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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灾与突变
日期:2/18/2008 来源:议报 作者:吴庸

吴庸(北京)


这次南方雪灾来势凶猛。从灾区发出的图像看,竟然把三四十米高、负重达两吨的输电铁塔压倒,据说冰雪复盖其上,负重量达50吨,焉能不倒?树林中碗口粗大树竟然拦腰折断,这类受灾森林达全国森林面积10%,因灾减产农田达1.77亿亩,可见灾害之重。看来,这位拉尼娜真是够厉害的啊!

冰雪之灾导致社会断水断电,生活停摆,物价飞涨,人心浮动。自然界突变引发社会秩序紊乱是值得关注的。路透社记者卢伟奇从湖南郴州市发出报道:宾馆没暖气,没热水,没熟食,没电炉。该市到2月5日已停电10天,何时修好没有音信。从记者的报道看,全城一片黑暗的日子是不会维持多久的,火车站小食店被抢就是严重信号。这时正临年关,大批旅客着急乘车回家团圆,但京广线湖南境内被切断,京珠高速公路湖南段、奥北段被切断,24个机场关闭。因此,滞留广州市的旅客与日俱增,20余万群众涌堵在车站广场,情绪在雨雪中翻腾。据说,广州机场滞留旅客再三等待而无着落,群情激愤而一瞬暴发,一声“砸”,一哄而起。以“砸”发泄不满,以破坏表达愤怒,说明社会危机达到的程度。

毫无疑问,胡温对这场灾害的反应是迟钝的、无力的。他们到1月底才感知灾情严重,赶急部署救灾,为时已晚。老实说,胡温只是把它看作一场大面积自然灾害。比这严重的事件,比如东北某厂钢包脱落而将工人熔化的事件都不见他们严重关注,何况这类自然现象呢!须知,他们无需为百姓生命财产损失负责,也没有任何机制向他们追究应当承担的法律过失。相反,他们赴灾区“视察”还有舆论为其歌功颂德。对这场灾害反应迟钝、无力不是过而是功,这就是当前的现实。同时,中央权力结构是勉强拼凑而成的,每人把守一摊儿,各人有个人的拳经。所以,灾情严重已经浮上台面时,温家宝只能唱独角戏。胡锦涛动员贾庆林去贵州省灾区“视察”,贾借故推拖,只好由温家宝“代劳”。这是一个稀松、软弱、涣散、离心的最高权力中枢,权力者各怀异志。天灾倒是他们寻求桌下伸腿、暗中使绊的契机。用离心离德形容这伙人是最恰当不过了。再说,受灾的18个省市自治区是直接受难者,当输电铁塔倒地、大面积停电时,这些地方诸侯理应大声疾呼、疾言救灾,实际却是不动声色,左顾右盼,看中央如何作为,看胡温手忙脚乱。这次冰雪之灾充分暴露了地方对中央的冷眼旁观态度。

自然界的突变引发了统治集团勾心斗角,展示了他们与社会对立的一面。就其面对自然灾害反应迟缓、无力而言,就其内部热衷私利、不顾百姓死活而言,就其彼此恶斗、空耗国力而言,这种统治的腐朽性已是昭然若揭,一场社会性突变的条件在蕴蓄中。

突变,在其突然性,出其不意;在其偶然性,超越常规;在其不备性,没有预防;在其爆炸性,引发震动。不管是自然突变还是社会突变,都具有这些特点。从社会突变看,孙中山革命,数度武装起义均告失败,只有在四川兴起护路运动时,武汉守军调川,乘当地守备空虚,一小支部队出其不意地发动起义,遂使大功告成,这就是社会突变。中国大陆的社会转型,看来免不了要走这种“出其不意,攻其无备”之路。

