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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晓芒
2月12日：康德逝世200周年
康德1724年4月22日出生于东普鲁士首府哥尼斯堡（今天的俄罗斯加里宁格勒）的一个马鞍匠家庭，家人都是虔诚的新教徒；1740年进入哥尼斯堡大学攻读哲学，1745年毕业；从1746年起康德去一个乡间贵族家庭担任家庭教师四年；1755年康德重返哥尼斯堡大学，完成大学学业，取得编外讲师资格，任讲师15年；1770年康德被任命为逻辑和形而上学教授；1786年升任哥尼斯堡大学校长；1797年辞去大学教职；1804年2月12日病逝。康德在哥尼斯堡大学任教期间先后当选为柏林科学院、彼得堡科学院、科恩科学院和意大利托斯卡那科学院院士。康德终生没有离开过哥尼斯堡。
康德的生活十分有规律，以至于当地居民在他每天下午3点半散步经过时来对表。或许正是因为这种有规律的生活方式，康德很少受到疾病的折磨。不过康德是一个非常好交际的人，十分健谈，经常邀请客人与他共进晚餐。
康德的一生可以以1770年为标志分为前期和后期两个阶段，前期主要研究自然科学，后期则主要研究哲学。前期的主要成果有1755年发表的《自然通史和天体论》，其中提出了太阳系起源的星云假说。在后期从1781年开始的9年里，康德出版了一系列涉及领域广阔、有独创性的伟大著作，给当时的哲学思想带来了一场革命，它们包括《纯粹理性批判》（1781年）、《实践理性批判》（1788年）和《判断力批判》（1790年）。“三大批判”的出版标志着康德哲学体系的完成。
政治上，康德是一名自由主义者，他支持法国大革命以及共和政体，在1795年他还出版过《论永久和平》一书。康德晚年已经以一名出色的哲学家闻名于世，他去世后，人们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康德哲学的中国命运
自从梁启超1903年在《新民丛刊》上连载《近世第一大哲康德的思想》，首次向中国人全面介绍康德哲学以来，已经过去一百年了。一百年来，康德哲学不论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波涛中，在30—40年代的民族危机中，还是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历次思想批判运动中，以及在最近2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中，都从来没有被长期冷落过，而是周期性地成为理论界的热门话题。尤其在今天，当我们真正面向世界与国外的学术思潮进行交流和切磋时，我们发现在现代西方哲学各种五花八门的思潮之下，康德哲学是一个思想的储水闸门，各种思想都从那里喷涌而出。但中国思想界的浮躁也严重妨碍了我们对康德哲学的深入钻研。一百年来我们对康德哲学的研究由于种种原因，始终是浅尝辄止，未能入其门户。自从20世纪80年代初学术界发出“要康德，不要黑格尔”的惊世之言以来，人们以为国人对康德哲学的翻译与研究将会有一个大的改观，不料随即大家都一窝蜂地拥向了最新的西方思潮如意志主义、存在主义、结构主义、诠释学、精神分析学和后现代主义等等，却把康德和古典哲学撇在一边，直到经过20年的辗转遍历了西方各种时髦之后，人们才回过头来关注这些新思想在古典哲学中的根源，康德的地位又突然一下子显赫起来。在今天，许多作者在文章中不管懂不懂都喜欢引两句康德，就像几年前喜欢引两句海德格尔一样。然而，反观我们自己，我们在这方面所做的基础工作其实是远远赶不上需要的，这首先是指康德原著的翻译。其次，正因为缺乏成系统的、信得过的好译本，也就不能不影响到对康德哲学的研究。一百年中我国只有一些零零星星的康德著作译本，且大都是从英译本转译过来的。这些译本译者不同，术语各异，翻译的风格、水平、目的都参差不齐，有些译者并非康德哲学专家，甚至有的只是借康德发挥自己的思想，谈不上对康德哲学真正深入的钻研。至于研究文章和著作，则有不少连基本的概念都没有搞清楚，更不用说与西方哲学界对话了。对康德思想的众声喧哗与康德著作的翻译和研究长期惨不忍睹的状况所形成的鲜明的对比，不能不说是国内西学界的一大耻辱。在外人的眼光看来，中国人不知是不能，还是不为或不屑为。
