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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正常的国家
安德雷·舒雷佛丹尼尔·德雷斯曼
(卧梅译，2月27日订正)
摘要：西方人普遍认为，冷战后的俄罗斯是一个灾难性的失败。这与事实不符。俄罗斯在过去十年的表现表面上看起来令人失望，但如果认为这个国家经历了经济灾难和政治倒退，那就错了。那与其说是对俄罗斯实际经历的评价，还不如说是对过高期望的评价。与处于类似经济和政治发展水平的其他国家相比，俄罗斯更显得是一个正常国家，而不是一个例外。
安德雷·舒雷佛是哈佛大学的韦珀尔·琼斯经济学教授。丹尼尔·德雷斯曼是位于洛杉矶的加州大学政治学副教授。完整的数据及参考资料请浏览作者原文。
重新审视俄罗斯
在过去的15年里，俄罗斯经历了非同寻常的变革。它从一个共产专政的国家变成了一个多党制的民主国家，通过定期的选举选择官员。原有的中央计划经济被改造为基于市场和私有财产的资本主义经济秩序。它从东欧和其他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和平撤军，使后者成为独立国家。对西方来说，它不再是一个将数以千计的核武器对准它们的好战对手，而是一个合作伙伴，愿意在裁军、打击恐怖主义和制止内战等方面进行合作。
俄罗斯的重生是值得庆贺的。在20年前，只有最天真的理想家才可能想象得出如此巨大的变革。然而，现在弥漫于西方观察家们的各种各样的情绪中，却唯独没有庆贺。在他们眼里，俄罗斯是悲哀失败的代名词，它的90年代是其人民遭遇大灾难的十年。在记者、政治家和学者们的描述中，俄罗斯不是一个竭力走出共产主义过去、在世界上寻找自己一席之地的中等收入国家，而是一个遍地罪犯的崩溃国度，并以各种传染病威胁着别的国家。
在90年代结束时，美国的左派和右派在这一观点达成了共识。对于当时的众议院多数党领袖、共和党人迪克·阿梅来说，俄罗斯到1999年时已成为了“一个装备有核武器的、处于无政府状态的、被洗劫了的、破产的地区。”对于他的同僚、众议院银行业委员会主席詹姆斯·里奇来说，俄罗斯是“世界上最可怕的由盗贼统治的国家”，比蒙博托统治的扎伊尔还要更加腐败。而在左派阵营里，来自佛蒙特的参议院社会主义者成员伯纳德·桑德斯将俄罗斯在90年代的经济表现描述为一个“历史性的大悲剧”。十年的改革仅仅使这个国家得到了“经济崩溃”、“巨大失业”和“极度贫困”。
最近，在上述普遍的阴沉悲观气氛中终于出现了一丝乐观的情绪。近年来，俄罗斯的经济增长迅速。与此同时，一位年轻的、训练有素的总统取代了病病歪歪的鲍里斯·叶利钦。所有这些使一些人看到了俄罗斯出现稳定的迹象。在2003年底，乔治·布什总统对弗拉迪米尔·普金总统致力于使俄罗斯成为一个“民主、自由和法治茁壮成长的国家”的努力表示赞赏。不过，这样的愉快谈话并没有持续多久。2003年10月，俄罗斯检察官逮捕了石油大亨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把他投进了监狱，并冻结了他的股票。批评家们原来就对独/裁主义卷土重来是最为担心的，发生了上述事件后，他们觉得他们的最坏担心现在似乎要变成现实了。按照《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威廉·沙菲尔的说法，俄罗斯现在是被一个由前克格勃和军队的军官组成的“权力饥渴的黑手党”统治着，他们控制了“国家的命脉”。当2003年12月的议会选举表明支持普金的俄罗斯联合党获得了超过37%的选票时，沙菲尔哀叹道：“一党统治的俄罗斯”又回来了，并宣布这个国家的民主实践已经“几乎死亡”。