最近,何频先生着文《2021:中国民主来临》,称“中国不能民主化的无数理由中,只有一条是真实的:没有任何势力可以取代中国共产党,没有任何势力可以与中国共产党竞争。”的确,民主力量、维权上访力量目前处于分散、弱势阶段,这是客观现实,至于全社会有无力量取代中共腐朽统治,这个问题不妨从长计议。其中的一种不应忽视的可能性就是:偶发事件的突变性――突变产生于不知不觉的偶发事件。这样的突变发生于社会统治的薄弱环节,是统治阶层疏忽之处,是它以为安全系数较高的领域,是它无暇顾及的地方。而且,突发事件开始时不一定具有什么严重意义,也许,只是一位老者失足落水而亡的普通事故,这个事故足以麻痹权力者的警惕性,但这个普通事故却是一支触媒,挑起了群众久郁心中的块垒,继而才暴发为与政权的严重冲突。在它的偶然性背后实际潜藏的必然性是不易发觉的。双方在最初都不以为意,但社会矛盾的成熟性却依其必然的逻辑而导引至突变的临界点,突变才终于产生。这一过程的条件要求是相当严格的,不是任何偶发事件均有突变的可能。现在可以认定的条件是:(1)偶发事件具有足够警示社会的意义,它可以触动社会的普遍不满情绪。(2)统治集团处置社会问题时犯严重错误,点燃了社会不满的烈焰而无法扑灭。(3)在事件发展的深入阶段,有群众性领袖出面引导和组织。(4)中共民主派人士在适当时机挺身而起,实现党内外合作,共襄大业。这些条件都是必不可少的。由于认知的有限性,可能还有现在不能列举的必要条件。

这里提供一个事例,对可能发生的社会突变或者有启示作用,供关注者研究、参考:

统治集团犯严重错误,内乱外患齐至,统治力量虚弱而无法强力整合,这是暴发社会突变的有利条件。1969年,大陆“文革”,大批当权派被整,中共组织瘫痪;对外以美苏双强为敌,苏联欲乘机强行摧毁中国核设施,形势危殆。毛赶忙命令疏散大中城市人口与物资。中央和北京党政机关以及文化、教育单位纷纷散至外地,犹如难民逃亡,人心慌慌,加以各地的武斗拼杀,枪声不止,整个社会权力机制呈空虚状态。当时决定在京郊组织战备地下指挥部,由周恩来主持;毛移至武汉,操纵全国大政方针;林移至苏州,负责战备。毛要求在京的中央党政军领导和中央退职者于10月20日前全部疏散。10月17日宣布朱德、陈云、叶剑英、陈毅等人的疏散地,要求疏散到不同地点后不准相互来往,不准重返北京。这些人在疏散地的行动受到限制。朱德、董必武等被疏散到广州郊区从化,规定散步不能超过桥头警戒线,离开宾馆须经广州军区主管领导批准。当时被斗争的对象则是分别押送到不同的疏散地点。张闻天被要求化名“张普”,房前有部队设岗监视。不准打电话,不准与外人接触,不准离开宿舍区,出大院要报告。军分区保卫科每月就张闻天思想、行为向上级作书面汇报。总之,此次疏散把中央一级的当权派,不管是未被揪出还是已被揪出,均作为被监视对象,在不同程度上剥夺了他们的自由。这就表明:统治集团四分五裂,统治秩序无法维持。这种混乱状态就是社会发生突变的适当时机。