三大批判新译的历程和意义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当我初次对照德文本完成了我的关于康德《判断力批判》的硕士论文时，就有一个痛切的感受，觉得我所使用的康德著作中译本亟待改进。10年后，我协助我的导师杨祖陶先生整理他早年的讲义《德国古典哲学逻辑进程》（该书1993年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1995年，我又与杨先生合作撰写《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指要》（湖南教育出版社1996年初版，人民出版社2000年再版），同样深感我们手中长期唯一的《纯粹理性批判》中译本、即蓝公武的文言文译本很不适用，而1992年刚刚出来的韦卓民白话文译本虽然有所改善，但要据以进行研究仍然不能完全相信（这两个版本都译自英文本）。所以我们在作研究和表达我们的观点时只好还是把所有的引文都从德文原版重新译出来，当时就逐渐萌生了一个想法，即有一天我们也许应该将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和其他重要著作以更为严谨的态度按德文本重译一遍，搞出一个能让专业研究人员可以信赖的译本，为国内的康德研究提供一个比较可靠的平台。我们是在一边研究、一边翻译中产生了要译出康德的主要代表作的愿望的。其实可以说，我和杨老师译康德的书从一起研究康德哲学时就已经开始了，如果从那时算起，则我们翻译康德三大批判的时间整整绵延了10年之久。
1997年，人民出版社的张伟珍女士约我们翻译一本康德著作的选本，这正是我们求之不得的机会，于是我们欣然答应，并立即动手干起来。当时我刚刚买了一部486的电脑，正在学习五笔字型的打字。人们都说用电脑打字对于长期习惯于爬格子的人来说很难适应，据我体会确实如此，最初写出来的“电脑文章”干巴巴的，一点文气也没有，我都几乎羞于承认是我自己写的。但做翻译是练习打字的最好的方法，只须把书本上的德文字换成中文字就行。我全身心投入到通过翻译来“换笔”的尝试之中，半年之后初见成效。当我们完成《康德三大批判精粹》的翻译（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时，我早已觉得用电脑写字比用笔更舒服。在翻译过程中，我将译出的初稿打印出来分批交给杨老师，杨老师用铅笔在我的初稿上作了极为细致的校订（所花时间大大超过我翻译的时间，以至于我常常要停下来等他），然后再返回来由我在电脑上进行修改。但由于省去了重复抄写的工夫，这一繁琐的工作进行得可以说相当地快，40多万字的书，两年后（1999年）就交了稿。《精粹》出版后在国内学术界引起很好的反响，但也吊起人们的胃口，许多人都说你们干脆把三个批判全部都译出来算了（何兆武先生甚至还在一篇文章中专门表达了这一期望），而这也正是我们的意思。所以在《精粹》交稿和三大批判的全译之间并没有停顿，在2002年底仍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国内学者最感急需的《判断力批判》之后，终于在去年夏天把另外两个批判即《实践理性批判》和《纯粹理性批判》完成，并由人民出版社在去年底、今年初全部出齐。
康德的主要著作三大批判新版首次全部由德文原版译出，并在这个特定的时刻出版，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因为今年恰逢康德逝世200周年暨诞辰280周年，国际学术界纷纷都在隆重纪念这位世界级的伟大哲学家，我国哲学界也计划在北京大学和山西大学分别召开纪念性的学术会议。汉译康德三大批判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时候出新版，无疑是这一国际性活动中的一个重大事件。首先，康德是18、19世纪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而德国古典哲学则不但是马克思主义的来源之一，也是现代西方各个主要哲学流派的重要来源。施太格缪勒在其《当代哲学主流》一书中指出：“把现今的哲学和以往的哲学联系起来的许多历史线索当中，对康德哲学的关系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今天只有少数哲学观点不是以它们探讨康德观点的方式为特征的……即使是对康德哲学持论战态度的学说，也采用了康德的某些对问题的提法，并且是建立在康德思想之上的。”三大批判的新译标志着国人对现代西方思潮循本溯源的新进展，其中自然也包括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本清源提供了更适用的文本依据。其次，康德哲学是西方文化理性精神的突出代表，中西文化相遇一百多年来，不论是在本土的学者（如李泽厚）还是海外的学者（如牟宗三），都把对康德哲学的解读当成了一个中西文化和哲学相互汇通的聚焦点。康德三大批判在认识论、伦理学、美学和历史哲学等方面都给我们提供了进行中西比较的广泛话题，实际上也是我国人文科学领域的专家扩展自己的国际视野和进行中西比较的一个重要参照。第三，康德哲学是当代西方许多最新哲学纷纷重新研究的对象，在历史哲学、社会政治哲学、道德哲学、文化哲学、科学哲学、语言哲学、美学和形而上学等等领域中都再次引发了一系列新的研究成果。在“重读康德”的世界性潮流推动下，20世纪90年代以来光是英语世界的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新译本就有四个，据说比旧译本有很大的改进。今天，国内学者们已经普遍意识到，没有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康德哲学的基础，就很难对现代西方哲学有深入的理解，也很难与西方同行进行平等的对话。