然而，俄罗斯在发展、宏观经济、收入不平等和企业财务方面的数据，以及在选举、出版自由和腐败方面的数据表明，在一边倒的对这个国家的负面评价和真实情况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诚然，俄罗斯的变革在很多方面是痛苦的，但是，在结束了共产主义之后，这个国家在经济和社会方面取得了非凡的进展。在90年代开始时，它的经济是极度扭曲的，原来的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正在瓦解，消费品严重短缺，而军事机器却十分庞大。在90年代结束时，它成为了一个正常的、中等收入的资本主义国家。尽管它的经济产量在苏联解体后的初期下降了，一般的估计认为，这一下降在2003年得到了扭转。从政治上看，俄罗斯起初是一个由共产党和安全机构控制的压抑的专制国家。在10年内，它的政治领导人就已经由自由的大选--尽管还有缺陷--来产生了，公民能够没有恐惧地表达他们的意见，注册登记了超过700个政治党派。
虽然俄罗斯的经济和政治制度还远非完美，但它们的缺陷是同样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所普遍存在的缺陷。根据联合国的统计，俄罗斯在1990年和今天一样，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人均GDP大约8000美元（就购买力而言），相当于1991年的阿根廷和1999年的墨西哥。这一收入水平的几乎所有民主国家在很多方面是很粗糙的：政府被腐败所困扰，司法受到政治的严重影响，而新闻出版则几乎从未获得完全自由。此外，这些国家还存在诸如收入差异很大、公司产权过度集中、宏观经济大起大落等问题。在所有这些方面，俄罗斯都是很正常的。中等收入的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的共同缺陷，与它们在经济和政治上的进一步发展并不是不相容的。否则的话，西欧和美国将永远走不出19世纪。
说俄罗斯已经成为一个“正常”的中等收入国家，并不意味着对它的政治和经济上的混乱状况视而不见，也不意味着要原谅它的领导人的失误。一般而言，中等收入国家并非是一个安全的、社会公平的居住地。说俄罗斯是个正常国家，更不意味着认为所有中等收入国家都是严格相同的。没有任何其它国家拥有俄罗斯那样的核武器，或者在国际事务中具有俄罗斯那样的关键作用。然而，其它的处于俄罗斯收入水平的国家--从墨西哥和巴西到马来西亚和克罗地亚，面临着同样的一系列经济问题和政治挑战，它们的优势同样的各有千秋。俄罗斯在面对这些挑战时的所作所为，完全与它的同类其它国家的经历相类似。
对俄罗斯的流行观点类似于哈哈镜中的景象：尽管其特征还能让人分辨，但这些特征已经被扭曲得失真了。要看清俄罗斯的真实状况，就必须来看事实。
是下降，而非完蛋
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俄罗斯经济在90年代灾难性地下降了。例如，在1998年的一份为英国下议院准备的报告中，就声称俄罗斯的生活水准“下降到了战后从未有过的低水平”。根据俄罗斯国有的出版官方统计报告的机构发表的报告，俄罗斯人均GDP在1991年（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下台）到2001年（普金就任总统1年后）期间下降了24%。从1991年到1998年，在经济复苏以前，该指标下降了39%。
尽管如此，我们仍有理由认为，俄罗斯在90年代的经济表现实际上要好于上述数据所显示的情况。理由之一是，苏联的经济产量中包括了大量的军事产品、未完成建设项目和劣质消费品，而这些产品在1991年以后的需求量很小，甚至完全没有需求。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公司不再有任何理由生产无法销售的产品。尽管降低这类毫无用处的产品的生产在短期内导致了GDP经济数据的下降，但这提高了俄罗斯经济的整体效率。还要指出的是，在苏联的体制下，公司经理们往往虚报夸大他们的生产数据，以便得到更大的奖励。随着中央计划经济的终结，这些经理们则希望瞒报产量，以减低他们要交的税额。因此，俄罗斯在改革前的产量多半要大大低于官方报告的数据，随后的下降也就相应地变小。
