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位经济学家在悼念座谈会上对杨小凯教授的缅怀


2004年7月8日


林毅夫（CCER）：今天我们以无限的哀痛追悼我们的老朋友，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的创办人之一，超边际分析的发明者，国际著名经济学家杨小凯教授，我建议我们大家起立，面对杨小凯教授的遗像默哀一分钟。

（默哀）

林毅夫：小凯以55年的岁月走过充满传奇的一生，就时间来讲他的人生不长，就成就来说，他的人生非常丰富。
小凯一生以真挚的心，执著追求他的学术和理想。道路坎坷，从来不妥协，不放弃。他在经济学上取得的成就已经在国际经济学界闪闪发光，是我们华人经济学家的骄傲。55岁正当英年，我们期盼他取得更为辉煌的成就。巨星骤然消逝，经济学界痛失了一位开拓者，我们痛失了一位真挚的朋友。
和小凯认识是在创办留美经济学会之时，前后算来已经将近20年。这些年来他的精神，他对学术的追求一直是我效法和学习的榜样。最近这几年，我们在学术观点上时有冲突。“众士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在学术上，只有不同观点的不断砥砺和切磋，我们各自的理论才能不断完善，不断前进。
公开的学术争论，言辞难免有时相当尖刻，但是我们的友情并没有因为这些争论而受影响。前年暑期，我的学生张鹏飞到莫纳什参加他举办的超边际分析夏令营之时，托他带了一封信，小凯看了很高兴。过去他多次邀请我到莫纳什访问，这几年我也几次邀请他再度到中心来讲学，如今病魔竟然已经夺他而去。
昨天小凯弥留之际，文贯中兄给小凯的夫人小娟打了电话，带去了朋友们的关怀。再次打电话时小凯已经离我们而去。小凯，安心的走吧，你的精神永远在我的心中，激励着我前进。

茅于轼（天则所，书面）：悼念杨小凯：你一生都在向最高峰攀登，这种精神将永远鼓舞我们前进。

吴敬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书面）：惊悉杨小凯教授不幸逝世，深为中国经济学界失去了一位杰出的学人和我个人失去了一位诚挚的朋友而感到惋惜和悲伤。
由于我正在出席政协常委会议，不克参加中心为杨小凯教授举行的追悼会，请你代我表达哀悼之意，并向小凯教授夫人转致深切的慰问。

樊纲（国民经济研究所，书面）：杨小凯过早的离开了我们，他一生坎坷却奋斗不息，多年潜心治学博大精深，是少数几位对经济学基础理论做出贡献的中国出生的当代经济学家，也是一位一生关注中国命运，为了中国人的福利而无所畏惧的爱国者，他是我们这一代中国经济学者的骄傲和楷模，悼杨小凯教授。

张维迎（光华管理学院，书面）：悼小凯。22年前与你相识，从此你就成为我心中的楷模。每次与你相聚，我都发现，你总是站在经济学的前沿。你的思想总是给我启迪，你的成就总是催促我不断奋斗。我羡慕你、崇拜你，为世界上有你这样伟大的华人经济学家而骄傲，为有你这样的朋友而自豪。
几年前，病魔开始威胁你的生命，我在为你祈祷。几个月前，最后一次与你联系，是通过电子邮件，希望你康复后再来光华讲学。你多次邀请我到Monash大学访问，我一直未能成行。没想到，你这么快就匆匆离去。
安息吧，小凯，我永远的朋友。

徐滇庆（西安大略大学）：昨天当文贯中告诉我杨小凯去世的噩耗的时候，我震惊了。虽然一切都在意料之中。
我和杨小凯是在1980年认识的。当时我在国家计委计算中心算题目，到晚上我发现还有一个人走得比我还晚，他就是杨小凯。从此之后我们两个人多次来往，在北京、在武汉。后来在美国的时候，我接到杨小凯的通知，他说希望我能够到纽约开一个会。后来我才知道，是他和于大海、钱颖一在筹建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从此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就登上了中国经济学研究和改革的舞台。特别是1992年，我还专门到澳大利亚到莫纳什，住在杨小凯家，和他彻夜长谈。
我对杨小凯的学问和为人非常佩服。杨小凯55岁的英年早逝是我们中国经济学界的一大损失，我也失去一个良师益友。我相信，杨小凯的精神将会激励我们努力的走，把中国的经济改革推向前进，把中国的经济学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安息吧，杨小凯！

