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撰稿 刘洪波

文学作品中读不尽爱恨情仇，影视戏剧中扯不尽皇朝盛事。翻开任何一份印刷品，会看到满目琳琅的“高尚生活”；打开任何一个电视频道，优雅新潮的时尚扑面而来。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社会文化。虚构作品与非虚构作品，都在向人展示白领们的情调、富足者的伤感、“新新人类”的放纵。“现代生活”被作了格式化的理解，它是慵懒的、软弱的、感伤的、情迷意浓的，骄纵和发泄则是精神和体力唯一的释放途径。我们看到的画面都在以美轮美奂的场景吸引眼球，我们看到的文字都在展示成功者的潇洒与风度。知识精英、企业英雄作为成功人生的典范占据了全部的舞台，各种社会明星的生活起居与怪癖雅好构成了“社会生活”的内容。

在所有的文化层面，底层的形象已经很少出现。社会底层真实的挣扎与痛苦，具体的生活者的不幸与抗争，失去了被关注的价值。乡村生活不是以被猎奇观赏的方式，就是以被考古的方式加以表现，乡村民众真实的精神世界与物质生活除了被作为嘲笑的对象，不会被揭示。城市生活中则只有咖啡屋、健身馆、汽车、大厦……

我们正处在一个“与国际接轨”的时代，我们正处在一个社会转轨变型的时代。然而，我们正感受着这样的一种文化氛围，在这里处处可以嗅到“与国际接轨”乃至“与国际潮流同步”的生活情趣，却很少看到社会转轨变型过程中的绝大多数社会成员所感受到的矛盾、冲突和艰难。哪怕对社会中的不幸者的同情，往往也缺乏那种感同身受的体认，而更多的是优越感支配下的怜悯。社会底层的声音消失了，除了制造“跳楼秀”之类的事端，他们已经很少能够进入“社会主流”的视线。

这种社会文化氛围，不仅笼罩着文学、艺术和新闻舆论等领域，而且正在或者已经延伸到一些地方的政治空气之中。在不少地方，贪赃枉法、尸位素餐的官员自然不会与社会底层呼吸与共，就是清谨有为的官员也把目光更多地投向招商引资、吸引人才、城市风貌、产业结构调整等问题，治理权的“合法性”问题被认为只是一个经济问题，只要经济数据令人振奋，那么官员的权力就是合法的，普通市民往往只不过总体上作为一种统计学意义的存在而非城市主人而受到关注，普通乡民更是往往只在计划生育和征收各项费用时才与政府及其官员建立起联系。

对于一个正在“和平崛起”的大国，对于一个正在走向“全面小康”的时代，一般社会文化中却弥漫出一种忽视和忽略普通人的生命状态的风尚，不能说是一个值得乐观的事情。社会文化制造出来的心理上的社会隔绝，使“精英人物”除了偶然的同情，不会向社会底层投注专注和严肃的目光，不会对底层的生活与心灵给以认真的对待。社会分离损害了社会发展成果的共享，底层所受的损害在埋着冲突的种子，普通人被视为“不成功者”乃至“失败者”制造了社会中大多数人的挫折感。而人，这个社会构成中最重要的方面、社会建构和发展的目的，更多地只是被看成“劳动力”或者“人口”，则在社会中培养着不尊重人乃至歧视人的意识。在这样一种社会文化熏陶下，“以人为本”的社会何以可能，是一个令人深为疑虑的事情。

必须改变这种对一般人轻视、对社会底层冷漠的社会文化。

今天，很多人已经习惯于将社会底层作为稳定问题的一个方面，当想到社会稳定时，才会强调充分重视社会底层中那些有着各种情绪和实际困难的人们。尽管这样的理解，远胜于无动于衷，但社会底层的存在价值不应当在“社会稳定”的意义上来理解。社会底层应当被作为整个社会的基层结构来对待，对于社会有机体来说，关注底层的人们，就是关注社会自身，关注那些不幸的人们，就是关注人本身。

我们将看到现代生活的丰富多彩，看到都市生活的五光十色，但在这社会正行走于体制转型的当口，在这许多人正承担着转型的阵痛之时，让我们更多地把目光投向社会底层。那里有着最深层的现实，有着我们这方生方死的时代的糙朴的精神气质，有着社会前行中产生的最激越的情感，有着我们在轿车里、写字楼里、咖啡屋里听不到的呼喊，有着在悠闲生活之外的另一种生存，那里生存本身是一种奋斗，生活还不可能成为一种享受。

把目光投向社会底层，不是为着展示苦难，而是为着正视当代社会中生命的真实；不是为着居高临下的优越感，而是为着社会共同体的协进发展；不是为着让精英人士展示“亲民”的姿态，而是为着展现社会对“以人为本”的理念的坚持。而且在任何一个时代，积极体认底层的真实，回应底层的呼声，表达底层的态度，让不幸者、受压者不至于无所告诉、不至于被遗弃和隔离，都是良知、道义与责任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