理由之二是，俄罗斯的地下经济在90年代发展迅速。虽然我们很难估计这些地下经济活动的规模，但我们还是能找到估计的手段的，那就是通过测量电力消耗来评估整个经济。这是因为，即使是地下经济，他们的活动也离不开电力。下面的图表显示了从1990年到2001年间官方的GDP数据和电力消费量的变化趋势。尽管在此期间官方的GDP数据下降了29%，但同期的电力消费量只下降了19%。这表明，俄罗斯在此期间经济产量的下降幅度并没有官方统计数字所显示的那样大。考虑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司往往会更节约地使用电力，因此，以上面的电力消费量的下降来推算实际经济产量的下降幅度，结果很可能仍然是高估的。
理由之三是，其它的统计数据显示，俄罗斯的平均生活水准在90年代的下降并不很大，有的甚至还有改善。例如，俄罗斯官方统计报告显示，1990至2001年间的最终家庭消费按不变价格计算只下降了4%，实际零售额则上升了4%。人均居住面积从1990年的16平方米上升到2000年的19平方米。家庭拥有的收音机、电视机、磁带录音机、冰箱、洗衣机和真空吸尘器的数量在1991至2000年间都有增长。私人轿车拥有量则翻了一番，从1991年的每百户14辆上升到了2000年的27辆。出国旅游的俄罗斯人从1993年的160万人上升到了2000年的430万人。
无疑，俄罗斯在收入和消费两方面的不平等程度有所增加。不过，数据显示，即使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人，他们的状况也有改善。从1993年（这是有全面统计资料的第一年）以来，装备有活水的俄罗斯住宅的比例从66%增加到了73%，拥有热水的比例从51%上升到了59%，拥有中央供热系统的比例从64%上升到了73%。俄罗斯的住宅电话装机率则从1990年的30%上升到了现在的49%。
在仔细研究了上述数据后，我们对于有关俄罗斯衰退的一些普遍说法产生了怀疑。一个颇为流行的说法是，俄罗斯的经济衰退是由90年代被误导的政府的一些政策所造成的。这一说法进一步认为，叶利钦的私有化计划和“债转股”计划尤其具有破坏性。在1993至1994年间实施的私有化计划，将绝大多数公司的股份从政府手里转让给了公司经理、职工及社会公众。这意味着到1994年中，大约70%的俄罗斯经济掌握在私人手中。肇始于1995年的债转股计划则将一些国有的自然资源企业的股份转让给了一些大商人，其代价是后者承担政府的债务。这一计划加速了一些大的金融集团的合并，这些金融集团是被所谓的寡头政治家控制的，他们在随后的年代里在政治和经济上发挥了重要的影响。
然而，该图表清楚地显示，私有化和债转股计划是不可能造成俄罗斯经济的萎缩的。这是因为，官方GDP数据和电力消费量的下降绝大部分都是发生在1994年以前，那时，大规模私有化计划的主要部分还未完成，而债转股计划则尚在酝酿中。在1994年--此时私有化的效果才可能显现--以后，俄罗斯的经济下降实际上已经减缓，而从1999年起经济开始了快速增长。
将90年代俄罗斯的表现与其它的后共产主义国家的表现相比较，我们更能看出，那种声称俄罗斯经济的一蹶不振是特别异常的说法是没有说服力的。在东欧所有的后共产主义国家和前苏联国家中，官方统计的产量都下降了。这种下降，既发生在新生的民主国家中，如俄罗斯和波兰，也发生在继续保持专制统治的国家中，如白俄罗斯和塔吉克斯坦；既发生在激进改革的国家中，如捷克共和国和匈牙利，也发生在缓慢改革的国家中，如乌克兰和乌兹别克斯坦。这种普遍下降的情况表明，下降的背后存在共同的原因。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军事产品和无效经济活动的下降，而先前它们都是被计算在产量中的。第二个可能的原因，是所有这些国家在计划经济解体时经历的暂时混乱。官方统计数据与这两个解释是一致的，即几乎所有国家的经济产量在几年后都开始恢复。
后共产主义国家相对下降的曲线图表对另一个有关俄罗斯产量下降的说法提出了挑战。有人认为，过快的改革加剧了经济衰退。他们还将“渐进式”的中国经济政策与“休克疗法”的俄罗斯相比较，更偏爱前者。事实上，在东欧国家和前苏联国家里，改革的速度和官方经济产量的变化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关系。根据官方数据，下降最轻微的国家里既包括了激进改革的国家，如爱沙尼亚、波兰和捷克共和国，也包括了渐进改革或不改革的国家，如白俄罗斯和乌兹别克斯坦。在下降最严重的国家里同样包括了不改革国家（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某些试图改革的国家（摩尔多瓦）。