海闻（CCER）：昨天下午知道这个噩耗，我非常震惊，非常难过，通过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上把这个消息登上去。
我和杨小凯是1985年认识的，当时我在美国西部的加州大学读书，杨小凯、钱颖一、于大海在东部准备发起筹备一个研讨会。我们当时在西部也有一个中国经济学的联络网。后来杨小凯、于大海、钱颖一就邀请我们一块参加，就成立了中国留美经济学会，我非常荣幸的和小凯一起担任了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第一届理事会的理事，于大海是会长。后来和小凯就一直有断断续续的联络。
第二次接触比较多就是我们回国办经济中心，小凯非常支持，在中心做过几次讲座，而且他非常高兴的接受了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的网上采访，跟网友，很多中国经济学的青年朋友们在网上直接进行交流。后来通过网上知道他生病，大家都非常关心，没想到最终还是在55岁的英年就离我们而去。
我觉得小凯是我们中国经济学家的一个楷模，从三个方面来讲。第一个我认为是他的精神。我觉得他追求真理的精神很值得我们学习，我们很多人都没有他那种经历和精神，在监狱里的时候他还不断的学习，不断的追求。我觉得这是最值得我们学习的一个方面，就是永不放弃学习。第二个是他的水平。他的经济学研究首先是站在国际水平上，站在对主流经济学的掌握上，同时又对主流经济学有很多反思。他的学术水平和学术成就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第三个是他对社会的责任和对中国的感情。他对国家对社会对我们民族的感情是非常深厚的。大家知道他参与创办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然后一直在很多地方工作，而且他是很平易近人的跟大家交谈。给我印象很深的是1999年底他来做讲座，毅夫跟他讨论，对和他不同的意见，他非常坦率的直接接受，没有说照顾自己的面子。
总的来讲，小凯确实是我们这一代人里的佼佼者。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楷模，我觉得我们应该学习他的精神，希望能够努力达到他的水平。

