑士”们掠夺得千疮百孔的生态环境却无法还原，中国成为一个灾难频发之国这一现实已经难以逆转。
政府的“GDP崇拜”与生态资源的竭泽而渔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近30年的GDP增长完全是建立在生态环境严重毁坏之上：最严重的是，人口与资源关系一直高度紧张的中国，如今还面临如何消化巨大的生态难民的难题。
早在2005年，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就透露：由于广大西部和生态脆弱地区难于承载现有人口，全国22个省市需要迁出1.86亿人，而能够接纳人口的东部、东北部各省市最多只能接纳3000万人。届时全国将有1.5亿人口沦为生态难民。
鉴于近三年生态难民的快速增长，人数恐已超2亿。
舟曲之覆缘于大自然对人类过度开发的报复。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透露的数据显示：今年1-7月全国共发生地质灾害26,009起，是去年同期的近10倍。全国共发现地质灾害隐患点20万处，其中类似于舟曲的特大型和大型地质灾害隐患点1.6万处。舟曲之覆只是拉开了一连串灾难的序幕。
中国生态系统濒于崩溃缘于扭曲的发展观。以资源大省山西省为例，2006年山西省环保局曾做过一项调查，在接受调查的人群中，93.31%的民众认为，环境保护应该与经济建设同步发展，然而却有高达91.95%的市长 （厅局长）认为加大环保力度会影响经济发展。
在这种“发展先于环保”理念指导下的山西省，因采煤造成的地下采空区面积就达万余平方公里，其中近5000平方公里地面沉陷。
改变衡量社会发展的指标体系
从根本上来说，一个社会赖以生存的4个基本要素包括生态环境、道德伦理约束，作为生存底线的就业与政治整合力量。其中生态环境是一个社会的生存基座。这个基座坚实与否，决定了一个国家与民族的生存状态。也因此，一个国家的生态安全是这个国家政治安全的最终保障。因此，中国需要告别GDP崇拜，另选一套衡量社会发展的指标体系。
联合国环境署早在1995年就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指标”，包括社会、经济、环境、政府组织及民间组织等各项在内。
在会计行业，国际社会也提出了“社会责任会计”和“环境会计（绿色会计）”的新会计理念，其计算方法是要在现有统计基础上扣除经济活动产生的外部社会成本，扣除所计量资源的耗费，以计算国民经济增长的净效应。
在中国告别GDP崇拜非常不容易。在中国，这一由苏联统计体系与西方SNA体系杂交而成的GDP核算体系不仅是经济，更是政治。它牵涉到无数官员的乌纱帽与仕途升迁。
2003年至2005年间，时任国家环保局副局长的潘岳曾提出“绿色GDP”核算体系，结果遭到各级官员不约而同的抵制，最后被掐死在襁褓中。目前中国已经进入生态濒临崩溃的前夕，竭泽而渔换来的那点可怜经济成就根本无法应付即将到来的生态危机。
我希望大自然的报复能够警示中国政府，立即停止对生态资源的疯狂掠夺，将整治国土作为今后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否则，中国危矣，中华民族危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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