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公共事件和社会思潮"主题座谈会纪要
中国和解智库新闻稿
2008，不言而喻是一个特别的年份，是一个泪水、仇恨、苦涩、欢笑交织的年份。
2008将会给中国未来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态带来哪些变化？2008年5月2日，由北京中福圣山文化研究所和中国和解智库共同发起，首次联合左翼和右翼的在京公共知识分子对2008的现实境况展开研讨，从中窥探中国未来的走向。
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范亚峰主持。
范亚峰（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副研究员）
今天叫了一些朋友来，做一个散论或漫谈，题目就是《2008年的公共事件和社会思潮》。今天来与会的朋友有个特点，就是既有一些左派的人士也有右派的人士，不过都是比较温和的自由派和新左派。所以，大家尽管放心，双方是不会吵起来的。关于社会思潮，我设定了一个讨论的框架，就是围绕三个主要的矛盾来讨论，第一个是官民矛盾，就是政府和老百姓的矛盾；第二个是精英和大众的矛盾；第三个是围绕"左"和"右"的矛盾。另外，我列举了五个公共事件，第一个是雪灾，第二个是大部制改革，第三个是西藏事件，第四个是股市和楼市，第五个是奥运。我们今天来研讨公共事件和社会思潮之间的互动关系。同时，今天也借此机会讨论一下"左"与"右"之间、精英和大众之间、官方与民间之间和解的可能性。
韩德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
这两天正好在写一篇文章，涉及到的一个概念是"世界主义的公民"。因为今天考虑到分工的问题，不仅要考虑到国内的分工，还在一个全球化的背景下进行分工，所以也就有了所谓世界主义的问题了。十八世纪的自由主义有过这种世界主义的想象，国内是宪政民主自由，国际是维斯巴尼亚体系，通过国际条约达成国际和平机制。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好的想象。国内和国际的自由平等民主，是当时的自由主义者所设想的世界主义图景的最高版本。这个最高版本经过了两百多年，是不是要有所修改？国内的自由派学者陈子明先生就提出这么一个版本，我在这里来做一些介绍。因为国际的维斯巴尼亚体系和国内的宪政自由平等毕竟经受了两百多年的冲击，在我看来这个体系是均衡理念的产物。但是各个国家力量的发展都是不均衡的，所以这个内在的不均衡和一个要求均衡的国际体系不时地发生冲突，局部的失衡就发生局部的地区战争，总体的失衡就是发生了一战、二战。关于自由主义的世界想象，陈子明大概是这个意思：我们可以想象一个世界政府，然后世界各国通过市场机制进行资源配置，然后通过世界政府对财富进行转移，以此来实现一个自由宪政民主下的天下大同。他把这个作为一个两百年以后自由主义世界图景的新想象。但是这种世界自由主义的新想象可能好像不是很多人会去认同它，因为世界政府特像一个巨无霸，像是个摧残、遏制人权的东西，像个非人性化的东西。就自由主义的体系而言，这大概是一个最高层次的想象，是一个两百年以后更高层次的想象。
我当时对陈的回应时说，这个想象如果你真的你实现我也支持，但是中国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主义当中起一个什么作用？中国应当首先建设成为一个宪政自由民主的国家，我们的理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纠正、补充和完善美国的理想，我们成为世界上的一股积极的建设性的力量。我觉得这个理想也是挺值得向往，它基本上要把福利国家和北欧模式全球化。我只是比较质疑这个想象的可行性、可能性。质疑的理由也比较简单，因为自由主义比较重视的是程序正义、形式正义，它对实质正义向来重视是不够的。