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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一个，我开始在律协做头儿的时候，我主张办刊。所以说《北京律师》是办得比较早的。办得好与不好总是起步阶段，而且我觉得我的思路有道理，就是要把刊物办成一个基地，而不是园地，是培训我们队伍的一个基地，从各个方面培训我们的队伍。应当是这样。后来为什么一办《中国律师》我就去，我明明知道它辛苦，也明明知道吃力不讨好，但我觉得要做。就如同现在我特别喜欢咱们的《律师文摘》是一个道理。这种东西太重要了。
我想想，编一本书，编一本刊物，搞两个案例选，像这些事情我觉得是做得不错的。因为那时候我们办刊物跟现在不一样，那时候没有任何功利，就是好好地把刊物办好。现在不行了，现在印得花里胡哨的。
孙：现在干什么首先得考虑成本预算，还得有利润。
张思之：对，而且政治是第一位的，这个要命了。我们那时候没有这些玩意儿。我这人有个毛病，是不存资料的。按道理来讲，《北京律师》，我应该从第一册到现在存一套了，我没有，别人找我要也要不到。《中国律师》我曾经存了三本，一、二、三册，后来也扔掉了。
孙：这是最得意的事。最遗憾的事是什么呢？
张思之：最遗憾的事，也是我办王军涛这个案子之后我大哭一场的根本原因。作为一个律师，作为一个中国的律师，在自己的土地上，而且号称自己是执政党党员，都不能在自己的法庭上讲应该讲的话。还不是畅所欲言，畅所应言都没做到。真是挺大的遗憾。我那天晚上真的哭得好伤心。王军涛的案子办下来，那个案子我一直很沉重，我这个人有一个缺点，我太重感情了。当时那些人里面，我特别喜欢王军涛，这个人真得很可爱。这样的一个人被冤枉了，而我又不能对他给予有力的帮助，我心情特别沉重。
我离开法庭往外走，那天天气很冷，司法局局长从后边跑过来撵上我，说，讲得好！讲得好！我一句话没讲，根本没有理他就走了。因为我办这个案子从一开始就是回避记者，因为我相信记者们都是帮倒忙的。我回避记者。
这点我特别英明。当局拿我没辙的一件事就是这个事。这里我给你讲个细节，可能你知道。王军涛这个案子我跟法官一接触，法官第一句话是：“今天把起诉书发给你。”我说：“好。”“但是根据上级指示，要求我们保密，请你保密。”我说：“对不起，这个起诉书我不领了。”他说：“为什么？”我说：“我断言你这个起诉书保不了密，我不粘这个包。到时候你们失密了或者泄密了，你们首先说是我律师干的，这个事我不干，我绝对不干，我不要你的起诉书。”我就是没领。
嗨，果然泄密了！
司法局的人告诉我他们泄密了，当时叫失密了。我当时就不干了，查！不查不行，哪个兔崽子干的，这回你们不查到底，咱们绝对不干。他们就笑。那个意思就是说反正不是咱们干的，那就算了吧，我说不行，一定得查。后来才知道他们是卖了钱的。
当天之所以到了小宾馆里那么伤心，主要就是想，哎呀，中国人，中国共产党人，在自己的法庭上该说的话不能说，要你干什么呢？所以当时我拍桌子，老子不干了，坚决不干了，律师不是人干的。我绝对不干了。当天晚上我就发誓不干了。你知道吗？这叫什么玩意儿？当然这是感情用事。所以要说遗憾的话就是这个事。一直到现在我还觉得在法庭上作为律师，当然绝对不可以胡搅蛮缠，但该讲的话不能讲，这就不叫法院，真的，这不叫法院。
孙：您以前说过执业到80岁，现在又说干到90岁，还说90岁以后若有力量就要干到底，您为什么“变卦”了？这个力量来自何处？
张思之：我原来说干到80岁的时候，其实讲得轻飘飘的，没有经过认真考虑。实际上当时的想法是，我觉得到了80岁，可能我的体力、精力或者思维能力应当不能再做一个律师了，而且会很差，所以我想干到80岁。那么真正到了80岁的时候，当然一个是朋友们那次的祝寿，对我来说是很大的鼓舞，那是最直接也是一个最有力的推动。我就觉得我跟大家还是融为一体的。
我这个人的存在，如果自己不是很不争气，还应当能够有点作为。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可以自暴自弃，整天吃饱混天黑的事情我是不愿意做的。
另外，80岁那年我觉得我的体力还行，我觉得我办的案子还不至于有大的失误。