将俄罗斯与乌克兰进行比较特别有意义。乌克兰拥有庞大的人口（1991年大约5200万），其经济已经工业化，自然资源丰富，而其政治文化在变革前与俄罗斯相类似。与俄罗斯不同的是，乌克兰保留了原来的共产党领导（尽管已经改名），采取了谨慎改革的路线，国家继续控制了经济的绝大部分。然而，在1991至001年间，它的官方人均GDP值下降了45%，降幅几乎是俄罗斯的两倍。
从这一可比较的结果可以看出，俄罗斯的表现与预期大致相当。而最好的评估是，俄罗斯在1990至2001年间的实际产量稍有下降，随后两年增长迅速，因而其下降的趋势到2003年得到完全扭转。考虑到改革前的产量中大量的不正常需求、虚夸的统计和无用产品，有理由认为，今天的俄罗斯总体来说要好于1990年。
克里姆林宫式裙带资本主义？
整个90年代对俄罗斯来说是一个宏观经济极其动荡的十年。从1991年12月至2001年12月，俄罗斯卢布对美元的比价急剧下降了99%。在当局控制了通货膨胀3年之后的1998年，一场投机性的危机打破了中央银行的防线，迫使政府将货币贬值。许多人就此断言，俄罗斯经济改革的努力已经失败。
不过，俄罗斯当时的危机并不是孤立现象。当时，在世界各地出现了类似的货币贬值狂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显示，在90年代还有其它11个国家--包括白俄罗斯、巴西、土耳其和乌克兰--遭遇了更大的货币贬值，超过了卢布贬值99%的程度。在1998年，卢布曾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大幅贬值61%。而在1992年1月至2001年12月的十年间，还有其它20个国家的货币发生过34次类似的贬值，币值在两个月里降低了类似或更大的幅度。卢布贬值的后果并没有当时有人宣称的那么可怕。事实上，这一贬值随后而来的是持续的经济高速成长，向自由经济转变的动力也更加强劲。
俄罗斯实施经济改革的方式也遭人诟病，认为那种方式加剧了经济不平等。其中，私有化首当其冲，被认为是罪魁祸首。例如，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BRD）就指责债转股计划，认为它在90年代中期造成了“财富与收入不平等的急剧上升”。诚然，在共产主义破产后的俄罗斯，不平等程度确实是显著上升了。按照俄罗斯官方统计，货币收入的吉尼系数--测量一个国家的不平等指标，数值从0（完全平等）到1（完全不平等）--从1991年的0.26上升到1994年的0.41，然后稳定在0.40左右。
但是，私有化是不会造成不平等度的上升的，一个简单的理由是：不平等的上升发生在私有化之前。俄罗斯的吉尼系数在1991至1993年间急剧上升，在1994年到达最高，而这段时间私有化的效果--如重组与红利收入上升--还未产生效力呢。失业也不应该为此负责。在1992和1993年，失业率一直低于6%。1994年后，失业率开始上升，并在1998年达到13.2%的峰值，但这一时期的不平等度实际上轻微下降。
按照世界银行的发展经济学家勃兰克·米兰诺维奇的观点，俄罗斯不平等程度的增加中，77%的部分不是由私有化、失业或商业利润增加造成的，而是由工资差异造成的。有的俄罗斯人在那些受益于自由市场和公开交易的成功公司中工作，其他的人则仍然呆在凋敝的公司与国有公司中。经济活动的合理化调整不可避免地引起经济巨变，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不平等程度的上升。这一因果关系与不平等程度上升本身同样不幸。
人们常常认为，俄罗斯的经济改革造就了一个人数不多的寡头政治执政者阶层，他们在债转股计划中以极其低廉的价格获得了颇有价值的公司，然后榨干了公司的财产。据这种说法，榨取财产的行为造成了投资萎缩和经济衰退。