这样一来，中国国内的左右派之争如果脱离一个国际大背景是不太容易看得清的。左派可能会认为中国在世界各地当中处于弱势，是属于一个弱势国家。那么跟发达国家相比，像美国、德国、法国，它是享用的全球性的资源，然后拿这个全球性的资源在国内进行再分配，那它当然可以有一套比较好的福利设施。假如说美国、德国、法国的资源从全球弄到这些发达国家去，然后再通过世界政府转移支付的话，最反对的大概也就是这些发达国家吧？今天全球资源是否足够60亿人过上体面的、准中产阶级的生活，我其实是比较怀疑的。这是我之所以比较质疑他的原因。对于未来，我们仍然可以想象。因为当初一个自由主义的国际想象，经历了两百年的考验，有成有败，有得有失，那么今天又有一个新的自由主义的全球想象，也要经过未来历史的考验。这个历史考验，在我看来第一个就是国际冲突问题、资源分配问题。以美国为例，我认为当下的美国是想做一个不当帝国的帝国主义。什么叫不当帝国？不当帝国的含义就是不在全球各地建立美国直接委派的政府，比如说派一个中国总督来，派一个印度总督来，或者派一个俄罗斯总督去。美国不建立这种有形的实际的帝国，而是去建立一个无形的帝国。这个无形的帝国，各国的资源，各国的劳动力它都要，但是各国的乱它都不负担，各国的社会福利它都不负担，各国的民众要求的人权、民主、平等这一套都让它本国去解决。这个就叫不当帝国的帝国主义。这是吸取英国当年统治印度失败以后的教训，是一种比较好的全球统治策略。例如大英帝国需要给它的殖民地印度派总督去，然后在那里建军队，要有一套税收官员体系，然后就又排斥印度人去进入英国人统治的印度政府，这就导致印度国内的民族主义倾向非常强烈，然后印度的所有罪过都被推到英国的总督身上去。如果各国可以选举各自的政府，通过自由贸易打开各国的财富都往发达国家去，这样可以避免把矛头指向美国，指向德国，指向法国。只要你的资源，只要你的劳动力，但是绝不承担福利体系建设的费用，也绝不承担社会动荡的责任。这个大概是所谓美国不当帝国的帝国主义的实质意义所在。那么这就和陈子明的政治想象发生了非常大的冲突。陈子明的想象是要有一个世界政府，把发达国家的财富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去。如果说这个想象不能实现的话，那么世界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维斯巴尼亚体系下国际条约的和平概念，仍然是我们今天不得不接受的一个现实。我们仍然希望通过一套国际条约来维护国际之间的和平，但今天的这套条约很难承担起相应的作用。因为今天世界力量严重失衡，当初是各国力量相对均衡的时候，可以靠国际条约去束缚各国的行为，但在今天失衡的情况下，一国独大的情况下，怎么可能去建立国际的均衡秩序？如果没有这个均衡秩序，难道我们要承认世界上有那么一个仁慈的帝国吗？仁慈的帝国想象，对一个自由主义者来讲是很难以接受的，我个人更是难以接受的，因为仁慈这个东西是不可靠的，是依赖于某些人的道德，或者某些国家的道德。我们要的是权利，我不要你的仁慈。也就是说，这些世界上思考最前沿问题的自由主义者，关于未来的世界是个什么世界，国家和世界之间的关系是个什么关系，实际上我感觉没有提出一个让我比较信服的方案。
秋风（北京宪政学者）
刚才韩德强博士谈了如何治理这个世界的问题。我也不知道陈子明为什么要谈治理世界这个宏大的话题。我还是比较关心我们如何在当下就能有一个幸福的生活，有一个免予恐惧的生活。今天座谈会的主题是2008年的公共事件和社会思潮，由此我认为今年确实是很重要的一年，而且是很微妙的一年。温家宝自己也说了，今年可能是很艰难的一年。在我看来，中国可能是处在一个转折点上，这个是一个交叉路口，究竟是走向土崩瓦解，还是内部的逐渐销蚀，还是继续延续编织了30年的经济成长神话。我觉得就在今年，也许到年底就可以看得出来。