王建国（光华管理学院）：我和小凯是接触最亲密，时间最长的。因为我在很小的时候，看到墙上贴着《中国向何处去？》，那时候我就知道一个叫杨曦光的人。我很小就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有前瞻观念的人，那个时候我就对他印象非常深刻，但是不知道他是谁。后来我才知道当时他才16岁，那是很多很多年前了。
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武汉大学，那是81年底82年初，他在武汉大学担任讲师，我去听他的课。那时候小凯就成了我的老师。后来我就留学了，实际上我比小凯他们出国还要早，小凯在84年出去留学。我后来再去莫纳什大学念博士的时候，小凯、黄有光、Wills都成了我的导师。后来做论文的时候他是我主要的指导老师之一。
和他交往中间我觉得小凯有几点是非常值得我学习的：我的很多方法论都受到小凯的影响，第一个是受到张五常的影响，后来受到小凯的影响。我觉得小凯在方法论上有这么大的贡献，他的研究方法和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是有差别的，我想大家都是知道的。一般的新古典经济学没有劳动分工，而劳动分工是小凯的新型古典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另外新古典经济学中生产者和消费者分开研究，小凯是放在一块研究的。在他的研究中没有宏观微观之分，他的很多经济学方法宏观和微观完全是统一的，不存在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所以我觉得他在方法论上有重大的创新。当然用他的方法研究也有一定的缺陷，就是它不能用一般的数学去证明。所以后来他带了一批学者想在这方面突破。如果他不逝世，我想目的肯定是能够达到的，我想他的理论后面会有人去完善他，他的学术上的贡献是重大的。
第二，他是我所看到的头脑最清晰的人，非常的聪明。一般的人过分的聪明会误人，用在勾心斗角上。他的聪明是对整个世界方法和理念的思考，非常理性，很有海量。你怎么跟他争论都没有问题，学术就是学术，他非常理性的思考，他把感性的东西和理性的分析彻底分开，作学术和做人彻底分开。他的思维方法对我有深刻影响。我觉得他的英年早逝，和他当年做学问过分的执著和追求是有关的。因为他的坎坷的经历，在监狱里受尽折磨。我在澳洲的时候他从早到晚都是坐在电脑前，坐在那个地方从早到晚搞学问。他批评我说：王建国，你有一千个想法，但就是坐不住。他经常提醒我要是能够坐得住的话就不是这样。他是在学问上面非常执著的人，他是极为聪明的人，也是非常刻苦的人。所以我觉得他有今天的成就，不仅仅是天赐的天分，也和勤奋有关系。
第三，他的达观的态度。经济学这个东西是害人的，经常使我们的人生观掺杂一些世俗的东西，它能够影响我们的人生观，使得我们自己也变得世俗不堪。如果学习经济学不能把经济学的方法、经济学的学问和做人分开的话是非常失败的。我觉得小凯做人和研究经济学的方法是彻底分开的。他把科学研究的方法和做人是完全分开的。在他病危的时候我去他家里看他，我们在一起讨论人生观，谈到生死观，他相当有责任心。
我觉得小凯一生无论从知识范围、研究方法还是他对人生的看法都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影响。我从澳洲的朋友那里听到他过世的消息非常悲愤，他是我的老师，我是他过去的学生。他永远是我的老师，永远是我的朋友。他的精神，他做学问的方法，做人的方法，为人的品质都会永远激励着我前进。而且我觉得小凯也会成为今后我们经济学人团结的一面旗帜，他会成为我们团结的力量。悼念小凯，愿小凯安息。

汤敏（亚洲开发银行）：昨天中午听到这个消息后觉得心情非常沉重。从某种意义上讲，小凯应该是我们在现代经济学意义上的启蒙导师，我当时在武大刚刚毕业留校的时候，我们在一个教研组，而且我们就住在一个楼里，上下楼。两年时间我和他一起做学问。开始发表的几篇文章都是和小凯一起发表的。那两年对我收益非常大，当时我是从数学系毕业的，对经济学没有真正入门，他那两年的指导、引导起了非常重大的作用。另外就像建国说的，他的精神使我终身受益匪浅。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他的追求不但是经济学的还有其他方面的追求，与此同时受到各种各样的不公正待遇，总是不断地受到一些挫折，但是他基本上不管这些事情。看到他的情况觉得非常难受，但是也被他的精神所感动。另外就是他的工作精神。他工作起来一坐就是一天，有时候为了写一篇文章，我们探讨就要花半天时间，他特别执著，即使一个小问题也非常严肃非常认真地对待。按照他的说法，他十几岁就一直在思索这些问题，后来形成他的模型等等。实际上他的想法在非常早的时候就形成了。我记得在82年的时候他就一直跟我们在探讨这些问题。
正像大家所说得那样，小凯非常可惜，时间毕竟太短了。一个经济学的大的理论上的突破和形成体系确实需要时间，也需要我们所有的经济学人共同努力，争取把他所开拓的事业、开拓的方向和开拓的方式能够把他继承下去，能够真正的对中国经济学，能够对经济学理论有所贡献。他是一个思想者，他的伟大不仅在经济学，而且在其他方面，他的一些观点一些想法要继续把他发扬下去。最后再次沉痛的哀悼杨小凯。

