湛蓝的环宇，闪烁的星辰，静谧而幽深，朦胧而神秘，一颗颗流星，从天际划过一道道银色弧线，仿佛抒写着神话般的传奇，宛如一个梦幻，一幅画卷，一首诗篇。这一美景，却也时常不尽人意，被漫漫长夜笼罩和湮没。似乎又在传递着一声哀叹：人间冷暖，世事沧桑哪……
这是「辛亥百年风云人物学术研讨会暨先贤臧启芳追思会」的会幅，覆盖了旧金山希尔顿酒店会议大厅正前方的整面墙。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专家和民主人士，以及臧启芳老先生的几代后人，汇聚于此，他们是：李桂琴、戴晴、万润南、陈奎德、吴国光、刘海岩、杨建利、盛雪、封从德、费良勇、王希哲、朱学渊、杜欣欣、黄肖路、方政、唐元隽、张小刚、阿海、严力、董昕、刘绍夫、顾明、贺军、洛桑尼玛、汪岷、林牧城、陈汉中、草庵、刘因全、郭保胜、陈维健、臧英年、臧凯年、臧素莲、臧雪莲、臧锡光、韩莉、臧锡慧、高飞、臧大化、臧大成、卢杰等百余人。
会场
与会者目睹着眼前的一片星空，犹如天穹群星闪烁，先人应是未眠。主持人盛雪娓娓道来：我们将超越时空，与伟大的灵魂交流、对话…… 二月二十六日至二十七日，研讨会如期在此举行。
「辛亥革命」后的历史盲区
人们常说：以史为鉴，将历史作为一面镜子。可是我们中国人所面对的历史，是一面破碎而缺失的镜子。统治者们总是根据自己的好恶、利弊，有选择地记录历史，刻意愚弄天下百姓。「辛亥革命」以来的百年历史真相，长久的被历史混淆、掩埋，被人们漠视，甚至被权力扭曲、抹杀……
去年九月，台湾学者唐启华出版了一部名为《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1912~1928）》的著作，该书填补了两岸史学界的一项空白。对于北洋政府，国共两党在修史上，都出现了选择性空白，或者说真空。我们这代人对北洋政府的记忆是：军阀混战，卖国条约，屠杀学生等等。
难道北洋政府真的如此昏聩无能、一事无成吗？那个时期就没有好人和俊杰了吗？《北洋修约史》的答案是否定的，它告诉读者：北洋政府并不只是「颟顸」、「误国」、「无能」、「卖国贼」和「汉奸」，相反，它拥有一批被「列强外交档案中形容为狡猾、优秀、难缠的北洋外交官」，而这些外交官在中国教科书中，都成了「买办」、「走狗」等，他们的努力和成果被历史一笔勾销。
时势造英雄。二十世纪初的「辛亥革命」大时代，是中国历史上人才辈出的时代。北洋政府至少有魄力、有度量将中国第一高等学府北京大学的管理权，交给了国民党的蔡元培，这与今天的中共统治，简直是天壤之别。在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二八年的北洋政府年间，许多杰出的英才、人杰，都被历史忽略，被岁月遗忘。唐启华先生的《北洋修约史》，只是对这一时期的外交领域进行了梳理、研究和挖掘，重现了这段真实的外交史。在其它领域，同样存在着大量的历史缺失和空白。「辛亥百年风云人物学术研讨会暨先贤臧启芳追思会」，无疑是一次跨越时空的回眸、沉思和探索。戴晴女士道：由「民间（家族后人）出面叩问历史」，「对中华民族未来事关重大」。
「辛亥百年风云人物学术研讨会暨先贤臧启芳追思会」，就这样翻回到了历史的那一页……
吴国光
女中豪杰「唐大姐」
吴国光教授的演讲，揭开了「辛亥革命」的历史回顾。
赵紫阳执政时期，吴国光曾任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办公室成员，他毕业于北京大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硕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马洪的秘书，《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编辑，曾参与一九八六至一九八七年中共政治改革政策的研究与制定，是中共十三大报告政治改革部分的起草人之一，是赵紫阳政治秘书鲍彤的助手。
吴国光的演讲题目是：「唐大姐和E先生：略论辛亥革命与民主制度建设」。他介绍道：对于「辛亥革命」时期的女英雄，大家熟记秋瑾，事实上那一时期的女中豪杰不少，唐大姐就是个典型人物。
之所以称之为唐大姐？有两个原因：一是唐大姐作为华兴会唯一的女会员转入同盟会，成为同盟会中第一个女会员；二是唐大姐比相继加入同盟会的何香凝大三岁，比秋瑾大六岁，所以，同盟会的会员都尊称她为「唐大姐」。
