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件事情对我提升经济学的视野和思想有非常大的好处。我1989年在奥斯丁组织了一次非线性动力学和演化经济学的国际研讨会，当时也是普里高津——布鲁塞尔学派和西蒙的有限理性学派想要挑战主流经济学的一次尝试，来了很多的名家，包括做世界体系的沃勒斯坦等。当时让我非常惊奇的是杨小凯并不做复杂科学、非均衡这些问题，但是他非常积极的参会，而且非常积极地推动把他的论文列入文集。而他做的工作恰恰是研讨会的主题之一，就是劳动分工。我也是在那次会上知道杨小凯的超边际分析，而杨小凯也和我做了非常长的讨论。所以我当时意识到，同样在美国留学，大多数人是追随主流派做一些时髦的题目，但也有人在思考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回到阿伦•扬的劳动分工问题，要想在这方面突破。劳动分工是经济学自亚当斯密以来的主题，是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所忽略的。非常遗憾的是，当时我只是一个博士后，主编是Richard Ray，他也是非常好的做混沌经济学的鼻祖。他说杨小凯的问题是非常先进的，但超边际分析实际上是均衡理论的推广，还是优化理论，不属于我们这个学科的方法范围。我们这个学科是连优化也要否定的，所以就没有把他的文章列上去。当时我感到非常遗憾，还担心小凯会不会就此气馁。后来我发现小凯不但没有气馁，而且更加执著的和主流派对话。他后来找到了芝加哥的舍温•罗森，后来还找到了布坎南，找到了阿罗，使他的东西从非主流进入了主流，而且还举行了国际研讨会。他雄心之大，想要模仿阿罗，还要动员学数学的人把他的理论变成公理化体系，而且向已有的所有的经济学理论进行挑战。虽然有些人认为他言过其实，在学术上过于激烈，但是我个人认为，在座诸位，包括我在内，缺乏杨小凯这种勇气、执著以及和主流经济学家对话的能力。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杨小凯比大家所公认的在学术上有贡献的其他人都要走得远。所以即使杨小凯不在了，我希望其他的人能够发扬他的精神，在中国这20年，甚至100年有天翻地覆变化的时候，中国经济学家的贡献不仅是做西方经济学的一个注解，还有自己的贡献，就是告诉世界中国的经验带来什么东西。当然这个贡献有可能是发展杨小凯的理论，也有可能不同于杨小凯的理论，但是我觉得杨小凯的雄心和远见是这一代的中国经济学家、下一代的中国经济学家要继承的。
杨小凯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的人格。中国人有个毛病，人在的时候都是批评，人不在的时候都是歌功颂德之词。我觉得杨小凯不是这样的人，杨小凯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非常实在的人。我觉得我和杨小凯打交道，我和他争论是最快乐的。为什么？因为他是一个真实的人。不是中国的文笔之下的完人。一个人的特点就是一个人的优点，也是一个人的缺点。杨小凯可能没有得病以前就意识到自己的雄心这么大，人的生命却这么脆弱有限。我看到杨小凯那么拼命，我说，难道非得弄到把自己的生命催到快要崩溃，他还是笑了笑，虚心接受，坚持不改。后来我想我自己大致也是这样的。
有的时候我觉得杨小凯是一个比较矛盾的人，一方面以他的大才，他的经历，他应该是非常狂妄的，但是和他讨论，他能够容忍很多不同的意见和他争论，又非常谦虚非常平和。有时候看他对自己的评价，非常自信，很多经济学家都不放在眼里，我觉得就是狂妄。有时候他又十分谦虚，我讲一个非常深刻的例子。我认识张五常，知道张五常的工作，就是从杨小凯那里知道的。但是他到港大和张五常争论，不认为应该论资排辈，不认为是师长就不能够公开争论，这种西方式和东方式的道德在杨小凯身上是一个非常奇妙的混合。我想我大概不会有时间写一个小说或者一个回忆录，但是如果要写的话，我觉得杨小凯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人，而且是非常值得怀念的人。
