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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主转型路径探讨”征文
一
公元二零一零年的十月八日，一个来自北欧的声音刹那间传遍了全世界，这声音让全球的目光聚焦中国，让这个日子载入中国和人类历史的史册。这日下午五时，挪威诺贝尔委员会，一个被誉为地球上拥有“上帝般令人敬畏和仰望的权威”的机构，将和平奖的冠冕戴在了一位中国公民的头上，以表彰他“长期以非暴力的方式，对中国基本人权的保障所做出的不懈奋斗”。而这位54岁的最新和平奖得主，此刻尚在中国辽宁的锦州监狱服刑。他的名字开始在世间传颂，作为标志性的人物，以他为代表的群体为权利和自由所从事的抗争开始为世界瞩目。
这一天无疑已成了“中国日”。世界各国的媒体展开密集报道，报纸、电台、网页随即扩充本年度诺贝尔和平奖的报道专辑，联合国和许多国家、地区的政府纷纷发表声明，向高墙内的和平奖得主表示祝贺或是致敬，国际人权组织、非政府机构、世界知名人士纷纷要求释放他，以及其他的人权活动人士。两岸四地和海外的华人世界，多少人突破新闻封锁，奔走相告；多少人相聚欢庆畅谈，热泪盈眶；多少人闻讯彻夜难眠，心潮澎湃。人们欢笑，为中国人捍卫人权付出的努力终获国际社会的肯定感到欣慰；人们流泪，为他和他脚下的这块土地上连绵不绝的苦难而哭。
这个伟大奖项照亮了很多人的心，却道出了一个尖锐的事实。它像拨开乌云的弧光，将一个红色王朝竭力打造的盛世景况，像肥皂泡沫一样轻轻地吹散开去。这是不屈的自由精神的凯旋，却是王朝粉饰太平的失败。王朝自诩已成长为经济的巨人，却只不过是人权和道德的侏儒。那些被傲慢的权力捂住的问题，如今已无所遁形；那些被系统性谎言涂抹的真相，如今赤裸裸地呈现在全世界面前。在王朝经济总量夺人眼目的背后，制度性的腐败和人权灾难却愈演越烈，国民个人在不受制衡且张狂的国家机器面前无比脆弱，孤立无助；无数的国民在公权力的侵凌下痛苦呻吟，冤苦无告。无论经济指数多么亮丽耀眼，一个接着一个的盛会多么流光溢彩，王朝治下的人民仍旧摆脱不了臣民甚至贱民的命运，仍旧争不来一个公民的身份，和人的权利，历经一甲子这种命运也没能根本改变。
所幸即使是在阴云密布的天空下，总有一线光明在散播。一甲子以来，这块土地上总有为自由而坚守、为权利鼓与呼的人。他们不愿听任摆布而无奈地接受现实，或是放弃思考去默默地忍受屈辱，他们毅然决然地走出“瞒和骗的大泽”，去对抗无边无际的黑暗和苦难，他们抗争过、呐喊过、牺牲过。在幽暗的油灯下，清苦的劳改农场中，阴暗的牢房里，流亡异国的土地上，甚至在走向刑场的路上，他们紧拽着不让时代往地狱里沉沦，他们挣扎着要在暗夜里发出一点微光，发出一种声音。这声音将戳穿用谎言编织成的厚厚的帷幕，还将说出百姓的困苦和哀声，令那能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王朝惶恐不安。正是有了他们的存在，让后人看到了希望，看到了人类不可摧毁的心灵自由和摁不灭的人性之光。
当我们回眸一甲子来时的路，正是这些点燃自己照亮黑夜的灵魂，使那些黯淡无光的年岁有了些许亮光，让我们看清那罪恶的时代，让我们不至于陷入绝望而能够在暗夜中期待晨光。今天当我们欢呼或是流泪，我们不会忘却那些悲壮的灵魂，更令我们感到欣慰的是，他们的精神并没有随着肉身的逝去而流失，而是在后来者的身上得到了延续和传承。在今天这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荣耀的华冠之上，有着他们播撒的光辉。
二
1957年，红色王朝第8年，一场被领袖称为“阳谋”的政治运动席卷神州大地，史称“反右运动”。这年秋，一位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的女生被打成“右派分子”，这位女生其后的言行作为使她成为这场运动中对自身信仰最撼人心魄的坚贞的受难者。她叫林昭。