只有这项条件还不能保证社会突变的实现,还需要社会认知这种社会状态的非理性与有害性,从而萌发对它的批判与否定的意识,产生以新的社会体制代替它的要求。张志新、遇罗克、王申酉、杨曦光、李一哲等等就是从不同方面、以不同深度反对旧秩序、探讨新格局的闪亮的明星。这样的明星可以举出一大串,他(她)们成为酝酿大陆社会突变的启蒙者。在社会上一片揪斗“走资派”的叫嚣声中,为什么会产生这种逆反声音呢?“物极则反”的规律告诉我们,“文革”使毛的倒行逆施发展到顶峰,它使社会、经济、文化面临全面崩溃,因而,必然萌发其对立物即反“文革”意识,这是对“文革”逆流的反方向运动。张志新、遇罗克、王申酋等人的觉醒表示社会对旧秩序的唾弃和对新格局的祈求已经突破一切禁锢而诞生。当时遍布各地的地下读书会和地下刊物是烘托张志新、遇罗克、王申酋等人崭露头角的广泛社会基础。“文革”的荒诞性越是暴露,社会的理性认识越是成长。于是,终于出现了挺拔屹立的林昭,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顾准,唤醒自由主义的李慎之,与毛泽东的专制主义形成坚强对抗的社会意识终于树立起来。作为社会突变的鼓吹者,新的社会意识响起了鼓舞人心的进军号角。

这里,应该特别提到“文革”研究专家宋永毅专门介绍过的《朱成昭――一个红卫兵运动史上不应当忘却的名字》。朱成昭曾是地院“东方红”早期领袖,也曾是首都“红三司”一把手。“东方红”受命到四川押解彭德怀至京。派去的第一批人与彭谈话后,认为彭谈的是“真话、实话”,确认彭受了冤屈;派去的第二批人了解后,同第一批人一起回京向朱成昭汇报,商量对策。他们将与彭的谈话记录上报中央“文革”小组,结果被批为“犯严重政治错误”。中央“文革”改派北航“红旗”赴川抓彭。朱成昭毫不屈服,又派出百余人从北航“红旗”手中抢回彭,将彭置于朱的房间保护起来。此时,朱看到彭“绝不示人”的材料:对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决议的逐条批驳以及对大跃进的保留意见,深受震动,由此产生批判中央“文革”小组的想法。他在3万人大会上,以自我检查名义指出:中央“文革”运动群众,中央“文革”对老干部打击面过大,中央“文革”抓人太多,中央“文革”太左等。当然,结果是以“炮打中央‘文革’”之名勒令他闭门思过,但他的大胆突破旧思维、勇敢追求新境界的精神,显示了可贵的进步。朱成昭事件表明,派出“东方红”赴川抓彭本是偶发事件,统治者不会预料到这一正常举措会有什么疵漏,然而,恰恰就是在这一偶发事件中暴出了反中央“文革”的突变。这个本是偶然发生于“文革”中的一般常规行为,由于“文革”中必然产生的逆向因素,使这一常规行为从与彭德怀的接触中发生质变,从而使抓彭变为护彭、使维护“文革”变为批判“文革”,突变就是这样从权力的空隙中产生的。这一事例对我们思考大陆中国的社会转型有可能走“出其不意,攻其无备”的社会突变之路不是很有启发意义吗?

旧制度意识到新的社会认知是它的掘墓者,因此,它以决绝的手段凶狠地加以扑灭。张志新惨绝人寰的牺牲,林昭英勇悲壮的就义,说明旧制度对敢于向它的专制进行挑战的新人是何等残忍、暴虐!他们不能容忍“中国向何处去”的质疑,甚至连倡导“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也成为罪恶。两名中学生伊林、涤西仅仅由于提出“改进无产阶级专政、完善社会主义制度”而遭镇压。上千个读书小组被他们以诬蔑不实之词、冠以“第四国际反革命集团”、“共产主义自修大学反革命小集团”等罪名,或处决或监禁。同时,旧制度开动全部宣传机器,大肆灌输造神论,大树特树毛的绝对权威,大立特立毛的神只地位,全国开展“早请示,晚汇报”的拜神活动。愚蠢的拜神颂大大盖过新的社会认知,狂热的君王崇拜大大盖过理性的民主礼赞。社会意识形态的这种交锋说明社会转型条件尚未成熟。

从那时到现在,时代的脚步迈过了30余年的步伐。在胡锦涛掌权的最后5年,我们应该如何评估社会转型的形势及转型的可能形式呢?这是亟需给予解答的课题吧?(2008.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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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议报》第342期http://www.chinaeweek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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