左小蕾（银河证券）：我想起很多小事情。杨小凯就住我们楼下，他第一次来的时候，楼下的房子实在是很糟糕，有一堆垃圾在门口。小娟——杨小凯的夫人当时很乐观，好像这种事情司空见惯。杨小凯的人生已经经历过这些，已经不把这些放在心上了。我还想起一些事情。我们在一起的一个冬天，武汉很冷很冷，外面下大雪，当时包饺子，只有一个煤油炉子，烧半天连馅都煮不熟，但是他很乐观，小娟也嘻嘻哈哈的，那顿饭吃得乱七八糟的。
我昨天想起了好多好多小事情。他刚去武大讲课的时候，讲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比较，事后就有人告了他，然后让我和汤敏来证实他是这样说的，整他的黑材料。我和汤敏就说，他没有这样说。我们觉得他说的完全是非常理性的一些分析。那个时候他还受到很多很多的压力，但是他并不把这些放在心上，他坐下来就和我们谈话，就开始说他的那套东西，一遍一遍地说。当时我和汤敏都是武汉大学数学系毕业的，对经济学没有任何的认识。他一边一般地说，而且催着我们去做，跟他一块去做调查。那时候数据很难的。我还记得我们一块去湖北省政府机构外头，等半天。
大家刚才讲了很多都是很闪光的。杨小凯是个思想家，确实是个大家，但是我觉得他在很多小事情上的那种执著，应该来说给我今天在经济学学习的过程中、在研究的过程中、以及在国外和回来的工作中，确实产生了无形之中的影响。我当时和汤敏说，杨小凯坐下来就说他的分工理论，坐下来就说他的超边际分析，不懈地为他的理论去游说，其实也是他的思考过程。昨天我听到噩耗以后，其实和滇庆说的一样，尽管在意料之中，还是很难接受。我觉得吴小娟将来也很不容易，有很多很多困难。然后希望大家以后多关注吴小娟，多关注他的孩子，也请在座的各位为了中国的经济学珍重自己。