林昭被打成右派的起因是：北大学生张元勋等人贴出了一张大字报“是时候了”，揭开了北京大学的一场思想大辩论，辩论中有学生认为该大字报的言论是反革命煽动，林昭公开反对这种上纲上线的批评，厄运随之降临。随即林昭被打成右派，她吞服大量安眠药自杀，被及时抢救过来，组织上认定她在搞对抗、“态度恶劣”，随后对她加重处分：劳动教养三年，之后被送到人民大学新闻系资料室接受群众“监督改造”。后来论及这场运动及其对整个民族的伤害时，林昭控诉道：“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是腥风血雨的、惨厉倍常的、臭名远扬的丑剧，是‘官逼民反’。”、“ 我们的青春、爱情、友谊、学业、事业、抱负、理想、幸福、自由，我们之生活的一切，这人的一切几乎被摧残殆尽地葬送在这污秽、罪恶、极权制度的恐怖统治之下，这怎么不是血呢？”
1960年，林昭与张春元等人合编针砭时弊的《星火》杂志，她的长诗《海鸥之歌》和《普鲁米修斯受难之日》在《星火》第一期上发表。林昭还与张春元、顾雁等人一道四处搜集各地党政负责人和民主党派负责人的名字，将杂志上的文章寄给这些有影响力的政要，希望他们正视人民的苦难，遏止极左政策，结果牵涉《星火》的几十个人被作为“反革命集团”全部抓捕。这年10月，林昭被捕入狱关押于上海提篮桥监狱，罪名是“阴谋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罪、反革命罪”。
狱中的林昭坚持信仰、拒绝违心的服从，被狱卒视为态度恶劣而遭受严重虐待。但林昭始终不肯屈服，监狱当局不提供纸和笔，林昭就划破身体，用血在白色的被单上甚至墙上写作，书写了二十万余字的血书和日记。林昭控诉当局对她的残酷迫害，指出阶级斗争理论的荒谬，批判个人崇拜，阐述对民主自由、人权人道、法律和经济私有化、军队国家化的一系列设想。她痛斥体制和被抬上神坛的领袖：“长期以来，当然是为了更有利于维持你们的极权统治与愚民政策，也是出于严重的封建唯心思想和盲目的偶像崇拜双重影响下的深刻奴性，你们把毛泽东当作披着洋袍的真命天子，竭尽一切努力在室内外将他加以神化，运用了一切美好词藻的总汇与正确概念的集合，把他装扮成仿佛是独一无二的偶像，扶植人们对他的个人迷信。”在遭到惨无人道的迫害和摧残的境况下，林昭仍发愿要做一个“年青的反抗者”、“反对‘暴政’的自由战士”，她写道：“既然从那臭名远扬反右运动以来，我已日益看穿了那伪善画皮下狰狞的罗刹鬼脸，则我断然不能允许我堕落为甘为暴政奴才的地步。”、“我相信成千上万个鸡蛋去撞击，这顽石最终会被击碎的！”
一颗高昂的头颅在黑暗的年代里倒在了血泊之中。1968年4月29日，林昭被判处死刑后在上海龙华遭枪决，三弹殁命，年仅36岁。这片土地太肮脏了，容不下一个质本洁来还洁去的高贵女性。两天后，公安人员来到林昭母亲家，索取5分钱子弹费。林父在女儿被捕后，服药自杀。林母精神失常，后死于上海街头。
三
1966年2月，王朝第18年，一位23岁的北京人民机器厂的学徒工在《文汇报》上发表文章《和机械唯物论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质疑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中的“阶级分析观点和机械唯物主义观点”。3个月后，一场史无前例的国家恐怖主义浩劫在中华大地拉开序幕，史称“文化大革命”。红卫兵响应领袖“造反有理”的号召，高呼着“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口号，手握红宝书挥舞着铜头皮带杀向社会，所有出身不好的“狗崽子”首当其冲。这位学徒工此时又拍案而起，撰写出一系列文章去抨击当时甚嚣尘上的“血统论”——长辈的血统决定个人的前途命运。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篇力作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标题曰《出身论》。他叫遇罗克。