其中关键的一点，就是当下很盛行中国模式、北京共识的提法。当英国人提出北京共识的时候，实际上胡温政府都已经在解决北京共识所面临的危机。林毅夫先生也准备把中国模式向全世界推广，但是，他大概应该也能看出，其实我们的政府、执政党都在解决这种模式的危机，它所带来的严重的不可预测的后果。我相信中国是一个浪费性的破坏和浪费性的使用最严重的国家，如果全世界人们过上中国人民这样的生活，那么这个世界立刻就崩溃。刚才的话可能扯得远了，反正我觉得2008年的确实是比较重要。
刚才韩德强博士谈到要建立世界新秩序，我觉得在当下讨论这个问题实际上和中国的现实之间有一定的脱节。在世界新秩序当中，为中国谋得一席之地，也就是所谓的大国崛起。我相信所有的人都能看得出来，"大国崛起"根本就是一个虚幻的东西。前些时候，我生病住院。我的那些病友们说："开什么奥运会，把那些钱给我们报销医药费比什么都好。"中国最重要的是去解决自己的问题，也就是我们自由主义者比较关心的问题，如宪政制度的安排、国内的民主秩序等等。大家都知道，现在危机四伏，但是当前这个体制没有真正化解危机的可能性。我觉得这块体制就是党治秩序一直延续下来、带有强烈神权色彩的政体，几乎很难有这种自我革命的可能性。所以，我自己比较悲观。
高超群（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最近我和杨鹏等人要联合搞一个杂志，从创办这个杂志的设想说开去，也和今天讨论的主题密切相关。
我个人觉得，中国这30年取得的经济成就可能是最让世界感到震惊的，中国人对这个成就意义的估计可能还要比外国人小。我曾在香港呆了一年，我的感受是这个世界对中国经济上的强大感到非常恐惧、不安或者是疑惑不解：这样的一个民族、这样的一个政体怎么就能就取得这样的经济成就？他取得这样的经济成就之后将会怎样？国际社会的感受是中国经济的未来完全是不确定的，这种不确定它反映出来的问题就是我们基本上处于一种自发的本能的状态来取得这种经济成就的，没有一整套的文化或是政治的框架来支撑这个经济成就。
到了今天，这个问题就更加严峻了。我们这个在历史上曾经是文化昌明、政治成熟著称的民族，但是在今天的世人眼里，中国完全是一个完全不懂得文明规则、只懂得赤裸裸挣钱的一个暴发户的形象。这一点在举办奥运会的这个事情上表现得非常明显。中国人心里大多认为奥运会是世界文明对中国成就的一个承认，可是这个世界很明显并没有承认中国是文明国家的一员，他还只是一个很粗鄙的暴发户，这就是中国和世界的现实冲突。这个冲突里头有利益的冲突、经济层面中的冲突，这种冲突当然很严峻，但是还可以有一些解决的办法，但我觉得更应该关注的是因为中国的文明和文化建设上的缺失，它在和这个世界对话，或者说和这个世界斗争的过程中，他没有自己的文明和文化主张。这个民族表达不出来他对世界的主张，说不出来这个世界文明的基本秩序是什么，这个民族会对这个世界产生一个什么样的作用，这些问题完全不清楚。这是这个民族在对外方面面临的一个问题，对内的方面就如刚才秋风讲的，我觉得自从1989年以来，我们这个国家的共同体基本上就是破裂了，就是官与民的鸿沟已经挖开了，而且是越挖越深。我觉得中国改革这三十年最重要的成就不是经济，而是个体自我主体性的确立，他不但在经济上壮大丰富了自己，而且他也形成了自己的一个独特的意识。包括我们今年看到的电影《集结号》、还有引起很大争议的《色戒》，这些电影里头都能够反映出来，就是这种公民或个人自我主体性的确立。《集结号》和《色戒》都是用这些意识重新改写历史，这些才是非常重大的事件。姑且不论他们怎么改写，改写正确与否，但是这反映了每一代人在重写历史的时候带着当代人自己的心态、观念，可见这种自我主体性强大到何种程度。