另外，这次伯尔基金会给了我一个推动力。他们让我感受到几点：第一，他们承认在这样的制度下做律师特别艰难，特别不容易，特别需要；第二，如果做得好，按照我的观点，对全球的进步，速度可能会加快一些。我现在不是说对自己估计得过高，我现在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我越来越不赞成把自己考虑成一个中国人，一个台湾人，或者把自己考虑成一个香港人，或者是一个亚洲人。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处于二十一世纪，我们这些人在考虑问题的时候应当把我们自己考虑成是一个地球人。应该是这样去考虑问题的，不管从哪个方面。从环境方面当然不用说，就是从法律方面也是应该这样考虑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如果说你还有能力，还有力量的话，该做多少还是要做多少，不要讲该休息了。我听好多人跟我讲，“你80多岁了该休息了，搞什么呀？”我知道人家这是好意，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人的存在不应该是那样的。我不知道我说清楚了没有，反正我的想法就是这样的。
孙：您以前说过如果需要有人去菜市口，那个人应该是我。那您现在如何评价当前的司法环境？还是那么悲观吗？
张思之：我只能这样讲，我对当前的司法环境很不乐观。对当前的“几个严禁”的事情我都认为是表面文章，落实不了。因为实际上“五个严禁”也不是今日事，讲了多少年了，讲了多少遍了，效果如何？众所周知。
孙：我再问一个问题。能够一直做到现在，您身体的健康非常重要。谈一下您的健康之道吧？
张思之：我看了看联合国对于人的健康的四个标准。我觉得这里面有一条我最合格，而且我也做得还算不错，就是我的心态比较平和，我没有大喜大悲，更没有更多的欲望或者是特别的要求，这些都没有，一切我都是顺其自然。我心态还可以。我想这可能是我现在之所以还没有大毛病的一个重要原因。别的我都谈不到了。我不锻炼。
孙：您说不锻炼，人家德国那边都当作新闻了，说“张思之的长寿之道是不锻炼”。
张思之：我这次在德国还出了点风头。这也是回来之后知道的。我在欧洲那边有些亲戚，他们看得多，大概我这次得奖，德国几家大报整版报道，出了点风头，其中可能就包括这个。
孙：您在年轻一代律师当中能看到希望吗？
张思之：有希望。现在的问题是这样的，我对于我们律师的估计，不是一小堆业务尖子，而是一大堆，业务上也是不错的。
他们缺乏的是另外一方面就是道义方面或者再高一点就是政治方面。在这方面跟大的环境太有关系了。比如说像浦∕志∕强那样的人，他们真的应该有意识地把自己锻炼成律师界的领袖人物，我已经反反复复用各种渠道通过各种方式暗示他希望能做到这一点。大的环境干扰太多了，影响也太大。比如说夏霖在业务方面是很漂亮，但在另外方面有小毛病。虽是小毛病，如果真正需要把自己锻炼成这个行业的领军人物，那这些毛病必须改掉。
孙：那您对青年律师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期望？《律师文摘》的青年律师读者还是挺多的。
张思之：对于年轻律师我是这样想的，对于很多年轻的律师，他们有个生存问题。比如说一些实习律师，特别是大城市的实习律师，他们有一个饭碗的问题。对于这一部分，我建议由律师协会成立专门的律师事务所把他们组织起来。因为律师协会有庞大的基金，用这个基金来支付他们的生存费用，然后去充实自己的业务。这样他没有一个饭碗之忧，他也不会在外面因为乱找饭碗而胡作非为。我觉得这是个可行之道。但是现在律师协会愿不愿意干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事实上现在北京律师协会的存款上亿，完全有这个能力，这个事情为什么不做？你们少出国几趟就可以了。
我相信我们的年轻律师被吸收进来之后，十个地方至少有六七个地方他可以进来，这样我们不就可以培养一批人了吗？当然这是从组织方面讲。从律师个人来讲，我觉得当前最重要的还是那句老话，需要读书，要学习。联合国现在都在号召“读书年”、“读书日”了。这个问题是全世界的问题，更何况我们，更要学了。确实知识的老化不是说一年一年，而是一天一天的，你不读书怎么得了，你不学习不得了，很难适应，或者说很难做好。我们现在都处于一个“万金油”的状态，哪儿痒了抹一点，那不是办法。作为律师来讲你要去治本，所以你不读书，不学习，这不是办法。
第三点，我觉得年轻律师应该按照个人需要致力于你最缺的一方面。个人的需要那是千差万别的，比如说有些人缺乏的是技巧方面的东西，那你就应当从技巧方面加强锻炼；比如有一些人缺乏意志方面的东西，咱们不讲道义方面，那你就应当在这些方面加强锻炼。这种东西一定要有意识地去克服自己的不足，去弥补自己的缺陷。我说只有这样才能进步。大轰大嗡不行。
中国的年轻律师，按照我现在接触的人来看应该说还是有前途，有希望的，就是缺乏组织，缺乏一些认真的培训，缺乏认真的引导。队伍缺乏“头羊”，讲高一点还是这个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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