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枫晴
十五年前，当我第一次提出我要去参加游行的那一天，平日连我单独跟男孩子出去都不批准的父亲居然满口答应了；妈妈急忙给我拿了件单车雨衣，说要是下雨打伞游行不方便，穿雨衣比较好；弟弟不知道怎么时候把他好不容易攒起来买机器人的5块钱翻出来，走到我跟前，说：“姐姐，给你买汽水的”，他不舍地把钱塞进我裙子的口袋里。那一天，我是带着我们家的全部出门的。
那一年的6月3号晚上，我一夜没睡。第二天清早，戒了10年烟的父亲又抽起了烟，一直到今天。接下来的一段日子，父亲和他的朋友们有空便聚在我们家拥挤的小客厅里，一杯接一杯酒的喝。我总是搬上我那张塑料小凳子坐在旁边，听他们谈胡耀邦，钦本立，李子诵，许家屯；听他们自嘲“一生负气成今日”，“百无一用是书生”；听那位平日被认为骨头很硬的伯伯在平静地回忆着他年轻时候的进牛棚，划清界限的离婚，一个大男人在田里照顾要吃奶的孩子，没有感恩的平反，一直讲到他走在89游行队伍的最前面，“我还以为，这回中国真的有希望了，”他说。我不敢去看他的眼睛。接下来的沉默，让我心慌。
那时候的我，还是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孩子，他们总说我是一个懂事的孩子。我也真的以为自己读懂了他们的全部伤痛，因为，我觉得，我的心也好痛。
十三年以后，我又一次聚在一个小房间里，那房间跟我们家的小客厅一样的小。不一样的是，这次的房间有很多灰尘，不象我们家，有妈妈收拾得很干净；还有，这一次，我是跟我自己的朋友而不是跟爸爸的朋友聚在一起；不在中国，在美国。
“你是不是该找个人给你收拾一下房间啦？”Q开玩笑地跟X说。
“我也想啊，人家不愿意啊。这一阵子忙着准备活动，才没有时间收拾，平常可不是这样的。”X边开玩笑边给自己辩护。
“我都跪得满身的灰尘了，还说平常不是这样。”我也跟着起哄。
房间里只有一张书桌和椅子，X在电脑前忙着。
“你们快过来看，这样可以吗？还要放大吗？要加深吗？”Y显然没有心思管我。
“打印出来看看怎么样。”他们在紧张地期待着。
那天我们是在帮忙准备第二天六四纪念活动的标语，因为要省钱，大家要把前一年的标语上十二周年的“二”字改成“三”字，然后再把前一年的活动安排表贴一下，再复印一下，就变成13周年的了。
那一个下午，那一屋的人，跪在地上忙。
10多年前，他们被自己辛苦考上的大学开除学籍，他们坐牢，他们逃亡，他们被拒于国门之外，可是，他们依然用心去改那个“二”字，而且，不知道还要改多少年。这些当年被通缉被追捕的“反革命”，这些至今无法回家的“暴乱份子”，到底是些怎么样的人？
Q君：
Q是坐灰狗风尘仆仆地赶来参加活动的，他太太马上就要生了。“你不在家照顾嫂子啊？”我问他。“我已经把几天的饭菜都准备好了。“他说完又低头去准备纪念活动的资料了。
89年学运的时候，高中就入党的他在某重点大学担任学生干部，大家开玩笑说要是他89年没有进监狱，以他当年又红又专的条件，现在一定是XXX的接班人了。难怪当年他父亲听说他参加“学运”，急得让她姐姐跟他一起上广场去找他回家。当他们好不容易从人群里找到他，并听到了他的演讲时，他父亲就决定不劝他回家了，只是让他姐姐转告他要小心。“我当时都不知道他们来了，这是我姐姐后来告诉我的”，他说。不知道当年广场上有多少如他父亲般被孩子们的爱国热情感染而离开的家长，也不知道他们里面有多少人后来再也等不到自己的孩子回家。