陈平（CCER）：杨小凯的去世，让我非常沉痛，也非常的震撼，因为他是我们这一代人里第一个冲向世界也是第一个离开世界的人。我和杨小凯一样，这几年有非常大的紧迫感，觉得来日无多，想做的事却很多，所以有的时候说话可能非常激烈，并非认为自己了不起，而是认为自己差距非常大，特别是和杨小凯相比，我自己差距很大。
在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问题上我是非常明确的全盘西化。但是经济学很大程度上是政治经济学，哪一条道路适合中国的国情，有很多的辩论。就这个情况我讲讲我所了解的杨小凯。
我理解的杨小凯，他首先是一个政治家。中国的文化传统是以天下为己任，这在杨小凯身上体现得非常明白，他做经济学不是为了拿终身教职，不是为了个人荣誉，而是为了改造中国。
我最早知道杨小凯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当时我们都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参加文化革命，很少有人反思毛泽东思想本身有什么问题。所以当我第一次知道湘江风雷的杨曦光贴大字报《中国向何处去？》的时候，我非常震惊，我认为这是文化革命当中除了个人攻击以外，唯一有思想性的东西。当然那时候的杨曦光思想非常的左，要回到巴黎公社的原则，而认为毛泽东领导的农民式的革命还不够彻底，所以他实际上提出“二次革命论”，要比文化大革命提出来的目标——打倒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还要彻底。所以我对杨小凯的第一个印象是一个革命的理想主义者。
我后来见到的杨小凯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对他的看法，但是我对他当时的目标和勇气更加印象深刻。我已经不记得第一次见到杨小凯的具体时间。我看到了他写的《经济控制论初步》，我知道当时中国有几个人要把控制论用到经济学里面去，我一个，当时的金观涛一个，都是大学生，但是还有一个连大学都没有上过的杨小凯。而实际上用科学工具并不是目的，只是一个用以讨论中国和世界的基本问题的手段。所以我当时对杨小凯印象非常深刻。从数学方法上说，作为一个没有上过大学的人，能够首先把控制论用到经济学上去，这已经非常不简单了。但从那里面反映出来的雄心和思想光环更让人感到震撼。我是一个很骄傲的人，佩服的人非常少，但是我对杨小凯的佩服是真实的。
第三件事发生在留美经济学会。留美经济学会前两届我没有参加，实际上我和杨小凯一样，一到美国就希望组织中国的留学生，组织最关心国家命运的同学讨论、研究中国将来的命运和走向。我去过哈佛、MIT很多次，组织过讨论，有很多高谈阔论之士，但没有多少像杨小凯那样坚定的要做实事的人。等到我知道留美经济学会成立并要参加的时候，当时我发觉留美经济学会外面看很热闹，内部面临着严重的危机。原因是经济学会一旦有影响，就会有人拿来把它变成自己的工具。当时有人似乎要改变留美经济学会的方向，最好取消留美经济学会，还有人想要把它变成个人成名的工具。杨小凯从来没有做过留美经济学会的会长，但是这一次我感觉到他是留美经济学会创立时期的灵魂人物。那一次杨小凯和于大海来找我，动员我去竞选会长。当时我刚从医院出来，我知道我如果竞选会长我的身体会经受不住。但杨小凯向我分析了学会的形势，认为我有责任这样做，而且给我谈了他个人的经历。那次我非常感动。可以说我是在杨小凯个人的使命感和对全局的清醒的认识的感动之下出来竞选这个会长，后面发生的事情我就不用说了。我觉得到今天留美经济学会没有垮台，没有变成一个政治斗争的工具，也没有变成个人野心的工具，而变成了在中国坚定的传播经济科学——我不愿意用西方经济学这个词，天下没有东方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只有科学——同时坚定地推进中国改革，我对杨小凯有非常持续和深刻的印象。每当发生危机，是顾及个人利益还是推进中国改革的事业，我永远觉得后面有一个人，有一个良心，也是一个个人的朋友在召唤。这个人虽然经常和我有争论，但也是唯一可以和我争论又让我尊敬的人，这个人就是杨小凯。
我觉得中国的士大夫阶层，中国的知识分子，好的方面是有使命感，以天下为己任。差的方面也是使命感，把做官、从政作为自己的最高成就，为此不惜牺牲学术的独立和学术在世界上的地位。到今天为止，包括我本人，也很难摆脱中国文化的传统。每次碰到到底是科学第一、学术第一还是从政第一、以当谋士为荣耀，中国知识分子经常摆脱不了中国的文化传统。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自己也非常愿意参与政治，但是到现在为止，还能够坚持学术独立，我认为得到杨小凯深刻的影响。我觉得杨小凯在文化革命的时候是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而且是原教旨的马克思主义，想要回到巴黎公社。经过坐牢的死亡边缘上的经验以后，到了西方，我认为他成为非常坚定的原教旨的自由民主论者，希望像西方一样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机制。这条道路走不走得通我并不知道，但是他非常坚定的探索。我认为他是一个非常好的经济学家，但是令人惊异的是，他把大量的时间用于发表他在文化革命中的回忆录，而这里面的思考包括对人生的观察，讨论监狱里面非人性的行为，对社会基本理论的探讨。在这个问题上我和杨小凯有比较多的争论，但是我认为他的执著，他对中国和人类命运的关心，这种使命感很少在其他经济学家身上看到。在这一点上我认为他在我们这一代人里面是一个先驱者。
但是有一个问题我不知道杨小凯是怎么想的，我没有问过他，但我想问过，他既然那么执著于政治，为什么不投入国外持不同政见者的运动，而是非常坚定地要创造一个主流经济学里的中国流派。这是为什么？肤浅的解释可以猜杨小凯想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也不是什么坏事，中国想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中国百年鸦片战争以来，只满足于介绍、宣传西方的理论，认为用到中国就可以研究中国问题。想要用中国的经验来修改、发展、甚至挑战主流经济学的，而且步向成功的第一人我认为是杨小凯。两三年前我们经济研究中心纪念严复翻译《国富论》百年，台湾有个学者回顾中国经济学的百年发展，他分析统计哪些人在主流杂志上发表文章。我后来问他，中国人有什么突出贡献，他说没有。我当时听了非常难过。当时的截止时间太早了一点，如果再晚一点我觉得杨小凯的名字应该列得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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