自红朝于四十年代末得鼎直至七十年代，以“人民”的名义将子民根据阶级成分划分为三六九等，每个人的升学、就业、入党团、参军等几乎所有攸关个人前途的事情都与出身挂钩。这种荒谬绝伦的出身血统论像瘟疫一样肆虐中华，数以千万计的青少年仅因他们的父辈或祖辈是所谓“地主、富农、反革命、右派和坏分子”的缘故，从一出生就被剥夺了与其他同龄人同等的权利，此种谬论到了文革更是登峰造极，许多地方爆发了滥杀地富反右坏分子及其子女的狂潮。遇罗克的长文《出身论》正是对这一反人权、却占据着社会主流思想的论调和做法进行了强烈的批判，他质疑：“反动的唯出身论者，……重新形成新的批上伪装的特权阶层，以至反动的种性制度，人与人之间新的压迫。”“‘出身压死人’这句话一点也不假！类似的例子，只要是个克服了‘阶级偏见’的人，都能比我们举的更多、更典型。那么，谁是受害者呢？像这样发展下去，与美国的黑人、印度的首陀罗、日本的贱民等种姓制度有什么区别呢？”，他宣告“任何通过个人努力所达不到的权利，我们一概不承认。”
今天看来，遇罗克只是用最简单的理论、事例说出了一个再平常不过的道理，但在那个是非颠倒、指鹿为马的年代，却是一种极其难能可贵、大无畏的独立思考精神和勇气。在那个不把人当“人”看待的荒诞时代里，遇罗克争取自身作一个“人”、挺身维护千万名“被侮辱和被损害的” 人权的思想和行动，让一整个时代的人为之动容，让无数的后来人为之感佩。毋庸置疑，《出身论》即是文革中国的“人权宣言”、红朝贱民的“解放宣言”。遇罗克堪称二十世纪人类波澜壮阔的人权事业在中国的先行者。
最疯狂血腥的年代容不下一个独立思考的清醒者。正如遇罗克自己所说:“世界在发疯，理智的人注定是要做祭品的。”，但他表示：“假如我也挨斗，我一定要记住两件事：一、死不低头；二、开始坚强最后还坚强。”。1968年，遇罗克被扣上“大造反革命舆论”、“思想反动透顶”、“阴谋进行暗杀活动”、“组织反革命小集团”、“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等罪名，旋即被捕。大地之上飘舞着腥风血雨的年头，一头无辜的羔羊将要被吞噬。1970年3月5日，遇罗克在北京工人体育场被宣判并执行死刑，年仅27岁。
四
1986年，王朝第38年，一位68岁的老共产党员、杂志副主编、作家在《深圳青年报》、《深圳特区工人报》上发表署名文章“一党专政只能导致专横”和“两极分化之我见──与邓小平同志商榷”。两文毫不避讳地指出体制流弊，指名道姓批评总设计师。文章一出，高层震竦，朝野震惊。这位作者，叫王若望。
翌年，继文革后的又一场政治运动开始发动，史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中《深圳青年报》遭整肃取缔。这年年1 月，被指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老祖宗”的王若望，与另外两位执政党内主张民主化的人士同时被开除中共党籍，并遭全国范围批判，攻击其“攻击社会主义制度，丑化和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反对和歪曲党的现行政策等”。3个月后，王若望冒着“估计会有更严重的横逆袭来”的风险，发出《致邓小平的公开信》。他以一个资深作家和社会活动家的身份，发出振聋发聩的呼吁：民主运动是历史进步的动力；封锁新闻自由助长当政腐化；学学经国先生加速改革步调。王若望语重心长地对掌权者劝诫：“如果政治体制与执政党本身不进行改革，真有万千的好人，一旦坐在那样的位置上，也会变得专制，目空一切或蜕化变质，而新闻报刊的独家包办，又助长了藏垢纳污、为非作歹和滥用权力。”、“因此，如此反民主的专制独裁的体制不仅调动不起人民创造力，经济改革也难以为继……开放言论新闻出版自由也是势在必行，它是深入政治改革，真心做到安定团结的发动机和开路机。没有舆论自由的安定团结，至多是维持万马齐喑奴隶式的安定团结，请不必用‘安定团结’作籍口，来作为向人权、向民主运动开刀的理由吧!”