俄罗斯的大企业当然是由一些大亨控制的。在这方面，俄罗斯与几乎所有的发展中资本主义国家没什么两样。从墨西哥、巴西、以色列，到南朝鲜、马来西亚和南非，它们的大企业也是这样的。即使在诸如意大利和瑞典那样的发达国家，大公司常常要么是国家经营的，要么是家族经营的。一些家族常常通过金融和实业集团控制了国家生产的很大份额。大商人总是和政治相联系，从政府手里得到贷款和补贴（如南朝鲜和意大利），参与私有化（如墨西哥和巴西），或者在保持与公司联系的同时担任政府的高级职务（如意大利和马来西亚）。公司所有权的寡头政治现象也出现在其它经济转轨国家，如拉托维亚和多个中亚国家。
这种产权政治化的体系曾经伴随过某些有史以来最快的经济发展，并在马来西亚和南朝鲜在亚洲金融危机后的经济快速复苏中起到过重要作用。尽管如此，亚洲金融危机后，这种体系被贬称为“裙带资本主义”。对于俄罗斯而言，这个国家的产量统计数据的急剧下降是发生在寡头政治诞生的1995年之前，而不是之后。在此之后有几年的经济停滞，然后开始了快速增长。
事实上，政治寡头控制的公司表现非常优异，远远好于许多继续由国家或苏联时期的经理们控制的同类公司的表现。具体来看三个最臭名昭著的例子。在叶利钦的债转股计划中，霍多尔科夫斯基（现在狱中）得到了尤克斯（Yukos）石油公司的大部分股权，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现在流放中）与他当时的合伙人罗曼·亚伯拉莫维奇一起获得了另一家石油公司西伯奈夫特（Sibneft）的控制权，弗拉迪米尔·波坦宁则得到了生产镍的公司诺里尔斯克镍（NorilskNickel）。自1996年以来，这三家公司的利润和生产率急剧上升，公司的股价也一路飙升。从1996年到2001年，尤克斯、西伯奈夫特和诺里尔斯克镍的经审计的税前利润分别上升了36倍、10倍和5倍。三家公司的股票市值也大幅攀升，其中尤克斯和西伯奈夫特膨胀了30倍。这一表现明显地好于煤气垄断公司盖斯泼洛姆（Gazprom）和公用电力公司尤伊斯（UES）的表现。那两家公司的所有权仍然是国家，或者是由诸如卢克伊尔（Lukoil）--由私有化前的管理层控制--的大型私人公司所有。
对于在私有化中获得的公司，政治寡头们是不是没有对其投资，而只是榨取其财产呢？分析这些公司经审计的财务报告，可以看出，这些公司的资产增长巨大，尤其是在1998年以后。在刚完成私有化时，尤克斯的资产为47亿美元。到了2001年，这一数字上升到了114亿美元。诺里尔斯克镍的资产同样在有数据纪录的期间增加了。确实，西伯奈夫特的资产起初降低了，但在1999年后每年都有增长。主要政治寡头们已在他们的公司里投资了上亿美元的钱。例如在2001年，尤克斯在房屋、工厂和设备上投资了9.45亿美元，西伯奈夫特的资本开支达到6.19亿美元。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继续由国家控制的公司中发生了最大的榨取财产的丑闻。盖斯泼洛姆的前经理层被控通过营销公司的复杂网络盗窃财产。国有航空公司爱洛夫罗特（Aeroflot）的资产在1998至2001年间也报告为下降。
所有这些并不是说政治寡头们更有公心，在政治上是清白的，或者善于保护少数股东的权益。事实上，政治寡头们从与政府的暗中交易中获得好处，大大稀释了少数股东的股权以便加强他们对公司的控制。而且，俄罗斯的投资保护和公司监管还很薄弱。但是在这里，我们要再一次指出，俄罗斯的情况与其它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的情况没有质的区别。在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中，剥夺和忽视少数股东的利益的行为几乎是普遍现象。司法改革最终会减轻这些问题，但是，这样的举措一般要在经济发展到了较高水平以后才会出现，而俄罗斯目前的经济发展还未到这样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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