由于官和民的分裂甚至对立，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不是一个稳定的状态，那么就意味着从根本利益来讲，中国内部的政治框架处于一个有待建立、重新建立的状态，甚至可以说需要重新确立一些国家基本原则这样重大的问题。我觉得我们应该更多地从中国的实践出发，左右的意识形态分化越来越没有意义，而且它越来越成为两种教条，妨碍了我们对现实的认识，而不是我们认识现实的有利工具。"左"和"右"的问题在民众政治生活中越来越萎缩，"左右"问题往往成为知识分子这个小圈子里的话语。当思想成为教条的时候，我们就需要从现实当中寻找新的灵感、寻找新的出发点。比如亚峰刚才提到的官民关系，我们需要了解这三十年来中国的官民关系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官和民各自有什么样的属性，我们需要做一些严肃的思考和认识。说到官民关系，不得不谈到腐败的问题。在1989年前后，权力腐败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政治问题，每一个人都会认为腐败会导致中国出现很严重的问题，但是在腐败越来越严重的今天，大家反而对这个问题已经看得不是那么重了。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反差？这中间发生了些什么变化？还有，我们需要梳理这三十年中，意识形态的东西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占据了什么样的位置，怎么样潜移默化地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意识形态本身经历了什么样的变化；再比如，我们曾经担忧中央政府财力不足的问题，王绍光、胡鞍钢他们曾经为此大声疾呼，可能谁也没有料到经过几年之后这个问题就完全反过来，成为另外一个财政过度盈余的问题。我们这个杂志就是关心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我们可以从这现象里头提炼出来什么东西。中国这三十年，或者说中国从1949年以来的政治和经济关系当中有一些什么样的独特性，它有没有一些普遍性的东西？这些普遍性的东西，我们暂且不去评估它正确与否，我们就可以观察中国人是怎么看待和接受它，会产生什么样的原则，有什么样的意义，这是我们这个杂志基本的立意。
范亚峰：感谢几位做了很精彩的发言。这次我们试图从三个矛盾五个事件来展开讨论，以问题引导而非拘泥于教条式的主义，试图形成新的分析问题的框架。
首先接着刚才几位朋友做一个评议，然后我接着谈谈自己的一些思考。首先我很同意韩德强的这样一个看法：在西方自由主义对国际政治领域缺少完整的理论论述，这个缺陷对于缺乏原创力的中国自由主义，更不可能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中国自由主义在国际政治领域基本上还是延续他们的价值判断。自由主义在中国化的过程当中，实际上是涉及到如何恰当处理"天下主义"的问题。在中国历史上，以儒家为指导的中国外交领域存在着天下主义的传统，这种天下主义由于在近代受到强烈挑战基本上趋于瓦解，现在的问题就是很大程度上对自由主义原创力的挑战，如何适当消化这种天下主义的问题。
秋风：我觉得这个问题比较重要。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基本上是一个民族国家体系，因为康德不满意这种体系，他根据自由主义的理论提出了一个世界体系的一个想象。这个世界主义的想象，未能超越现代民族国家的体系，它要解决冲突与战争的问题可行性比较小。天下主义是不是比这个世界主义更可行，当然这个需要再考察，最起码理论上是一个可以有一个新的视野。在这个方面，哲学家赵汀阳做过相关的研究。儒家的思想还有它的制度里面包含了很多深刻而且有启发性的思想，里面有很多东西对于我们去寻求当下解决不管是中国的内部治理还是关于世界的秩序安排，都应该说都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韩德强：我觉得对儒家的理解不应单纯地从制度上去理解。我一直主张要把制度的东西和文化的东西给分开来，要把精神的东西和物质的东西给分开来。整个自由主义思想在我看来是实际上首先是反基督教的，可是没反掉。从基督教来讲，福音对于自由体系是一个重要的补充、重要的平衡、重要的牵制。