唐大姐自然有大名：唐群英（一八七一年至一九三七年），字希陶，号恭懿，湖南衡山县新桥镇人，出生于官宦之家。唐群英的叔叔伯伯都在清廷任职，有的官至提督、奉政大夫、武功将军、建威将军，并赏换花翎，被授予「靖勇巴图鲁」称号。「巴图鲁」在满语中是「勇强之勇，勇冠三军之勇，勇为之勇」，作为赐号，应该是英雄之意。唐群英的父亲，名星照，号少垣。咸丰年间，因功升提督，赏换花翎，并被赐予「长勇巴图鲁」称号，简放江西袁临协镇都督府，统领镇字马步全军，诰封振威将军。唐群英的母亲曹氏被诰封一品夫人。
唐群英的丈夫是曾国藩的一位堂弟。可是结婚没几年，丈夫就病逝了。唐群英生性豪放，蔑视旧礼教，她在《书怀》一诗中写道：「斗室自温酒，钧天维换风」，表达了她扭转乾坤的革新壮志。唐群英在丈夫家时结识了秋瑾。一九〇四年，秋瑾赴日本寻求救国之道。唐群英得到消息后，立即追随而去，成为秋瑾的同学。并在日本加入同盟会。
唐群英是最早的女权运动家。「辛亥革命」成功，唐群英发起建立「女子后援」、「女子北伐队」，被推为队长。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她作为「女界协赞会」的代表，受到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的接见，被孙中山誉为「巾帼英雄」，并荣获总统府「二等嘉禾勋章」。但「辛亥革命」以后一段日子，同盟会取消了政纲中「男女平权」的内容，不让女子参政。由此，导致了一场全国性的论争。唐群英「慨以女权运动领袖为己任」，积极领导了争取「男女平权」的活动。唐群英等先后五次向孙中山和临时参议院上书，但是，这些提案竟未被临时参议院接受。于是，唐群英在一次参议院开会之机，率领一群女子冲进会场，打碎参议院玻璃窗，踢倒警卫兵，造成轰动全国的「大闹参议院事件」。所以，有人称：今天台湾立法院议政期间出现斗殴事件，也是历史延续。也有道：议会斗殴，总比两军对垒、上街枪杀百姓要强。
唐群英的女权运动，一度使袁世凯颇感头痛。在唐群英的努力下，「女子参政同盟会」正式成立。会上通过了唐群英等起草的十一条政纲，并联络北方女界，要求参议院给女子参政权。对此，袁世凯极为忧虑，他公开阻止「女子参政同盟会」北上。
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时，唐群英质问主持改组工作的宋教仁，抗议党纲删去「男女平权」的内容。在正式改组为国民党的会议上，唐群英盛怒之下，上台打了宋教仁一记耳光。
对于唐群英等领导的女子参政运动，孙中山持肯定态度。但随着一些革命党人在政治上日益妥协，孙中山也「爱莫能助」了。在孙中山的劝说下，唐群英转而致力于女子教育，开办了「中央女子学校」、「女子美术学校」、「自强职业女校」和「复陶女校」，还创办《女权日报》等。唐群英为振兴中国女学，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五日，唐群英病故。
一九九七年，国民党元老陈立夫为纪念唐群英逝世六十周年，题书「女权斗士」。
吴国光所指的E先生，即（E—elections），选举制度，是现代民主制度的核心。唐大姐的人生经历，恰恰为我们后人展示了当年唐大姐领导的女子参政运动，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女权运动。这个历史人物，对今天公民选举制度的实践，是一个很好的范本和启迪。
陈奎德
宪法之父张君劢
《纵览中国》主编、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教授，做了「失踪的『宪法之父』——张君劢」的演讲。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大陆出现了一部《河殇》电视纪录片，在当年中国大陆的思想界引起强烈地震，该片由对中华传统黄土文明进行反思和批判入手，逐步引入对西方蔚蓝色海洋文明的介绍，从而表达了对西方民主文明的向往和追求，为当时的社会意识带来了极大的冲击，也可以说是对「八九民运」起到了思想动员。陈奎德当年在上海任《思想家》主编，呼应北京，是八十年代文明反思的重要成员。
张君劢是江苏宝山（今上海市宝山区）人。他是徐志摩第一任夫人张幼仪的哥哥，前中国银行董事长张公权是其四弟。张君劢是近现代著名学者，亦被认为是早期新儒家的代表之一。他早年曾留学日本、德国，研读政治经济学和哲学，学贯中西，一生主张以传统中华文明为根基，吸纳西方先进文化，力图以改良而不是革命的方式，把中国建成一个与本民族传统相适配的民主宪政国家，毕生为此目标而奋斗。