他父亲也有执意不肯离开的时候，那是在他被捕以后。“他和我妈就拿着衣服饭菜在监狱门口死等”，这是他们后来告诉他的。他坐牢的时候，他的女朋友，也就是他现在的太太，给他往监狱里送书，等着他出来。他出狱后，在那样的政治气候下，没有别的选择，只有放弃自己的专业去开养猪场。后来他的朋友D出狱的时候，他就去找D，“我跟D说，‘我现在有X万头猪，我们可以在64周年纪念的时候全部赶到天安门广场。’”显然他对这件事记忆很深。不要忘了，那些猪，就是他当时的全部。经过监狱的不自由，他依然如故，如89年般愿意付出他的全部。
15年前那些死去的为了今天活着的死了；如今，这些幸存者就为了那些死去的而活。这到底是一个民族的骄傲还是悲哀？
他的女儿正在一天天长大。“我要让她象个小公主般快乐地生活。”他幸福地对我说。我一直把她女儿可爱的照片放在我的钱包里，我需要她来提醒我：历史是在前进的。
X君：
在我眼里，X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他极少跟我提到89年的事情，我只听他说过坐牢那几年的牢房很挤，晚上睡觉无法伸展四肢；还有一次他偶然提到有一次他在监狱里长时间发烧，他们就让他戴着手拷到医院检查，去的医院有一条长长的走廊，要经过那段走廊才走到医生那里。我不敢问他当时是如何面对走廊上来来往往的人看着他戴着手拷被警察押着的异样目光。从一个大学三年级的学生到一名良心政治犯，我无法想象：那是一段怎样被背叛的青春，那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生开始。
他的母亲在谈到他的那段经历的时候，情感表达要比他来的强烈得多：“学运那段时间他总是脏兮兮地回家，觉也没怎么睡，饭也没怎么吃，我们担心也没有办法，后来就出事了。”天底下的母亲，最记掛的当然就是孩子的吃穿，所以，当她还不知道X被关在哪里的时候，就忙着去给他买棉衣了。“那几天天气转冷，我就跟他爸爸到XX商店去给他买棉衣。在那里正好碰上了来我们家通知说X已经被关了的人。我跟他说：‘人都捉了，现在天气又冷，我们当父母的，送些东西总可以吧？’”后来，X被判刑的那天，这位母亲又拿着汤到法庭上，“我跟他们说，一定要他喝了这汤再走。”她回忆道。除了送衣服送汤，母亲们还可以做些怎么呢？
我曾经很不懂事地问过正在上研究生的X，“你怎么年纪一大把才本科毕业啊？”
“本来89年就快要毕业了，后来坐牢啊，出狱后再申请学校出国，要打工交学费啊。”他还是那样轻描淡写地说话。他越是这样，就越让我感受到生命中的不能承受之轻。
我很喜欢听他唱歌，但他只会唱80年代的歌。“你怎么那么土，只会唱那些旧歌啊？”我问他。
“都是在监狱里学的，后来的歌就不大会了。”他说。其实，我也比他好不了多少，89年以后的歌，我会得很少。
有人曾经以他64后想过逃离来证明他没有勇气，我没有跟他直接证实过这个传言，因为就算事情是真的，也丝毫不改我对他的印象。我反倒会庆幸，原来总是为一个沉重的历史十字架而苛刻要求自己的他也曾经如一个正常人般反应过，跟任何一个20岁的年轻人在面对屠杀时那样正常的反应过。
“他的身体就是坐牢和做民运搞坏的，”他母亲心疼地说，“现在他又不能回去，我们只好过来看他。可是我们年纪都大了，身体也越来越不好了。”已经十多年没有回过家的他，还是固执地不肯加入美国籍。
在他那杂乱无章的青春片段里，我看到的是贯穿始终的忠诚。
A君：
A是放下手上的工作，半夜转机赶来的。在他开朗而得体的谈吐里，我总能感受到他眼神里一种莫名的忧伤，一种我无法完全解读的忧伤。有时候，他孩子般的微笑会让我觉得可能是我自己过度敏感，可是，很快那种忧郁的眼神又回来了，那种感觉会让你想起席幕容的“含泪记下的微笑”与“含笑写下的悲哀”。
“这么多年来，你回去过吗？”，我问他。“回去过一次，是偷偷回去，又偷偷离开的。”他说话的不经意，有点像X，好像在说别人的事情。他说那年他父亲病危，在病床前无数次呼唤他的名字饱受病魔折磨却断不了气，他母亲跟他说了这件事后，他就不顾一切地偷回去到了他父亲的病床前。“没过多久，他就离世了。”他说。后来我不敢再问他任何问题，因为我怕再听到一些自己无法承受的答案。