我们整个就是迷信政治自由主义、经济自由主义的一套理念，我们相信人的相互自利，通过博弈才能够达到世界的均衡，这是对经济自由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的标准理解。实际上这个做不到。它特别容易通向两极分化，特别容易通向道德沦丧，两极分化和道德沦丧多多少少是依靠基督教的力量来平衡在制约着。所以如果确实要全盘西化的话，不但要搬西方的政治经济自由主义还要搬基督教过来。我们开始并没有认识到基督教的作用，并没有认识到文化的作用，直到今天我们发现醒悟过来。在中国社会里曾经对物欲横流的力量、自利的力量、博弈的力量起制衡作用的，起约束作用的是曾经的共产主义理想，是社会主义理想，后来把这些东西当作臭狗屎一样扔掉了，扔掉了之后就没有任何约束了。现在腐败太严重，那是透过社会主义的传统教育才看到腐败很严重。都是自私自利了有什么腐败呀，无非是权力批发，什么权力的租赁，然后就是权力的售后服务，就是这套东西完全是可以把它市场化的。
如果说单纯是这样一种权力制约的思路，单纯是这个一个权力博弈的思路，其实我个人会觉得对于这样一种利益驱动进行平衡和制约，多种系统都有可能。原来的共产主义系统，同样可以对利益的冲动起到平衡和制约作用，你不要把它给忘记掉抛却掉，今天这个中国政府，如果这个成分完全消失掉的话，它比现在要烂得多。儒家文化可不可以起到一个平衡和制约作用，我认为同样是可以的。
我并不是把那个道德看成是遮羞布，我把它看成是一种很真实的存在。有一种表层规则有一种深层规则。个人利益多多少少有文化和道德约束。比如说，共产主义提倡大公无私，这个肯定不可能，不过反过来想，那个大私无公也很难做到。现在我们只批大公无私，不批大私无公。这样就会使得社会精神资源、道德资源一定会消失掉。
秋风：
其实，中国人道德丧失的过程中，共产主义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因为共产主义的哲学就是一个物质主义的哲学，它从来不相信什么道德，这些东西都是与物质利益相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最基本的内容就是统治阶级有统治阶级的道德、被统治阶级有被统治阶级的道德，统治阶级就是最主要的道德，每个人按照自己的利益去决定你要去做什么事情。
范亚峰：这个问题我来插几句。无论是左派、右派都会有一个共识，就是共产主义在中国已经是一个已经告别的新传统。今天虽然有一些极少数的毛派希望回到毛时代，但是大家都很清楚，这是不具有任何可能性的。深受文革和毛时代伤害的人，如果不能够高度成熟地处理好共产主义这个新传统的遗产，将会引发中国的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不稳定。否则未来新的政体和新的文化格局，就会是一种有缺陷的格局。在中国的新传统的这个问题上，需要一个高超的智慧和角度来看待。我认为对这个传统应当进行一个创造性的转化，可以往两边拉，一边是儒家，另外一边是基督教，进行创造性地阐发和解释。
在中国处理中国与世界关系上，在我看来有三个传统，第一个是儒家天下主义传统，第二是是共产国际主义，第三个随着基督教和资本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引入一个普世主义的传播。普世主义和天下主义、国际主义关系很密切但不是一回事。这里就涉及到需要在三个传统之间如何互动，形成一个关于世界与中国新的关系。
至于官与民的关系，我和秋风都认为2008年到2010年辛亥革命百年前后，这几年应该是中国的在经济转型之后，政治和文化的这种模式选择最关键的历史时期。2008年实际上既是一个危机深化的时期，同时也是一个政治转型和文化转型真正开始、真正深化的一个时期，中国这几年可能影响二十一世纪至少一个世纪，甚至一个世纪以上。
此新闻共有3页 第1页 第2页 第3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