台湾现行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拟者是张君劢。虽经该《宪法》已经七次修改，但文本的基本架构未变。中国国民党在一九三六年原本有个宪法草案，俗称「五五宪草」。但因抗日战争，遂束之高阁。一九四五年，抗战结束，社会要求结束「训政」、实施「宪政」的声浪日高；又因为中共武力夺权势头日盛，使得「行宪」与「和平」成为当时重中之重的期盼。国民政府遂于一九四六年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政治、军事、国民大会与宪法四大议题。由政治协商会议推举孙科（召集人）、邵力子、王世杰、董必武、秦邦宪、周恩来、张君劢、陈启天、曾琦、馀家菊、傅斯年、王云五、莫德惠、章伯钧、王宠惠、史尚宽、林彬、吴尚鹰、戴修骏、吴经雄等，组成修宪小组。由于修宪小组来自各方代表，并无成形的主张。于是张君劢主动拟定了一份草案，交予孙科。据张君劢自述：「有一天我告诉孙哲生（即孙科）]先生，我已草拟了一部宪草，大家要也好，不要也无所谓。谁想就此被接受了，由雷震秘书长印出来，作为讨论的基础。」
这其中还有个插曲，某日，周恩来跑到张君劢住处哭诉：「你怎么把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列入宪法第一条了呢？这样我们还能有什么作为呢？」张君劢不急不缓地回答：「你有没有看清楚？第一条是『中华民国基于三民主义，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国』，所谓『三民主义』，这里其实是『民有、民治、民享』的『三民』啊！这『三民』不就是美国林肯总统的『三民』吗？你有什么好反对的呢？」于是周恩来说了声：「我懂了」，走了。《宪法草案》虽然有了定局，但是由于中共代表秦邦宪坠机身亡，而接替的李维汉对于宪法不像秦邦宪那样认真，只说「此项草案，只不过是纪录，不受约束」，于是宪草又似乎将要胎死腹中了。不久，张君劢把宪草译成英文，给马歇尔看。马歇尔是「二战」中的英雄，五星上将，被美国人誉为「祖国的托管者」，退役后，作为美国总统杜鲁门的特使调停中国事宜。或许是由于马歇尔的压力，九、十月间，蒋介石还是把这部《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付诸通过，于是才有了今天的这部《中华民国宪法》。从整个过程来看，张君劢先生始终起着主导和推动的作用，称他为中国的宪法之父，一点也不为过。以后的学术界也有称：这是中国迄今为止最好的一部宪法。
由于国共内战的大结局，张君劢意识到他无法选择在国共任何一方的庇护下生活，无奈飘零海外，于是彻底转入儒学探究。因而，张君劢在两岸、在国共两党之间，迄今均被忽略了，他的历史功绩也被一笔勾销，成为一个被遗忘的历史人物。
张君劢先生，对今天中国的民主运动来说，不仅是历史典范人物，而且依然对今天的宪政道路起着鼓舞和楷模作用。
戴晴
宪政推手张耀曾
戴晴是中共元老叶剑英的养女，但她毅然背叛了她所属的阶层，选择了追求民主之路，二十年来，被世间传为佳话。戴晴也是国内著名的作家和持不同政见者，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戴晴此次专程从北京赶来旧金山赴会，在谈到臧启芳、何其巩和张寿镛等历史人物时，戴晴说：「他们这批人的共同特点，是高贵的人格、独立的精神、临难不苟和无私献身。」在研讨会上，戴晴作了「结束专制，开启宪政—— 張耀曾的『憲政救國』」的演讲。
张耀曾是云南大理喜洲人，出身于书香世家，是辛亥革命先驱、法学学者。他早年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攻读法学。在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影响下，投身革命，加入同盟会，并在东京创办革命刊物《云南》杂志，担任总编辑。他撰写了《论云南人之责任》等许多革命文章，鼓励云南在日留学学生积极参加民主革命。武昌起义后，张耀曾以西南代表资格任临时参议会议员，同时担任同盟会总干事。一九一二年成立国会，被选为国会会员，当选为众议院法制委员长，亲自草拟了宪法初稿。袁世凯解散国会称帝，张耀曾愤然离国东渡日本续学，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后从广东回云南，协助蔡锷策划护国反袁起义，联络反袁活动，组织护国军。袁世凯死后，张耀曾担任司法总长，不辞辛劳，制定法典、审判官的职责、监狱制度等重大法规，他迫切希望国家成为一个法治国家。一九二四年，张耀曾同国务总理黄郛等人在北京组织临时内阁，摄行大总统职务。一直到张作霖入京，张耀曾辞官，去上海当律师，任大学教授。曾经担任「七君子事件」的辩护律师。