忧患民族前途的启蒙先驱注定了命运的颠沛流离。这位声名卓著的作家和老革命逐渐沦落成了一个囚犯、一个流亡者。这年 8月，王若望被以“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罪名逮捕，以71岁高龄开始他平生的第三次入狱。一年后获释之后，他创办《民主论坛》刊物，继续为民主化求索呼吁。再后来他携夫人流亡美国，晚年得知身患绝症时以一句“宁肯客死他乡！”，拒绝了当局的“不可再发表批评文章，不可接触‘敏感人士’”的回国条件。历史悠久的土地不愿接纳一个风骨嶙峋的老人，一位将一生托付给中华文化的老人落叶归不了根。２００１年，流亡近十年的王若望成为一位至死无法归国的流亡者，在对家乡和子女的思念中在异国他乡与世长辞。
五
2005年，王朝第57年，新世纪的一场整风运动全面开展，简称为“保先教育”。这年，一位50岁的长期致力于人权运动和民主宪政的独立作家在海外出版了一本著作：《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表达他寄希望一个未来“自由中国”的来临于今日中国的“民间社会”。他在书中的“作者手记”里这样阐述：“当中国民间的权利意识和自由意识觉醒之时，推动中国变革的根本希望就不在官府而在民间。觉醒之后的国人，只有坚持体制外立场和持之以恒发出独立的声音，必将逐渐凝聚成组织化的民间压力。这才是催生民间的自发建设性力量的根本动力，也是使体制内部发生有益变化的最佳压力，是形成官民之间的良性互动的最佳方式。”这位作者，就是刚刚荣获诺贝尔和平奖的刘晓波。
这本著作是刘晓波长期思考、写作和投入人权事业的思想结晶。正如挪威诺贝尔委员会颁奖词所说：“二十年以来，刘晓波一直是基本人权在中国实践的代言人。他曾参加了1989年的天安门抗议；他是作为中国人权宣言的《零八宪章》的执笔人——该宪章发表于2008年12月 10日，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60周年纪念日。次年，刘晓波便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之名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被剥夺政治权利两年。刘先生一直明确表示，此审判既违反了中国宪法，也侵犯了基本人权。此项旨在确立普世人权的中国实践的运动，得到了海内外众多中国人的支持与响应。纵然身陷刑罚，刘晓波已经成为了方兴未艾的中国人权奋斗的标志与丰碑。”
二十多年来，刘晓波从一位知名的体制内学者走向并深深扎根于民间。他持之以恒地抨击时弊、声援民间维权、呼吁国家进行民主宪政改革，逐渐成了一个失去了讲台的教师、失去了发表园地的作家、失去了发言场所的公共知识人，甚至屡被跟踪、监视、软禁、数度入狱，2009年圣诞节又被判予11年重刑。但即使被投进监牢，他在法庭上依然宣示“我没有敌人。”，他说：“因为仇恨会腐蚀一个人的智慧和良知，敌人意识将毒化一个民族的精神，煽动起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毁掉一个社会的宽容和人性，阻碍一个国家走向自由民主的进程。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够超越个人的遭遇来看待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以最大的善意对待政权的敌意，以爱化解恨。”
写作本文时，这位“以最大的善意对待政权的敌意”的54岁作家和人权活动家仍然陷身囹圄，被墙壁堵住了嘴唇，被高墙挡住了阳光。世界各国无数的人们在为他的健康担忧，为他呼吁，为他祝福。
六
林昭、遇罗克、王若望和刘晓波，四种人格形态，四种思想历程，四种人生轨迹。在一个堕入网罗和戾气的国度里，这四个不同时空、气质各异的人，全都选择了相同的生存方式：抗争，与此同时也就选择了相同的归宿：牢狱，甚至，血洒刑场。在一堵斧钺在前的高大墙壁面前，他们凛然不易其色，执着地要去做一只与之相撞的鸡蛋，虽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
