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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戴维 齐家贞
应独立中文笔会（墨尔本）和墨尔本后殖民主义研究所的联合邀请，中国著名作家及异见人士戴晴于二千零七年十一月二日晚，在墨尔本举行了题为《被“和平解放”了的北平──从一幅“横联”说起》的演讲会。这是戴晴女士在澳大利亚堪培拉国立大学进行为期一年学术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她在这一年中完成的关于中国著名哲学家张东荪新书的第一部分。
演讲时间一小时，听众提问一小时。会议由独立中文笔会会员阿标和研究所研究员谢垭（AdamDriver)主持。许多人慕名而来，超过一百位来宾。
戴晴女士从一幅“围城解纽”的对联开始，解释它是什么意思，然后对北京“和平解放”的幕后真相，作了严肃认真的阐述。
这幅“围城解纽”的对联因为不是放在张东荪教授的家里，而逃过文革抄家被毁的厄运，得以保存下来。从字面上讲，这四个字是指“解开了攻城与守城双方非打一仗不可的这个死结”。
戴晴顺此讲下去，主要内容如下：
在我们的这个故事里，讲的是1949年的北京（北平）。“围城解纽”有可能实现么？如何实现呢？
1949年3月，“和平解放”胜利达成后，毛泽东进了北平。他翘起大拇指不止一次对他的同志们和当时中国的所谓“民主人士”说，北平和平解放，张（东荪）先生第一功——指的是在1949年1月6日－10日，张教授带领守城将领傅作义的代表，到达攻城的前线作战指挥部，以“居中人和调解人”的身份，见证双方和平移交谈判。3周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城。8个月后，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绝大部分教授、文化人，都没有到东单广场去搭乘那架国民政府一直留在那里的飞机（飞台湾）。他们不走。文化人怎么能离开北平？君不见，对有知识的人士，共产党表现得格外优容、敬重，虚心倾听他们的声音，保证他们将来的生活与研究……。
五零年春节，老朋友们，中国最有眼力和最慷慨的文物收藏家张伯驹、燕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邓文如、一生历经晚清、民国、新中国，德高望重的大学者林宰平的“恭贺新禧”有了好题目：为纪念“围城解纽”，他们纷纷作诗赠东荪……
大家都以为“黎明”之后，定是一个风和日丽艳阳天。他们高兴啊！因为这座正飘着红旗的北京，几可说达成了他们一生的理想：民族独立、政治清明、经济蓬勃、百姓安乐。而且，在这样关键的历史时刻，“自己”是尽了一分力的：对东荪而言当然就是他本人；对赠诗的诸位，就是咱们虽然“手无缚鸡之力”，但“排难具凭三寸舌极危真得万人心(巢云张伯驹)”的文化人啊！
北平的和平解放，到底是怎么实现的——是不是如历史教科书所说“毛泽东胸怀宽大、傅作义深明大义”，从而任凭“书生凭舌战，折冲杯酒，慷慨陈谋”（张伯驹）？
国民党二级陆军上将、抗战前蒋介石最主要的副手、抗战后蒋总裁最具实力的党内对头，最终成为“民革”负责人，并当上“新中国”第一届政府副主席的李济深，还有为“联合政府”所鼓舞“有意言和”的国民党守将傅作义，加上张东荪、张伯驹、李济深等中国著名高级知识分子、知名民主人士第三势力的运作，“北平和平解决”。
那些“第三势力”哪里会知道毛泽东是如何在运作的，他将不过一天前的决定“东北野战军按原计划休整到12月半”，改为“决定东北野战军提前入关”（11月18日）。而且“行动须十分荫蔽”。同时不忘指挥胡乔木为通讯社编（林彪如何在沈阳休息庆功等的）假消息——“利用此机会稳定傅作义不走”。
毛泽东许诺的“如果北平和平解决，则成立傅作义、共产党和第三方面的‘联合政府’，‘全部缴械、接受改编’”，
但在共产党大获全胜后，《和平协议》变成：
军队解放军化；
地方解放区化；
给傅留一个军，不看作战犯。私人财产保留，政治地位保证；
宽待原来部下……
从上面可以看出，所谓北平的“和平解放”，本是毛利用第三势力的政治投机、利用文化人保护古都的热肠古道，为自己赢得时间，完成军事部署的一个谋略。奔走其间的文化人既然成了军人/政客手中的棋子，当然是想用就用、想扔就扔。可怜除了两边的屠夫，这些学富五车、遣词造句的先生们，在斡旋前后和建国之初，谁都没有看透。
张伯驹，邓文如，张东荪，他们都走了。“围城横联”的作者与受者，他们为古都“解纽”尽力、为新政权鼓掌，并且兴奋地挥笔作书，以为北京和她环抱着的文明——她的宫墙、她的胡同、她柳枝间穿梭的乳燕、她庄重且古道热肠的市民——从此有了保全并发扬的希望……
不过几年甚至几个月之后，不要说文化，就是作为“文明的守望者”的教授们，邓文如、张东荪、张伯驹……，他们的理想、愿望、知识……连同这些的载体，他们脆弱的性命，在权力化的城市里，在运动、口号和阴谋当中，了无声息地一一消亡。
戴晴最后说：“没有了他们，在‘北京300年’（这是Beremie教授将在三年内完成的一个研究）最后一个‘甲子’（1950-2010），故都一步步变成了共产党的红都北京。”
“这就是被‘和平解放’了的北平。这就是‘围城横联’告诉我们的故事。”