戴晴的演讲报告，也为北洋时期有好人，有能人，有志士给出了佐证，张耀曾不仅是北洋政府中一位杰出的人才和精英，也是中国民主宪政道路上的倡导者和推手之一。
刘海岩
集众学一身的臧启芳
臧启芳是大时代的历史人物，他曾留学美国，学成后投入了当年「教育救国」的大潮流，他是经济财政和市政管理的杰出精英，在民国政府时期曾担任过天津市长，东北大学校长、财政部顾问、教育部教育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立法委员等职，他在那个大时代为中华民族做出了应有贡献。
臧启芳先生不应该被历史遗忘。
臧启芳在北洋政府执政时期，曾任东北大学法学院院长。但还有另一种说法，持此一观点者，有一定的历史背景，此人是张学良的秘书王益知，他在一九八九年香港出版的《张学良外传》一书中说：「『东大』校长由张自兼，副校长前后有三人：刘风竹、臧启芳、王卓然。」这与目前出现的臧启芳生平记载，以及臧启芳本人的自述中，那一时期「臧启芳是『东大』法学院院长」一说，显然不一致。这背后自然另有一种解说，在这里我无法展开细述。
臧启芳先生担任天津市长只有半年，任期是否短了？这半年臧先生做了什么？天津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刘海岩，从事历史研究多年，研究领域主要是中国近代史、城市史，主要著作有《近代天津城市史》。刘教授从史学出发，给大会讲述了一个非常翔实和精彩的故事。
刘教授首先对臧启芳天津市长任期半年作了解释：虽然臧先生任期只有半年，但北洋政府结束，至日军占领天津的九年间，国民政府对天津市长一职曾换了十三人，按照当年国民党的新政，臧启芳的任期是正常的，也属于普遍现象。
刘教授介绍道：臧启芳先生担任天津市市长期间，充分发挥了他经济财政和市政管理的英才，在这短暂的半年中，他收回比利时租界，致力推行市政，倡组城市设计专家委员会，通盘设计规划城市，按照现代方式推动城市的建设与管理；他力图推进政府与社会合力慈善救济事业，解决当时困扰城市的贫困问题；他勤于政务，身体力行，致力解决诸多社会问题；臧启芳先生廉简奉公，是为民国一代精英之典范。
刘教授用生动的例子，讲述了臧先生这一时期的政绩，并给了很高的评价。
阿海博士讲述的臧启芳先生生平，生动而活泼，会场不时报以笑声。
朱学渊博士讲述了臧启芳先生在东北大学的一段经历。一九三七年，东北大学改为国立，国民政府任命臧启芳为校长。入川的东北大学，在臧先生的领导下，几经扩建扩编，一九四二年已经有文、理、法、商四学院十一系，有著名教授蒙文通、高亨、陆侃如、冯沅君、赵纪彬、萧一山、董每戡、姜亮夫、金毓黻、丁山、叶丁易、陆茂德、杨向奎、杨荣国、姚雪垠等。抗战期间，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陈果夫视察了东北大学，他的评价是：在所有流亡、迁址的大学中，东北大学办得最好！
这一时期臧先生的言行显然惹恼了中共，因为他严拒中共对学生的赤化。有中共《党史文苑》杂志署名的回忆文章称：「因为臧启芳与CC派的关系紧密，他极端仇视中共，因而极力推动教职员向国民政府靠拢。在一九三八——一九三九年间，全校职员都加入了国民党。在这种氛围下，校内的国民党团体积极活动，他们出壁报，吸收青年学生加入其组织，遏制校内中共分子的活动。」所以这期间，东北大学中共地下党支部，多次组织学潮发泄对校方、对臧启芳校长的不滿。但都被臧先生很快平息了，没有酿成大的事件。臧先生坚持科学、民主教育，反对共产革命和赤化宣传，崇尚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其心其志，磊落光明。
关于「臧启芳与CC派」一说，臧英年先生特意作了解释，所谓的CC派，历史上原本就没有这回事，所以也就没有「臧启芳与CC派」关系紧密一说，这只是中共的一种宣传。
关于「CC派」，至今确实没有一本翔实的历史纪录，应该是国共内战时期中共的宣传策略和手段，就好比今天我们所说的中共「上海帮」和「团派」一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