在一个靠世故、麻木、随声附和才能生存下去的国家，他们不幸全都是纯真的孩子。他们对自己的国家有着单纯而美好的关怀和梦想，24岁的林昭是赤子，23岁的遇罗克是赤子，68岁的王若望和50岁的刘晓波同样也是赤子。可在这个吃人的尤其是吃孩子的国族，拥有一颗赤子之心的人，都不可避免地要走向被压制、被囚禁、被流放、被杀戮的不归路。他们四个人除了沦为刀俎上的鱼肉以外，没有别的路可走。这是民族的莫大羞辱，却是他们的无上光荣。今日刘晓波荣获的光荣奖项，也是属于林昭、遇罗克和王若望的奖项。这枚崇高奖项同时也是在向他们致敬，向一甲子以来包括他们在内所有起而抗争的赤子们致敬。
林昭的长诗、遇罗克的文章、王若望的公开信、刘晓波的著作，穿越红朝得鼎以降反右、文革、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保先教育几大政治运动的历史云烟，并以悲壮之势与之展开对决。这场不对称的战争以焚书坑儒告终，却戳穿了王朝冠冕堂皇的理想，和精心包装的谎言，将固若金汤的王朝大厦撕开一道口子，令色厉内荏的王朝胆战心惊，颤抖不已。在这片国土之上只通行一套价值系统，只允许发出保持一致的声音之际，这些锋芒锐利的文字，以喷薄之势宣告权杖并不能够所向披靡，良知和人心并没有死绝。六十载中国，罕有的纯正的汉语文字作品就是由这些“国家的敌人”书写出来的。这些饱含血泪的文字，捍卫了千载而下汉语言的纯洁，同时也保存了古老民族的一丝血脉，它们是这个东方民族落入劫难和深渊之后，仍能够拨云见日的希望之所在。
一甲子的乌云，笼罩着一个国运蹉跎的国家。在历史的关节点，从林昭的1957，遇罗克的1966，到王若望的 1986，再到刘晓波的2005，可以看得出，奋力挣开枷锁冲出黑夜重围的清醒者，早先是一个涉世未深的女大学生，一个国营工厂的学徒工，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站出来的却是一个年轻时就投入革命、19岁时入党、年逾花甲时已是名重一时的老作家，和一个以“文坛黑马”之姿声名鹊起、正处于事业上升期的体制内青年学者。他们的觉醒之所以更出人意料，对时代人心更能产生莫大的影响力和冲击力，是因为他们已获得的体制内的身份和地位。他们宁愿放弃这一切，全因他们在体制内部看穿了一个意识形态的神话，也看清了历史的脉络和必然走向。他们的觉醒也让人看到，这个巨型的体制怪兽，不仅与普天下所有的独立思考者为敌，也是其内部向往自由者的炼狱。
让人稍感欣慰的是，为了拥抱自由也为了同胞获得自由，八十年代的王若望和今天的刘晓波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并没有像以前的林昭和遇罗克那样惨遭虐杀。当年，林昭在受尽磨难后孤独地死去，遇罗克则在万人齐呼的“打倒”声中凄凉地死去。今天，无数的国人选择公开或者默默地支持王若望和刘晓波，自愿地与他们站到了一起。这一显著的变化，表明肇始于一九八零年代的公民社会，虽步履蹒跚却也在曲折艰难中逐渐成长；更值得关注的是，二零零零年代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言论和监督空间的扩大也导致民间社会的进一步勃兴。正因为此，曾经像铁桶般紧箍着的密不透风的王朝再也不是“率土之滨， 莫非王臣”了，权利意识和自由精神也像早春三月的野草那般，在这片国土上肆意疯长了。
与此同时，昔日的林昭、遇罗克们像陨星一样划破夜幕后，随即被湮灭在大地之上消失得无影无踪。今天的王若望、刘晓波们则逐渐浮出地表，已经并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他们的名字。昔日的芸芸众生翘首仰望王朝的仁政，今天则有越来越多的人将目光投向民间，或扎根于民间社会以点滴之功开拓荒土。今天这个崇高奖项的授予正意味着，这个国家的社会变革从此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她既是把荣冕交给一甲子岁月中不愿匍匐在地的所有自由之魂，也是对致力于以和平方式争取人权和自由的民间抗争精神的肯定。在这民心思变的时代，充满希望的民间从新的起点启程，必将走向公民力量充沛的前程，而再怎么嚷着要复兴要崛起的王朝，其前方也注定了将是一块墓地。王朝坚硬的纸已经包不住民间腾跃的火，王朝铸就的金盾已经阻挡不了民间挥舞的长矛，民间的律动就像那奋力涌向岸边的海浪般不断冲击着顽石，不抵达自由的彼岸是不会停止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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