小凯临终之前两年，发了一个Email给我，说他有很多忏悔，然后加入基督教了。我觉得这件事情也非常有意思。我一直在研究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差异，中国这个民族是没有宗教的，但是西方的科学思想很大程度上和犹太教的信仰有关系。最近西方有很多辩论，说市场经济要是没有信仰的话，如何建成市场经济？杨小凯这件事情开始让我很惊奇就是我想小凯是一个非常有信念的人，非常有科学经验的人。我不知道他是得病以后还是得病以前皈依基督教的，但有一条我很欣慰，因为我前面讲了我觉得杨小凯急功近利好大喜功，把他的身体摧毁掉了，但他皈依基督教以后，心情平和了很多，而且对自己以前的很多问题还作了忏悔，而且把这些忏悔Email给了很多他以前的朋友。当时我想，中国人一般都是一旦有成就都要把自己装的高大，再把自己的缺点都掩盖。像杨小凯这样一个诚恳的人，最后走到皈依基督教，忏悔自己，还写给自己的朋友的人太少了。虽然我不会皈依基督教，但我想科学本身也是一种信仰，相信世界是可以用数学和实验方法认识的，这是一种信念。我觉得作为他的一个故事，在走向人生最后的一段路上他的心路历程，这件事也非常有意思。所以我不愿意为了假装他的人格的完美而不提起这段变化。我觉得小凯最有意思的地方，是他的丰富的、矛盾的、不断改变自己的这样一种性格。而这种性格在中国传统文化下实在是太少了。我希望如果我有机会在临终以前进行忏悔的话，能够有杨小凯这样的勇气，面对自己的人生，想想哪些是追求过而没有达到的问题，哪些是应该追求而没有追求的问题。
我希望讲这些话不要被人误解我妒嫉杨小凯，和他争论或者对他有偏见。我认为留在历史上最重要的事情是对人真实地记录，对他成功地记录，失败的纪录，从来没有人能够判断什么叫成功，什么叫失败。昨天认为成功的，明天可能会认为失败；昨天认为失败的，明天可能认为成功。我觉得杨小凯这样的人，他的一生，他遭受的苦难，他走过的曲折的道路，对我来说像是人生的一堂课，从中可以得到不同的启示、不同的教训。每过一个时代，会让人对他的生命的意义有不同的解读，有不同的启示，而且鼓励后人走得更远，能够实现他那未能实现的目标，就是让中国和世界将来变成一个更美好的社会，更公平的社会——为有才能却不得志的人创造更多的机会，给那些高高在上、有权有势有财的人一个限制，不能让他们垄断一切权力，让社会不断的改革和进步。

钱颖一（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清华大学）：要讲的事似乎很多，但我想讲一下我和小凯最初的共事，和最后的见面和交谈。
20年前，1984年的时候，杨小凯刚到普林斯顿大学念经济学，大海刚从物理学转学经济学，我也刚到哈佛大学念经济学。我们当时在一起商讨成立一个学生组织，就是留美经济学会。我记得当时到普林斯顿去，后来到了纽约的福特基金会的总部，后来又和海闻取得联系。留美经济学会的成立是在纽约领馆，后来我和海闻、小凯都是理事会的成员。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有很多交往，特别是在留美经济学会里面，刚才陈平讲到了。当时成立的时候确实对方向的确定，章程的起草等一系列的问题上在和小凯的共事中我们达到了非常好的共识。这对留美经济学会作为一个学术组织一直到现在都是一个非常正面的影响，也对美国当时其他的学会，像中国商学会、历史学会等其他的组织都是有过很多有益的影响。我想这和小凯当时的基本的判断和思路都是非常吻合的。由留美经济学会举办这么一个追悼座谈会我觉得是非常合适的。小凯在留美经济学会成立的过程中做出了重大贡献。这是我跟他最初的交往。