他生日那天，我因为不知道而没有准备任何礼物，就把我们正在车上听的那张我至爱的罗大佑CD送给他了。其实，我连他喜不喜欢罗大佑都不知道。后来我想方设法都再也买不到那张CD，真有点后悔把CD送给他了。不过那天我真的很希望，“光阴的故事”和“乡愁四韵”，可以减轻他的忧伤，哪怕是一刻的一丁点的忧伤。
H君：
H是跟他的女朋友开了10多个小时的车赶来参加活动的。因为要赶着上班，他匆匆忙忙地来，又匆匆忙忙地离开。他平常不大说话，只是在某一次关键时刻，他挺身而出说了几句不是每个人都有勇气说的话，让我对他肃然起敬。
他的女朋友对64知道得很少，跟他一起又上学又打工辛苦维持着一个家，有一次她跟我说，觉得压力大得喘不过起来，“不过”，她说：“他们这些人都付出太多了，太可怜了，如果我们都不爱他们，谁来爱他们？”我无言以对。
当年柴玲在她逃亡的录音带里提到，当一个学生喊着“人民警察爱人民”的时候，一个士兵一脚踢过来，说：“谁他妈爱你？”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做一个同样的梦：梦到我还在逃亡。”他曾经这么对我说。或许，那并不是梦。我们，都仍在逃亡。
D君：
当我们还在聊天的时候，D就躺在地上呼呼大睡了。大家开玩笑说经过天安门广场和监狱训练的人就是不一样，可以随遇而安，不管在什么条件下都可以睡着。有一个没有经历过89年的政治学专业的学生曾经问过我：D是不是很孤独？我说，其实孤独也没有什么不好的，要是你学会去享受孤独。
有一次D在一连串紧张的活动当中拿着一个面包一瓶矿泉水跑出来填肚子，我们在校道上随便找了块石头坐下来。他一边吃一边拿面包喂一群跑过来觅食的小鸟，当时眼前的画面让我觉得我是在看一个无忧无虑的少年谱写着他的青春之歌。有那么短暂的一刻，我看不到六四，看不到责任，只看到人。
我真希望她母亲也在场分享那幅画面。“每一年看到别的留学生回家，都很希望D也可以向他们那样回家看看。”她妈妈对我说。她把“家”字说得很重，好象要让我明白她说的不是“房子”，“不是“公寓”，是“家”。她说，她至今记得他当年背着书包骑着单车回学校的背影；可是，这个背影再也没有在他们家的窗前出现过。
我想：大概没有人会自己选择孤独，可是如果历史把你放到那么一个位置上，人也就只能去学会适应孤独，享受孤独。
“有些沉重是命中注定的，回避毫无意义。”他说。
B君：
B是最晚到的。我当时对他了解得很少，反倒是后来听他的福音见证，才知道多一些他的经历。他写过和讲过关于他逃亡的很多故事，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提到在被通缉时偷偷去看他一年多没见面的小女儿，匆匆一面他要离开时，小女孩跑出来扑到他们的吉普车上说：“爸爸，这是你的吉普车吗？你什么时候来用这辆吉普车接我回家？”10多年后，这位爸爸，才用飞机把女儿接到了美国的家。在中国，他们已经没有家。
有一次他带我们到他的小教会去，那是一个很小但非常温馨的教会。他打开钢琴，弹出了那首我中学时代的流行曲“我爱你，中国”，然后是“历史的伤口”血染的风采”。他就那样一首接一首地弹，我就在旁边一首接一首地唱，别人不知道，一定以为我们之前排练过。有些事，有些人，有些歌，就算没有预先安排，默契还是会有的。因为，那都是我们在十多年的青春里共同唱着的歌。
Y君：
Y比我们晚一天到，她一大早坐火车来，活动完了就又一个人赶火车去了。她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女人，是我喜欢的那种有个性。有些女人有个性有得很自以为是很让人讨厌，但她有个性有得很有原则很讲人性很有味道。她的出现和她后来在交往中的形象让我开始讨厌自己不敢据理力争的柔弱。