教会哲学说汉语
除此之外，康德三大批判新版的出版对国内哲学研究水平的提高也将起到积极的作用。众所周知，康德的著作艰深晦涩，连德国人都难以卒读，译为中文更是一项令人生畏的复杂工程。这也是长期以来康德著作的翻译敢于问津的人不多、也难以有重要突破的一个原因。本次三大批判的翻译全部依据德文原版，在对德国古典哲学进行长期研究的基础上以研究和翻译相结合的严谨态度进行，并采取两人合作、反复校译的方式完成，每部批判前面都有专业性很强的内容简介，后面都有详细的德汉词汇索引。它标志着我国翻译界对一个重大难关的攻克，不仅在翻译上有许多经验可以总结，而且有利于国内德国古典哲学研究的深化。黑格尔曾说过一段大有深意的箴言：“一个民族除非用自己的语言来习知那最优秀的东西，那么这东西就不会真正成为它的财富，它还将是野蛮的”，为此他提出要“教给哲学说德语”，认为“如果哲学一旦学会了说德语，那么那些平庸的思想就永远也难于在语言上貌似深奥了”。我们在翻译康德著作时同样深切地感到，这一工作实际上也是在努力“教会哲学说汉语”。这样说有两方面的意思。
一方面，汉语在今天已经有条件来“习知”世界顶尖级的哲学思想即德国古典哲学，这与五四以来现代汉语的充分发展和成熟是分不开的。现代汉语吸收了西方语言的语法和某些表达习惯之后，现在已经成了一种国际化的语言，原则上能够翻译任何一种外语和用外语表达的思想。这与近一个世纪以来好几代翻译家对白话文的锤炼和提高是分不开的，他们创造了一种既具有高度灵活性同时又是严格规范化的翻译文体。王小波说我们这几代人是靠阅读优秀的外国文学翻译作品来形成我们的文学修养和汉语语感的，其实在哲学修养方面何尝不是如此。贺麟、关文运、陈修斋、王太庆、杨一之、熊伟等一大批卓越的西方哲学翻译家，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译者们一起，打造了现代中国人的哲学语言。在康德三大批判的翻译中，我们有意识地运用这种已经通行并渗透了中国人的日常语感的翻译语言并力求使之纯粹化，发现即使在翻译康德那些最冗长、最晦涩的句子时也最终能够做到逻辑严谨、意义明晰，而这是用文言文翻译所不可能做到的。
另一方面，我们感到现代汉语在当今各种国际化的语言中仍具有它从古代汉语中带来的某些重要特点，这些特点甚至有可能成为它的优点。中国汉字本身不像西方拼音文字那么有一定规范，从词法上来说，一个汉字大都是一词、一声、一形、一意，在很多情况下可以如同“意义原子”一样颠来倒去、任意组合，变化无穷，但一旦组合却又具有“会意性”、“粘合性”，即每个字同时又以自身本来的含义加入到组合之中，融汇为一个新的、但又与原来的单个词义有联系的词。所以现代汉语根据需要创造新词、并且把新词创造得就像是一个固有的旧词这种本事，应当比任何一门其他语言都强。从句法上来说，汉语既不能被纳入分析性的语法规则（如英语），也不能被纳入综合性的语法规则（如德语），而是“混沌”的（模糊的）、具有组合的无限可能性的。这对于精确地翻译哲学文本来说，本来是汉语的缺点，但在被改造为现代汉语后，这一天生的缺点竟然变成了优点，即它既可以表达分析性的语法形式，也有办法表达综合性的语法形式。例如，我们在与英译康德著作进行比较时发现，有许多德语所特有的句法形式（如从句的“框形结构”）是英文无法表达的，但现代汉语却能够轻松地表达出来，不失原意和原味。这就是现代汉语语言的“杂交优势”。所以，“教给哲学说汉语”这一理想将不仅意味着汉语的进展，同时更将意味着哲学的进展。我们在翻译康德三大批判中所奉行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朴素、明白，越朴素才能越明白，才能彰显出现代汉语本身固有的内在骨架和能耐，也才能直接而信实地表达繁复的哲学文体。我们相信未来的中国哲学只有在这种文体的基础上才能做出使世界惊异的成就来。交优势”。所以，“教给哲学说汉语”这一理想将不仅意味着汉语的进展，同时更将意味着哲学的进展。我们在翻译康德三大批判中所奉行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朴素、明白，越朴素才能越明白，才能彰显出现代汉语本身固有的内在骨架和能耐，也才能直接而信实地表达繁复的哲学文体。我们相信未来的中国哲学只有在这种文体的基础上才能做出使世界惊异的成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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