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两个多月以前，也可能是我们这些人中最后见到他的。当时他和小娟在洛杉矶，小娟给我发了一个Email说：我们决定后天就离开洛杉矶回到澳洲，因为这里的治疗方法已经不行，不能接受他治疗。我看到这个Email就觉得我还有最后一次机会能够见到他。所以第二天我就专门到洛杉矶去了一趟。我们谈了很长时间，他那时候不太能说话了，所以我们交谈时他在听，但是基本上是在纸上写。就是病到这样程度的一个人，实际上我们80%的时间交流都是讲经济学问题。当时他就提到，他刚刚收到《理性的激情》这本书，他整个都读过了，他跟我说你在里面说过什么什么事情，我就知道他是读过了。我们谈了很多，也谈到中国的改革。从历史上讲，他特别关心文化上的事情，他也谈到“你们一直在做承诺博弈这样的问题，政府和经济的关系。可是很遗憾，希望你们能够到澳洲来访问”他已经邀请过我很多次了，一直没有成行。在整个好几个小时中，他一直都是对学术问题的执著和探讨。他当时非常的廋，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感受到他的人格魅力和执著。这是最后一次见到他。但是我可以说，他心情非常平静，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大家安慰的，就是对自己的一生，对自己当时的状况是非常平静的。
我觉得小凯是一种非常少有的结合两种特性的人。一种是对国事和实事的关注参与以及思考都是中国知识分子非常少有的。通常这样的人可能在另一方面就不见得是优秀的，不能把时间和精力用在学术的研究。杨小凯在学术的研究方面非常执著，而且是非常着迷，在过去的十年中平均每年一本书。所以他既是对时政的参与、关注，发表非常尖锐的看法，有很大的影响，同时他又是在学术上非常扎实和踏实的研究。他是一个读别人论文的人，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只是看论文标题和看摘要的而不读论文的人，而他是一个读论文的人。像他这么有成就的经济学家对于其他人的论文非常的关注，认真地读，并提出自己的批评、赞同。和他交流，说受益匪浅是一个很轻的词。即使在他生病之中，和他的交流都是如此，他当时讲了很多对一些学问上的探讨，对国家走向上的探讨，他都是极深刻的，特别是到最后一段时间非常关注文化的影响，中国的文化对经济和制度变迁这方面的影响。
我觉得小凯走了是一个很大的损失，但正像大家刚才说的，他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让我们在今后做的事情上可以有更多的共识，更多共同的目标和做法。我想从这一点上也是小凯希望看到的事情。所以昨天早上接到这个消息，虽说在意料之中，但是仍然感到非常的悲痛，今天有这么一个会上大家对他进行怀念，希望今后能够沿着他没有完成的事业继续走下去。

周其仁（CCER）：有一个学生在小凯那里读博士，大概一个星期以前，他回来讲小凯的情况不好，到洛杉矶去做试验性治疗，但是因为他有炎症，连试验也不能做，所以回澳大利亚，回澳大利亚一直在医院里看病。大家没有想到他会走得那么快。
小凯确实很难安息，因为他的工作，他喜欢的学问都不能叫他安息。因为他确实还有许多事情想做也可以做。但是我们还是要劝他安息，因为他留下了很多的东西。对我来说，我认识杨小凯超过了20年，印象最深的是他对现在的举世赞同的中国增长还有一种保留和怀疑。这种保留和怀疑不是一种情绪化的猜疑，更不是因为他的境况不好，而是来自他对社会，对经济长期发展面临问题的思考，也来自他的学术核心部分的理解。因为他的框架很简单，几十年来就是如此，就是劳动分工水平。经济增长不单是分工，重要的是分工水平不断地往上推，而导致这个分工层次会往上提升重要的是一种制度上的协调问题，其中产权很核心。这些认识经过很多工作大家都是分享的。但是小凯对这些问题的认识有更往前走一步的地方。产权并不是说经济学家认为哪一种好，呼吁把它变成现实就行。产权要得到很多其他制度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国家。而国家是唯一可以掌握合法暴力的组织，掌握着强制力的组织。国家如果不上轨道，私人产权很难发挥作用，私人产权不上轨道，整个市场的基础就怎么弄也弄不起来。我认为小凯虽然说中国经济成长成绩傲人，有让中国人感到自豪的地方，有很多经验值得学习，但根本上他还是有一些怀疑和保留。我觉得这一点对我来说影响非常大。