以张东荪为首的满腔热血、不考虑一己私利又近乎天真无知的知识分子们，在为毛泽东共产党“和平解放”北平竭尽忠诚后，才发现，他们被毛泽东共产党耍弄了一场，自己一生被毁不说，全力以赴保卫的古都北平的文明也被“和平解放”摧毁了。
和平解放并不和平。
戴晴用中文演讲，紧接着回答听众提问，有中英文翻译，澳洲各界人士提问踊跃、反应热烈。
一位听众问戴晴著书立说的资料来源。
戴晴说，中共历史档案不存在解秘一说，永远不会在某期限之后公布于众，大部分事实真相仍鲜为人知。目前能收集到的资料非常有限，除了她亲自采访有关人士及家属外，她还从一些著作的字里行间，挖掘出一些珍贵资料。女儿看见她在书上画记号，说“妈妈又在搞阴谋诡计了。”常常需要从很多的材料里，搜寻出有限的一点点。戴晴还提到一位地位很高的长者在逝世前，请戴晴去他家看一些保密资料，不准带走，也不准抄写。聪明的戴晴把录音机放在口袋里，一面看一面悄悄念，记录了下来。
有人问戴晴想不想留在国外。
戴晴回答不。她说，我的根在中国，我的事业在中国，我写书，读者在中国，除非我有生命危险，我不会选择居住在国外。
有人问，中国政府宣布从2007年开始直到奥运结束，允许新闻记者自由采访，说明中国有进步、有诚意。你对此有何看法？
戴晴说，我现在就告诉你，这是假的，他们办不到。为了给来北京参加奥运的划艇运动员热身，北京郊区的人在干涸的河床上，建起塑质水箱，铺上塑料布，那托着他们小船的，并非北京郊区的通州潮白河水，而是干河床下的地下水。过去，几公尺下面就有地下水，现在要打到一千公尺以下才行。当时，有外国记者问，这湖上的水是从哪里来的？那地区的书记说，把这些人赶走，不准他们提问！
有听众讲到，云南省会昆明也面临北京相同的命运，钢筋水泥的高楼大厦取代了历史悠久的特色建筑，许多自然景点也被破坏得很厉害。
戴晴说，这种破坏是永远不可能恢复过来的了。
演讲会结束后，许多听众意犹未尽，不肯离去，大家从借用的教堂里转移到后殖民主义研究所的会议室，继续与戴晴座谈。一场演讲人和听众间面对面进行的新演讲开始了，一个接一个的提问，一一耐心的回答，戴晴坦率，扼要地表述了来宾所关心的各种问题。
演讲会第二天下午，全体独立中文墨尔本会员，于张鹤慈家中与戴晴女士恳谈。形式自由随和，气氛热烈，态度真诚。
戴晴说，她是一位悲观的积极行动者。她将尽自己努力做实事，现在的主要精力放在环保工作上，她对三峡工程持坚决反对态度，由于从事了大量调查研究，她获有第一手资料和数据证明她反对得有理。戴晴强调中国目前自然环境和人类生存状态急剧恶化，这种恶性破坏是无法逆转的。水资源极度短缺。中共建政以来，“修一条水库干一条河”，所建大型水库几乎无一成功先例，三门峡因泥沙淤积而废弃，卵石淤积，后果堪忧，而当局政策人却从不接受教训，一意孤行。原因之一是搞政绩工程，二是地方官员借机申请拨款费用，从中中饱私囊，因此有“银桥金路钻石坝”之说，利益集团从中大发横财。中共领导人现在最为头疼和后悔的有两件事，三峡和奥运。尤其三峡，所有现任领导人都想摆脱干系，不愿沾边。水源奇缺，南水北调也不具可行性，沿途全是大片的干旱缺水区，自己的水尚不够用，拦途截流后，剩下的杯水车薪，完全不顶用。这种情况之下，京郊硕果仅存的一眼泉水，被接上专用管道，直放中南海，中南海里的高官们马桶用的都是矿泉水。有预测说，长此以往北京很有可能会迁都于湖北襄阳。
谈到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成就，戴晴认为，所谓的成就就是以破坏自然，滥用资源为代价的，“高发展，低人权”的中国特色，改而不革，开而不放，真正国外好的东西，西方的文明和民主制度，依然被拒于国门之外，而那些坏的，糟粕的东西却通行无阻，涌入中国。曾庆红说中国政权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中共集团已整个蜕变为利益集团，采用“家族化”管理，由高层干部的子女后代接掌国家权力，以维系统治，巧取豪夺获取最大经济利益。
经常有人赞誉戴晴，说她不畏权势敢说真话。戴晴说，这只能使我从心底里觉得悲哀，当一个人，连说真话这样一种最起码的行为规范都要被赞誉时，可想而知，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普遍水准已沦落到何种地步。并不是我高尚，而是我所在的那个群体太低。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普遍道德水准已沦落到此种地步。如果说我“高尚”，也是被我所处的社会群体反射出来的高尚。一种令人痛苦和无言的褒奖。
最后戴晴告诉大家，环保人人有责，每个人都可以参与。天冷了不开暖气，加多一件衣服；天气热了，尽可能不开空调，节水，节电，节能，从自己做起。谈笑风生，极具亲和力的戴晴女士说她目前全部的头衔只有一个——中国公民。所以，她还有出入境和发表个人见解的公民权，虽然中国的政治改革尚有很远的路要走，但是也应看到，中国领导人和某些政策，正在一步步朝宽松方面转变，与以前有所不同了，这是好事。
（根据记录整理，未经戴晴本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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