两个女人单独在一起如果只谈国事政治那一定是一场灾难。我们在那里有一句没一句的分享一下护肤品的心得，说着她的父母还无法拿到护照来看她的无奈。跟他们交往久了，你会发现那些在电影里让观众哭得死去活来的情节，到他们那里全部变成理所当然的生活的一部分。
当我在写着这些真实的故事的细节的时候，我开始感到一种重叠，一种情节的重叠，感受的重叠，用字的重叠。我突然发现：原来A的矛盾跟B的很象，C的父母跟D的父母的担心也没有什么不一样。我开始觉得：这些故事，已经不是一个独立的故事，不是某一个人的故事，而是在同一个历史大背景底下，一个群体共同的故事。一个个体一次次的经历组成了他的人生；一代人的共同的人生经历组成了这代人的“集体记忆”；几代人的“集体记忆”沉淀成历史的一部分，影响着一个民族的前程。
我想起了15年前在我们家喝闷酒的父辈的朋友们，我开始真正明白他们内心的痛。有人曾经写过100个人的文革，我想，假如有一天有人来写写100个人的六四，我们可能会发现：如果把具体的历史背景拿走，那种在强权面前的无奈与抗争，其实都是一样的，“似此星辰非昨夜”，只是又多了一代人用自己的青春去为一个民族的前途殉葬。不幸的是：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可以选择要把自己的青春放置于哪一个历史大背景之下。
我的父亲母亲，年龄都大了，再也没有象15年前那样支持我去参加游行，只是不时提醒我要“注意安全，照顾好自己”。那位骨头很硬的伯伯，进过几次医院，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大家都尽量不让他知道太多“国家大事”，怕他激动。听说，如今很多人的座右铭是“难得糊涂”。89年以前我也是个“糊涂”人，每天无忧无虑地作着少女的梦。六四的鲜血染红了长安大街，也过早地带走了我那个当秋天里的童话公主的梦。
黑夜过后，太阳在清晨依然升起，15年光景，在历史的长河里是弹指一挥间，但对一个个体来说，15年可以是青春的全部。生命匆匆，年华水逝。从小学就开始的共产主义教育总教育我们为一个伟大的事业贡献自己的青春，而我们最终居然成了这种非人性教育最大的战利品和牺牲品，背负着一个不应该属于我们的十字架，从上一个世纪走到今天。
历史的结局或许都是公正的，可是过程却很残酷。就奔着历史承诺给人类的那么一点点最终公义的盼望，一代又一代人前赴后继地抗争着，无数个体的青春于无声岁月里了无痕迹地消逝，一“仗”功成万骨枯。
最后，我还是希望用北岛的那几段诗作结：
我是人/我需要爱/我渴望在情人的眼睛里/度过每个宁静的黄昏/在摇篮的晃动中/等待着儿子的第一声呼唤/在草地和落叶上/在每一道真挚的目光上/我写下生活的诗/这普普通通的愿望/如今成了做人的全部代价。
一生中/我曾多次撒谎/却始终诚实地遵守着/一个儿时的诺言/因此，那与孩子的心/不能相容的世界/再也没有饶恕过我。
我，站在这里/代替另一个被杀害的人/没有别的选择/在我倒下的地方/将会有另一个人站起来/我的肩上是风/风上是闪烁的星群。
其实，有时候我不明白：是因为有了北岛这首诗，所以就有了这么一代人；还是因为有这么一代人，所以有了北岛这首诗。我只知道：如今中国的年青人都不会喜欢这样的诗了。
89年毁的不只是生命，而且，毁灭还在进行。
2004年5月
作者在加拿大攻读博士学位
《观察》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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