84年我第一次认识他是在蛇口。蛇口开放一段时间，遇到一些问题，当时袁庚和他的助手讨论中国开放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我当时就做了一些农村调查，对农村以外的东西了解很少。小凯在，讨论大概两天半，参观考察，听别人介绍然后自己讲。小凯有很多反映，我就觉得农村和农村以外的很多东西是通的。还有一点我觉得他比张五常还要走得更进一步，就是产权并不是直接来自私人的愿望，他首先对国家有想法。所以他后来关注宪政。他这几年身体明显不好就是在哈佛没日没夜的读西方的历史，读宪政的文献。由于经济学的知识很多还不提出这类问题，所以他没日没夜的读这些东西，想知道他的学生在这些里头能不能汲取方法去研究相关问题，包括英国光荣革命前后对土地制度，对英国的中产阶级和国家机器间怎么达成一个平衡，怎么形成一个制衡。
这些都是小凯留给我们很重要的东西。中国的经济增长到底会怎么样，还要看，从情感上讲，我不希望看到预言成真。但中国经济要能够健康的发展，能够经得起长期的历史检验，我认为小凯的这些思考从每一个角度看都是一个积极的东西，都是一个贡献。这一点应该留下来，继承下去，发扬下去。后辈的人还得接着做工作，我们很多学生都在这方面做工作。

宋国清（CCER）：我和小凯也是20年以前认识的。和他打交道不太多，但是一直是我非常敬重和钦佩的朋友之一。大家开始沟通的一些事情多年以后还都是印象深刻的。87年的时候我在体改所，体改所邀请杨小凯回国访问，当时他在美国。回来之后各方面广泛接触。从当时各个方面的情况看下来，虽然他过去也批评过政府的各种情况，但是那些是过去的事情了，有一些朋友劝他通达一点。但我看他的表现是该说什么就说什么，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当时对他有比较明显的印象，后来印象就更深了。我的感觉他一直把自己认为最重要的东西，最深刻的东西讲出来，不会为了通达，为了跟各方面的接触把自己弄得更红一点，更加得体的讲一些话。其他方面当然也非常佩服他，也和他谈过其它问题，但这一点是印象非常深刻的。现在想起来当时还不太理解，他是一直在坚持按照自己的方向去走。后来接触的虽然不多，但也非常关注他的情况，听到这个消息也是非常非常的痛苦。

林双林（内布达斯加大学）：昨天听到小凯去世这个消息非常悲痛。我84年就知道普林斯顿有两个中国学生，一个是学数学的，一个不是学数学的。后来85年收到了小凯还有其他几个留美经济学会发起人写给我的信，5月份就去参加成立大会。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发展到今天，都是留美经济学会的资深会员多年以来长期努力的结果。和小凯具体接触是98年的时候我做留美经济学会的理事，我负责AEA Panel 的Session，小凯寄来文章，我们Email来往很多。他做学问、为人我都非常钦佩。1998年在北京召开社会保障研讨会的时候，他来了，在会上作了一个精彩的演讲，效果非常好。小凯当时把家里人也带来了，在吃饭的时候，他把孩子带到外面去吃饭，非常小的一件事情能够看出他的为人。小凯不光关心经济改革，经济问题，他也关心中国的其他方面的问题，他想做的事情太多了。我最后想说的就是，小凯安息吧，让我们在座的朋友珍重自己，保重自己。

李玲（CCER）：我认识小凯也非常早，我82年从武大物理系毕业留校任教，小凯那时候是在武大教书，刚才汤敏也讲了，大家都住在教工宿舍，在教工食堂就餐。当时我并不认识他，经常吃饭的时候总是有一个人周围围着的人最多，他就是杨小凯。他总是在慷慨陈词地讲很多东西，讲中国的经济改革。那个时候是80年代初期，也是思想最活跃的时期。我是站在旁边的听众。读了他的经济控制论的书，很受启发，所以应该说他也是引导我走向经济学的导师。我一直很感激他，也为有他这样一位武大朋友而感到骄傲。所以知道他走了这件事情后很难过。希望我们活着的人能继承他的精神，像他那样做人、做学问，能真正地为中国做点事。

姚洋（CCER）：杨小凯这个名字我早就知道，上学的时候就知道杨曦光的名字。但是真正接触得并不多。我作为晚辈，对他很景仰。主要接触还是因为我们办《经济学季刊》这个杂志，我邀请他写一篇文章，他答应了。他非常认真，他对我说：“我写，但是我会说出不同意见，你能不能发？”我说我可以发。他那篇文章刊登以后的确有很多反响，也有很多不同的意见，但是我对他这种非常执著的态度非常感动，他非常支持国内的经济学的建设。后来他讲宪政的那篇文章也在我们这里发表了，他确实非常非常的执著。但是和他接触，他来中心两次作讲座，包括我自己私下和他聊天，他非常的平易近人。作为后辈，我们觉得小凯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

刘国恩（北卡和光华管理学院）：今天经研中心举办这么一个讨论会来纪念小凯的逝世。刚才大家讲了很多他的事迹、他的作风、他的学术，对他的印象非常好。我自己来说，知道小凯的名字也是很早的事情，只是和他个人交流不是太多。后来和他接触过几次，就在这很少的几次交流当中我想给大家补充一点很有意义的。88年留美经济学会在密歇根开会的时候，那时候选会长还没有通过Email选，是现场竞选。有几个竞选也是蛮激烈的，那天晚上我在一个会场里碰见了小凯。我说：小凯，今天这个竞选这么激烈，你为什么不出来呢？你这么有成就有影响的人，你出来的话，我想争议就没有了。他说：你是多久知道我的影响很大的？我说很早就知道你的影响很大。他说，如果你认为我的影响很大的话，你不认为如果权利和影响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太多的话，对我们一个新的组织会是不利的？我当时觉得这个人太骄傲了，对自己的影响那么自信。事后一想这个事情，一个新的制度，不管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处在制度改革的时候，制度应该分权而不是把影响集中到个人身上。他把理论活生生地用到自己身上，让我感受非常深刻。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想到这个对话，影响到我自己的成长，甚至影响了我的事业。对中国政治改革、经济改革，我们也是有很多探讨，对我的影响也很大。我想，如果我们中国再多几个像小凯那样的人，希望把权力和影响分散到更多的人身上而不是集中到个人身上，我们经济学界也好，政治体制的改革也好，应该更有希望的。今天听到这么多人对小凯更深刻地介绍，我觉得今天这个座谈会对我的影响很大。我想我会重新考虑我们下一次会议的方式，希望在很大程度上体现我们今天对小凯的怀念，希望我们大会能够做得更好。

李稻葵（清华大学）：跟在座的很多人一样，我也是一个无神论者。但我相信精神永存，我相信灵魂常在。我跟小凯接触很多年了，我也记不起来什么时候认识的。这么多年来，我对他一直是非常非常的敬仰，很多事情都在我的脑海里留下深刻的印象。如果让我总结的话，我在想，小凯的灵魂、精神是什么？我觉得他是非常顽强、非常倔强的一个精神，在我看来这也是格外的对学问、对真理追求的那个精神。顽强的灵魂是一个不断求索的精神，而且非常执著的追求目标的精神，而生活上是一种对自己的事情根本就不在乎的态度。他的人格、风格，他的为人也给我们留下了深远的影响。所以我想小凯虽然55岁的人生并不长，可是他对我们在世人的影响是永恒的，他发起创立CES的很多想法、他的学问、他的理论、他的执著的精神，对我们精神上的激励。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他的使命已经完成了。我想他可以非常平静的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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